《式古堂书画汇考》王阳明佚书四札附考论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中国儒学》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六日戊午

           耶稣2015年8月10日

清卞永誉纂《式古堂书画汇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汇考》）卷二十五所录明人书“王守仁”条下中收有王阳明书信四封，为王阳明佚文。四封书信在《汇考》中分别题为“王阳明上父亲二札”与“王文成公与弟伯显二札”。《四库提要》评价《汇考》其书云：“惟所载书画不尽属所藏，亦非尽得之目见。大抵多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诸书采摭裒辑，故不能如《宝章待访录》，以目见的闻灼然分别……”无论此四札是否据其“目见”收录，观其内容，则确为阳明书信无疑。其中，以“上父亲”第二札为尤重要，书中所涉内容为对朝中诸事与时事的详细条陈、评价，由此而及自身之出处进退，在现存阳明书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现将此四封书信以简体录之于下，分别段落，缀以标点，并于“上父亲”第二札略加注释。文末附以笔者因“上父亲”第二札所作《正德间王阳明在京师出处进退心迹考》。《汇考》原录各二札之间另起一段以示区别，笔者移录时标注以“一”、“二”。“上父亲”第二札中之“■”，在《汇考》中原以小字“阙”标注，今以“■”代替。

王阳明上父亲二札 行楷书纸本

一

男守仁百拜父親大人膝下，会稽易主簿来，得书，备审起居万福为慰。男与妺壻等俱平安。但北来边报甚急，昨兵部得移文，调发凤阳诸处人马入援，远近人心，未免仓黄。男与妺壻只待满期，即发舟而东矣。行李须人照管，祯儿辈久不见到，令渠买画绢，亦不见寄来。长孙之夭，骨肉至痛，老年怀抱，须自宽释。幸祖母康强，弟辈年富，将来之福，尚可积累。道弟近复如何？须好调摄，毋贻父母兄弟之忧念。钱清、陈伦之回，草草报安。小录一册奉览，未能多寄。梁太守一册，续附山阴任主簿。廿八日，男守仁百拜。

二

父亲大人膝下。毛推官来，■大人早晩起居出入之详，不胜欣■。弟恙尚未平，而祖母桑榆暮■不能■，为杨公[1]所留，养病致仕，皆未能遂，殆亦命之所遭也。人臣以身许国，见难而退，甚所不可。但于时位出处中较量轻重，则亦尚有可退之义，是以未能忘情。不然，则亦竭忠尽道，极吾心力之可为者，死之而已，又何依违观望于此，以求必去之路哉？

昨有一儒生素不相识，以书抵男，责以“既不能直言切谏，而又不能去，坐视乱亡，不知执事今日之仕，为贫乎，为道乎？不早自决，将举平生而尽弃，异日虽悔，亦何所及”等语，读之良自愧叹。交游之中，往往有以此意相讽者，皆由平日不务积徳，而徒窃虚名，遂致今日士夫不考其实，而谬相指目，适又当此进退两难之地，终将何以答之？反己自度，此殆欺世盗名之报，易所谓“负且乘，致冦至”者也。

近甸及山东盗贼奔突往来不常，河南新失大将，贼势愈张，边军久居内地，疲顿懈弛，皆无斗志，且有怨言，边将亦无如之何。兼多疾疫，又乏粮饷，府库外内空竭。朝廷费出日新月盛，养子、番僧、伶人、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皆锦衣玉食。近又为养子盖造王府，番僧崇饰塔寺。资费不给，则索之勋臣之家，索之戚里之家，索之中贵之家。又帅养子之属，遍搜各监内臣所蓄积。又索之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三字疑衍——笔者注）。又使人请太后出饮，与诸优杂剧求赏。或使人绐太后出游，而密遣人入太后宫，检所有，尽取之。太后欲还宫，令宫门毋纳，固索钱若干，然后放入。太后悲咽不自胜，复不得哭。又数数遣人请，太后为左右所持，不敢不至，至即求厚赏不已。或时赂左右，间得免请为幸。宫苑内外，鼓噪火炮之声昼夜不绝，惟大风雨或疾病，乃稍息一日二日。臣民视听习熟，今亦不甚骇异。

永斋[2]用事，势渐难测。一门二伯，两都督，都指挥、指挥十数，千百户数十，甲第坟园店舍，京城之外，连亘数里。城中卅余处，处处门面，动以百计。谷马[3]诸家，亦皆称是。榱桷相望，宫室土木之盛，古未有也。大臣趋承奔走，渐复如刘瑾时事。其深奸老滑，甚于贼瑾。而归怨于上，市恩于下，尚未知其志之所存终将何如。春间，黄河忽清者三日，霸州诸处一日动地十二次，各省来奏山崩地动、星陨灾变者日日而有。十三省惟吾浙与南直隶无盗。近闻■中诸■颇黠桀，按兵不动，似有乘弊之谋。而各边谋将又皆顿留内地，不得归守疆场，是皆有非人谋所能及者。

七妺已到此，初见，悲咽者久之。数日来喜极，病亦顿减，颜色遂平复。大抵皆因思念乡土，欲见父母兄弟而不可得，遂致如此，本身却无他疾。兼闻男有南图，不久当得同归，又甚喜，其恙想可勿药而愈矣。又喜近复怀姙，当在八月间。曰仁[4]考满在六月间。曰仁以盗贼难为之，故深思脱离州事，但欲改正京职，则又可惜虚却三年历俸。欲迁升，则又觉年资尚浅。待渠考满后，徐图之。曰仁决意求南，此见亦诚是。男若得改南都，当遂与之同行矣。

邃庵近日亦苦求退，事势亦有不得不然。盖张已盛极，决无不败之理。而邃之始进，实由张引，覆辙可鉴，能无寒心乎？中间男亦有难言者，如哑子见鬼，不能为傍人道得，但自疑怖耳。西涯[5]诸老，向为瑾贼立碑槌磨未了，今又颂张德功，畧无愧耻，虽邃老亦不免。禁中养子、及小近习与大近习交构已成，祸变之兴，旦夕叵测。但得渡江而南，始复是自家首领耳。

时事到此，亦是气数，家中凡百，皆宜预为退藏之计。弟辈可使读书学道，亲农圃朴实之事。一应市嚣虚诈之徒，勿使与接。亲近忠信恬淡之贤，变化气习。专以积善养福为务，退步让人为心。未知三四十年间，天下事又当何如也。凡男所言，皆是实落见得如此，异时分毫走作不得，不比书生据纸上陈迹，腾口漫说。今时人亦见得及，但信不及耳。余姚事亦须早区画，大人决不须避嫌，但信自己恻怛心、平直心，退步心，当时了却此，最脱洒。牵缠不果，中间亦生病痛。归侍虽渐可期，而归途尚尔难必。翘首天南，不胜瞻恋。男守仁拜书。外山巾及包头二封。

[考释]此书当作于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今本《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收有《上大人书一》，当为与此书前后相续而作者，而此书当作于前。观《上大人书一》云“七妹当在八月，身体比常甚佳”（《全集》1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此书则云“（七妹）又喜近复怀姙，当在八月间”，可见。《上大人书一》末缀以时间“闰五月十一日”，书后附苏潭跋语云“此正德七年，阳明先生寄其父尚书书也”，无误。《汇考》此书当作于正德七年闰五月十一日之前，书中语云“河南新失大将”，《明史·武宗本纪》云“（七年）三月辛未，副总兵时源败绩于河南，都督佥事冯祯力战死”（《明史》卷十六，205页，中华书局，1974年），所指当即此事，而云“新失大将”，则作于“三月辛未”之后不久。姑系之于正德七年三、四月间。

[1]“杨公”即杨一清，此书后之“邃庵”、“邃”、“邃老”均指杨一清（号邃庵），时为吏部尚书。王阳明与杨一清交谊颇深，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王阳明父丧，曾请杨一清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见寄杨邃庵阁老》，《全集》卷二十一，819页）。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王阳明受杨一清之请，为撰写《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全集》卷二十八，1022页），比杨邃庵之门于文中子之门。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王阳明有两广之命而请辞，亦两致书于当时正居内阁的杨一清，请助其成辞命之请（见《全集》卷二十一，821-822页）。[1]

[2]“永斋”，即宦官张永，正德五年八月，张永用杨一清之策而诛宦官刘瑾。张永与刘瑾同为武宗为太子时的东宫太监，武宗继位后得用事，与谷大用、马永成、魏彬、邱聚、高凤、罗祥等东宫旧竖一时称为“八党”。刘瑾被诛后，张永益为武宗所宠信。后“一门二伯……”数语，所述为张永之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情形，“二伯”，《明史·张永传》云：“遂封永兄富为泰安伯、弟容为安定伯。”（《明史》卷三百四，7793页）阳明此书后所云“张已盛极”、“实由张引”、“颂张德功”，数“张”皆指张永。

[3]“谷马”，即谷大用、马永成，皆为“八党”之宦竖。

[4]“曰仁”，即徐爱，王阳明妹婿兼弟子，时知祁州。

[5]“西涯”，即李东阳，时为华盖殿大学士。“西涯诸老”，犹云李东阳等诸阁老。

王文成公与弟伯显二札 行书纸本

一

比闻吾弟身体极羸弱，不胜忧念，此非独大人日夜所旁惶，虽亲朋故旧，亦莫不以是为虑也。弟既有志圣贤之学，惩忿窒欲是工夫最紧要处。若世俗一种纵欲忘生之事，已应弟所决不为矣，何乃亦至于此？念汝未婚之前，亦自多病，此殆未必尽如时俗所疑。疾病之来，虽圣贤亦有所不免，岂可以此专咎吾弟？然在今日，却须加倍将养，日充日茂，庶见学问之力果与寻常不同。吾固自知吾弟之心，弟亦当体吾意，毋为俗辈所指议，乃于吾道有光也。不久，吾亦且归阳明，当携弟辈入山读书讲学旬日，始一归省，因得完养精神，熏陶德性，纵有沈疴，亦当不药自愈。顾今未能一日而遂言之，徒有惘然，未知吾弟兄终能有此福分否也？来成去，草草。念之，念之，长兄阳明居士书致伯显贤弟收看。

二

此间事汝九兄能道，不欲琐琐。所深念者，为汝资质虽美，而习气未消除，趣向虽端，而德性未坚定。故每得汝书，既为之喜，而复为之忧。盖喜其识见之明敏，真若珠之走盘。而忧其旧染之习熟，或如水之赴壑也。汝念及此，自当日严日畏，决能不负师友属望之厚矣。此间新添三四友，皆质性不凡。每见尚谦谈汝，辄啧啧称叹，汝将何以副之乎？勉之，勉之。闻汝身甚羸弱，养德养身，只是一事。但能清心寡欲，则心气自当和平，精神自当完固矣。余非笔所能悉。阳明山人书寄十弟伯显收看。印官与正宪读书，早晩须加诱掖奖劝，庶有所兴起耳。

【附】

正德间王阳明在京师出处进退心迹考

据《年谱》，王阳明正德五年庚午（1510年）十一月至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十二月在京师。《年谱》所载此段行事颇简略，除述所历官职变迁外，所记多为与京师诸友讲学之事。而现存王阳明此段时间文字，亦多及讲学，而少及时事。然此段时间，虽刘瑾方被诛，但朝廷尚值多事之秋。及见上所录《式古堂书画汇考》阳明“上父亲”书第二札，王阳明当此多事之秋对时事之剖判、自身出处进退之节的考量，跃然纸上。故作此“心迹考”，以补《年谱》所未备。

《汇考》“上父亲”书第二札云：

为杨公所留，养病致仕，皆未能遂，殆亦命之所遭也。人臣以身许国，见难而退，甚所不可。但于时位出处中较量轻重，则亦尚有可退之义，是以未能忘情。不然，则亦竭忠尽道，极吾心力之可为者，死之而已，又何依违观望于此，以求必去之路哉？

如上所云，此书作于正德七年三、四月间，观此书所云，则王阳明“求退”之意甚坚，裁之于“可退之义”“以求必去”，但为杨一清“所留”，不能如愿，而叹“命之所遭”。

《王阳明全集》所载正德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上大人书一》云：

曰仁考满亦在出月初旬，出处去就，俟曰仁至，计议已定，然后奉报也。[2]

参诸《汇考》书所云：“曰仁以盗贼难为之，故深思脱离州事，但欲改正京职，则又可惜虚却三年历俸。欲迁升，则又觉年资尚浅。待渠考满后，徐图之。曰仁决意求南，此见亦诚是。男若得改南都，当遂与之同行矣。”则王阳明所云与妹婿徐爱计议“出处去就”，实则二人基本上已确定下来共谋“求南”、“改南都”以得“去”。

从《年谱》记载可以看到，二人后来均得遂所愿，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徐爱“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二人以“便道归省”而“同舟归越”。王阳明至正德八年冬十月方至滁州上任，《年谱》云“地僻官闲”，则王阳明之谋求“改南都”，实则是因以“养病致仕”求退未果而采取的屈曲变通的办法，意亦在于求“退”。

王阳明“求退”之意虽于正德七年年底方以变通的方式得偿所愿，但其“退”意尚非肇端于是年。钱明先生《〈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收有王阳明《寓都下上大人书》一札云：“此间决不能久住，……欲归之计非独时事足虑，兼亦身体可忧也。” [3]据钱明考证，此书作于正德六年（1511年），当无误，观书中语“去岁江西”，当指正德五年王阳明任庐陵知县时事，则此书确属正德六年所作，末署日期为“五月三日”。诚如此书“决不能久住”语所指示的，正德六年五月，王阳明已决计求“退”。在这封信中，王阳明还请其父劝阻其妻不要到京师来：“媳妇辈能遂不来极好，倘必不可沮，只可带家人、媳妇一人，衣箱一二只，轻身而行。”[4]此亦可见当时王阳明的“欲归之计”已经非常坚决了。

王阳明是否初至京师即萌退意呢？显然不是，《年谱》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证。《年谱》正德六年十月条下“送甘泉奉使安南”中追述道：“先是先生升南都，甘泉与黄绾言于冢宰杨一清，改留吏部。职事之暇，始遂讲聚。”[5]据《年谱》，王阳明以正德五年十一月入京，十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而正德六年正月“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观此可知，王阳明正德五年年底入京时所获官职即为南京之官（此正其正德七年年底变通思“退”所求者），因讲学友湛甘泉、黄绾之请，而得以留京供职。是时留京虽出于友人之请[6]，当亦不违背阳明本人的意愿。也就是说，王阳明正德六年正月调吏部时尚有留京之意，而至同年五月初即已决意求去了。何以在短短四个月之内有如此大的变化呢？

需要一提的是，王阳明初至京师时选择留京，与湛甘泉等讲友相聚讲学是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王阳明自正德二年离京赴谪龙场与湛甘泉相别后，几无时无刻不念及此讲学友。如相别京师时，“作八咏”以答湛“九章”之赠[7]，赴谪途中，曾赋“南游”以申王、湛衡岳、罗浮之约，[8]而在王阳明梦中二人甚至也会相遇[9]。对讲学友的怀念并未因相别日久而淡漠，正德五年年初王阳明于龙场归途所作诗中，亦两次忆及湛甘泉[10]。由此可见，当二人于正德五年年底终于在相别近四载后再度相逢时的欣喜之情，而此时王阳明既经龙场开悟，所学不比旧日，与旧友相与切磋在阳明而言是非常迫切的。《年谱》所载王阳明正德五年十一月初入京时即与湛甘泉、黄绾等友人“订与终日共学”[11]，当非虚语。

当然，为与讲友终日共学王阳明选择留在京师，但“出处进退”之节此时亦当其所计虑。此时，王阳明对时事的态度更多地是在观望中，亦难云有所期待。王阳明以正德元年（1506年）触忤刘瑾而下狱，后谪官龙场驿丞。正德五年三月蒞任庐陵知县时，刘瑾尚未伏诛（刘瑾伏诛在八月）。王阳明任庐陵知县数月即获得“入觐”的机会，应该与刘瑾被诛有关。据笔者考察，王阳明谪居龙场之时曾借“玩易”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有所省察，并借“遁”卦指出：其时为君子渐消、小人渐长之时，君子可以求“遁”了，但形势尚有可为，所谓“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若君子急欲“一裁之以正”，反倒有可能使小人无所容而“速之乱”。时势如此（阴长阳消），只能求“小利贞”，即小有所为，所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12]应该说，王阳明对当时时事的省察既非常冷静，同时也透露着一种悲观。正因为有谪居龙场时冷静而悲观的省察，王阳明正德五年岁末入觐之时，虽然时势有所变迁（刘瑾新伏诛），但对于时事的态度而言，很难说有所期待，更多的只是观望。淹留京城数月后，这种观望很快有了结果，遂绝意求去。此观望的结果在我们所见《汇考》所录阳明上其父书中和盘托出[13]，读之令人齿冷。要而言之，大端有三：

其一，君上荒淫无度，迹近无赖。如果说正德元年王阳明触忤刘瑾之时明武宗尚未成年的话，此时他已逐渐长大成人，但所作所为极尽荒唐之能事。阳明信中所言“养子、番僧、伶人、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宫苑内外，鼓噪火炮之声昼夜不绝，惟大风雨或疾病，乃稍息一日二日”，此类事史家多有述及，此不赘。信中所述为向太后索要钱财，邀太后会饮以求重赏，诓太后出宫以掠其财，闭宫门不纳索买路钱，尤属荒诞至极。

其二，宦竖恃宠邀功弄权，如信所言中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事。诛刘瑾之事系张永为之，史家对其行事亦略有褒奖。在阳明看来，“其深奸老滑，甚于贼瑾。而归怨于上，市恩于下，尚未知其志之所存终将何如”，观此数语足见阳明对其观感如何。数年之后，王阳明与张永又有所遭遇。正德十四年己卯，王阳明平宁藩成不世之功，朱宸濠被俘，捷报为朝廷秘而不宣，武宗御驾亲征，欲纵朱宸濠于鄱阳湖而再战。王阳明忧生灵再遭涂炭，身亲献俘行在，至杭州而遇先行之张永。王阳明以将朱宸濠交与张永为代价，请其劝武宗回驾。[14]综合王阳明与父书中对张永之如此观感，而能决然将朱宸濠交与张永以成其“功”，亦可见王阳明临大事时之抉择。

其三，朝中大臣攀附佞幸，所谓“大臣趋承奔走，渐复如刘瑾时事”。此则为自上而下，都是如此。非但李东阳等在阁重臣“颂张德功”，而王阳明素所敬重的杨一清亦不能全免。

如此政治形势，较之王阳明龙场“玩易”时所省察的“阴长阳消”之时势略无丝毫改观。王阳明此时的感觉如其信中所言，“中间男亦有难言者，如哑子见鬼，不能为傍人道得，但自疑怖耳”[15]，并以为时事如此，则“祸变之兴，旦夕叵测”。其实，如阳明信中所述，朝中如此，而此时天下亦不太平。信中开篇所举山东、河南“盗贼”乃举其大者，如其所言，“十三省惟吾浙与南直隶无盗”。这种情况自正德六年即已如此了，《明史·武宗本纪》“正德六年”条下载：“是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16]这种情况虽然在王阳明正德七年闰五月与其父书时有所平复，但亦如阳明所言：“朝堂之上，固已宴然，有坐享太平之乐，自是而后，将亦轻祸患，愈肆盘游，妖孽并兴，谗谄日甚，有识者复何所望乎！”情况并无改观。除“盗贼”而外，王阳明在《汇考》一札中尚例举各地频发的“灾异”以证其“祸变”之忧。

时事如此，王阳明一如其因杨一清牵绊求“养病致仕”未果而委之于“命”，亦将此归于“气数”。有鉴于此，王阳明不但自己“去”意已决，且于书札中劝其父，“家中凡百，皆宜预为退藏之计”。应该说，王阳明求“去”之时，适当国家多难之时，此正其《汇考》札开篇所考量的，“人臣以身许国，见难而退，甚所不可”，但转而即言“但于时位出处中较量轻重，则亦尚有可退之义”，所谓“可退之义”，即以上所言朝中事体之三端，君上昏庸、佞幸结党、大臣攀附，对于这种情况，非士人君子所能为力，当此之时，可为之事即“退而修省其德”，这就是其所说的“可退之义”，与阳明遭遇刘瑾之难时所得结论相同。

如我们前文所述，王阳明最终以“改官南都”的屈曲变通的办法得偿所愿，于正德七年十二月离京（后来虽事功卓著，但终其一生未能再入京师）。值得一提的是，此间王阳明诸讲友亦纷纷退去。上所提及的黄绾也于是年“谢病去”[17]，以上官而师事王阳明的方献夫则于正德六年冬“告病归”[18]。王阳明此期间最重要的讲学友湛甘泉亦于正德六年十月“奉使安南”离京，湛之离京亦非纯因官事，其事与王阳明“求南都”相类。观王阳明《别湛甘泉二首》诗之二云“母老思所将”、“将母能忘虞”可见，湛之奉使安南亦为将养老母。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此诗中提到的“黄鹄万里逝，岂伊为稻粱？栋火及毛羽，燕雀犹栖堂。跳梁多不测，君行戒前途”[19]，亦当有出于时事之“忧”者。阳明之去虽晚于以上诸人，但其去意于正德六年五月已然决绝。迁延岁半有奇，确属世事难如人愿。

此难如人愿，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上文指出的由于杨一清之劝阻，另一方面则为家人的全面反对。王阳明在作于正德六年的《寄诸用明》一书中说：“书来劝吾仕，吾非洁身者，所以汲汲于是，非独以时当敛晦，亦以吾学未成。……皆吾所以势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悦，今亦岂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叹而已！”[20]此中云“老祖而下，意皆不悦”，则其父自在“不悦”之列。而王阳明之所以在正德七年三四月间于《汇考》书札中将“哑子见鬼，不能为傍人道得”的情形和盘托出，正是为了说服其父以及家人。前面我们提到，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而直至正德八年冬十月方到滁州上任，上任虽如此“迟迟”，却仍得于亲友之催促，观《与黄宗贤》书所云“亲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阳之行，难更迟迟”[21]可见。

【注释】

[1] 《全集》卷二十七尚载有题为“与杨邃庵”一信，中云：“某之缪辱知爱，盖非一朝一夕矣。……某之承乏于南赣，而行事之难也，则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广会征，偶获微功，而见诎于当事也，则竟违众议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见构于权奸也，则委曲调护，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维新之诏，而特为之表扬暴白于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显爵。其因便道而告乞归省也，则既嘉允其奏，而复优之以存问。其颁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请，不由有司之议，傍无一人可致纤毫之力。而独出于执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为报乎！”（《全集》，1013页）若此信所述属实，则王阳明在江西之事及后来之封爵等事，得力于杨一清多矣。然考诸《明史·杨一清传》、《明史·宰辅年表》、《明通鉴》、《杨一清集》诸书，杨一清于正德十一年丙子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至嘉靖三年甲申十二月方起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此间始终家居。则此信中例举诸事均发生在杨一清家居时，断非其所能为力者。此信观其内容，确为王阳明所作，但并非是写给杨一清者。中云“迩者先君不幸大故”，则此信当为作于嘉靖元年壬午（1522）者。信中所言“今乃复有无厌之乞”，“事之颠末，别具附启”，当为王阳明因其父王华遭礼部官员中伤而恳乞“表扬先德”（见《乞恩表扬先德疏》，《全集》卷二十七，1018页）之事。此书究竟为王阳明写与何人者，尚有待进一步考察。

[2] 《全集》卷三十二，1209页。

[3] 钱明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4] 同上。据《全集》正德七年闰五月《上大人书一》云“妇姑之间，近亦颇睦”（《全集》卷三十二，1209页）可知，王阳明之妻后来还是入京师了。

[5] 《全集》卷三十三，1233-1234页。

[6]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载此事略详，实情当为如此：“又数日，湛公与予语，欲谋白岩乔公转告冢宰邃庵杨公，留公北曹。杨公乃擢公为吏部验封主事。”（《全集》卷三十八，1409页）

[7] 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全集》卷十九，677页。

[8] 见《南游三首》，同上，679页。

[9] 见《梦与抑之昆季语，湛、崔皆在焉，觉而有感，因记以诗三首》，同上，682页。

[10] 分别见《武陵潮音阁怀元明》与《夜泊江思湖忆元明》，同上，715页、717页。

[11] 《全集》卷三十三，1231页。

[12] 详见拙文《经典与体悟：王阳明“玩易”与“龙场悟道”》，未刊稿。

[13] 此书虽作于正德七年三、四月间，但所述之事不必即当时之事，实乃王阳明在京一年多来所见者。

[14] 《年谱》与《明史·张永传》对此事均有记载，所载详略有异，内容间有出入，给人感觉亦不同，分别录之于下。

《年谱》正德十四年九月条下载此事云：“九月十一日，先生献俘发南昌。忠、泰等欲追还之，议将纵之鄱湖，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连遣人追至广信。先生不听，乘夜过玉山、草萍驿。张永候于杭，先生见永谓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濠尚为胁从，今为穷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势。至是兴兵定乱，不亦难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于是先生信其无他，以濠付之……”（《全集》卷三十四，1268页）

《明史·张永传》则云：“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斥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明史》卷三百四，7793页）

笔者关于王阳明付朱宸濠于张永一节则采信《明史·张永传》，以王阳明对张永之“成见”不大可能即如《年谱》所云“信其无他”而以濠付之，综合《明史》之说，则王阳明付濠于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二人私下的一种“交易”，王阳明付濠于永以成其“功”，张永亦答应王阳明劝武宗还驾。

[15] 此数句于信中在述杨一清与张永的关系之后，易使人误以“哑子见鬼”为王阳明所见杨一清、张永之间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此中所述仍当为王阳明对时事的感觉，故接续而言即为朝中大臣攀附佞幸，诸佞幸之间各自结党营私，如此，则“祸变之兴，旦夕叵测”，此方为其所“但自疑怖”而“不能为傍人道”者。

[16] 《明史》卷十六，205页。

[17] 《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全集》卷七，233页。

[18] 见《年谱》，《全集》卷三十三，1233页。

[19] 《全集》卷二十，724页。

[20] 《全集》卷四，148页。诸用明是王阳明妻弟。观王阳明信中云“书来劝吾仕”可知，诸用明于王阳明求退之意亦有耳闻。

[21] 《全集》卷四，150页。《全集》系此书于“壬申”，观书中所言主要是王阳明与徐爱自京城返家后之行止，则此书当作于正德八年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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