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序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四日戊子

           耶稣2015年5月12日

清水江文书是徽州文书之外,又一系统完整的民间契约文书宝库。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物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已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一书，即是我所供职的贵州大学与复旦大学共同合作研究留下的珍贵记录，也是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与复旦大学985三期工程项目“贵州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成果的后面固然潜藏着学者的研究热情，但也反映了地方文书史料价值的重要。尽管通读全书即不难知道当地文书的性质特征，但遵照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预约，尚需由我在书前稍作交待，目的在于更好地推动该项学术事业的发展。

一

清水江流域战略地位的重要,清初朝廷命官如方显等已有清楚认识：“清水江潆洄宽阔，上通平越府黄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则通黄丝驿；下通湖南黔阳县之洪江，其旁支通广西。[①]”虽然所谓“旁支”可通广西之说并不准确，但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清水江因与沅江同为一江，不仅其本身即为十分重要的长江支系网络航道，而且连接了经黔入滇的战略性驿路，构成了传统帝国庞大交通神经控制系统不可轻忽的敏感环节，则是有大量史籍资料和考古出土文物可供证明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清水江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原、江南与西南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实为不同区域地理交通空间人、财、物往返流动的一大运输纽带，不妨将其视为具有特殊山川形胜或人文地理风貌的“苗疆走廊”[②]。而清水江两岸庋藏契约文书的各自然村落，其分布区域恰好涵盖了黔湘毗邻的狭长广袤地带，倘若认真对其编纂整理并加以开发利用，则不仅有助于还原长期被遮蔽的清水江文明及其历史发展进程的固有真相，扩大西南与中原或民间或官方多渠道、多层面频繁往返互动的探索题域，而且有裨于了解华夏文明一体多元整体结构的复杂地域面相，丰富由多种社会阶层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交织互动所构成的完整中国纷繁历史图景的认知范围。

至于清初的苗疆开辟，乃是震动王朝国家上下朝野的一大“国是”问题，如果借助整体的历史观来进行判断分析，则不能局限于军事征剿一端轻下结论，而要着眼于政治统治、人口迁移、族群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礼俗风规调适、象征符号扩大等方面展开全面分析，看到所谓“开辟”乃是“苗疆再造”整体历史进程极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不仅意味着当地发生了由“非郡县制”到“郡县制”的巨大国家化政治转型，无论“生界”或“熟界”都一概纳入了象征或实质意义上标准化地方行政制度建置，原有的“新疆”“边地”很快就转化成了与中原地区无太大差别的“旧疆”“腹地”，而且也说明当地出现了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转化的内地化变迁，无论经济生产制度或礼俗风规习俗秩序都杂入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因子。从“生苗”到“熟苗”再到“民人”的政治文化身份的转换，不能说没有折射出文化大幅度调适的历史信息。开辟苗疆既引发了民族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也刺激了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再组合。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仍极为突出，由交流融合所催生出来的复合型礼俗风气亦逐渐显露。更明白地说，国家身份归宿的一体化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已明显地成为苗疆再造后的主流历史发展方向。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云云[③]，虽是遥远的古训，但未必就没有在苗疆落实。汉文化的大量移入、浸染、扎根和拓殖，无论如何都是区域发展的一个刺激动力因素。如同当地既有王朝国家组织的汉人军事集团屯戍移民，也有民间自动迁徙的汉族移居人口一样，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既得益于官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不能不有国家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博奕较量，也受惠于民间社会的频繁交流，必然充满了大量“苗”、“汉”互渗互动的微妙内容事例，不仅凸显了苗疆走廊的存在国家视野中的战略意义，同时亦展示了区域结构中腹地与边缘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典籍文献与民间文化互证的方法，恰好能帮助我们获取更多的观照角度，依据不同的大、小传统叙事学原始材料文本，更好地接近或触摸整体而全程的社会历史变迁脉动节律。

二

以土地与林木买卖租佃为主体内容的清水江文书,乃是维护当事人产权归属或利益所有权的重要法权凭证，同时也是了解包括民事法权关系在内的中华法系的原始依据，足以帮助我们清楚地判断或认识，传统中国除国家形态的以刑法结构为主体的成文法系之外，尚有一套以契约文书为主体内容的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形态的民事法规范体系。而无论国家法或民间法，都是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建构因素，只是前者更多地代表了国家意志，较多地具有权力的色彩，后者则始终象征着生活意志，总是受到社会礼俗风规的制约。二者上下交叉，不断比观互照，才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完整的中华法系。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公布出版清水江文书，恰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传统中国民事法秩序的运作机制与调解方式，了解契约规范与伦理世界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支援旁助关系，摸清权利纠纷处理与日常交往行为规范之间的对应契合关系，探讨地方族群人际关系的认同整合方式与财富资源的分配转移模式，认识民间礼法秩序的活态原型特征和颇有草根性基础的具体经验内容。

清水江文书内涵着大量的地权运动和经济交往信息，因此又是研究明清以迄民国社会经济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果从国内外学术界的整体研究动态进行分析，即不难发现，长期以来，由于受制于官方文献记载的疏漏和民间成文文本的匮乏，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东部所谓汉文化“先进”地区，西南广大的地缘生态结构——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则较少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难免不留下难以反映华夏文明整体全貌的讥评。清水江文书的具体内容涉及土地山林租佃契约、土地山场买卖契约、析产分家合同、财产清单、纳税执照、杜后清白书、诉讼状辞、家规族谱、乡规民约、政府文告等，从中正好可以看到与财富资源分配和贸易交往活动契合一致的成套规范体系，可迳称其为自动自发的财富再分配民间秩序和商业贸易民间秩序,构成了极为广大的礼法伦理世界涵盖下的文化交往圈和商业规范市场，既离不开本土“合款 ”制度或其他习惯法的规约力量所发挥的认同范导作用，也依赖于以儒家价值为主体的汉文化信用体系渗入本土后所催生的秩序化功能，不仅反映了苗侗少数民族地区或乡民基层社会具体而微的各种生活事相，而且提供了从西南边缘地区观察和认识传统中国的特殊视角，必然也有利于凭借原始资料获取更多的具有中国自身理论和经验特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撰写更加完整而全面的大、小传统长期沟通互动的大型中国社会通史。

作为民间契约文书较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献，清水江文书最直接的意义便是能够帮助我们走进乡土社会的广大世界，以国家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认识国家政治事件史与百姓日常生活史合为一体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历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④]”。而通过系统而完整的清水江文书——尤其是暗涵在其中的土地流转或再分配过程与社会变迁复杂关系信息——的解读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扎根的乡村，认识乡村社会由礼法习俗秩序所构成的制度结构，同时也能更好地呈现长期被官方典籍文献遮蔽的“民间话语”或“农民话语”，看到官方历史叙事学结构之外的另一类本土文化“自表述”，既如实揭示传统民间社会变迁发展的历史进程，也重新撰写长期遭到部分传统史家冷漠或忽视的民众生活史。最终则凭借上下远近多层比照互观的眼光，展示乡土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合为一体的完整社会结构，了解民间文化(俗文化)、上层文化(雅文化)互渗互透的耦合融突特征，分析参与整体文化的各子系统组成部分的原型来源及相互作用的运作机制，揭示兼顾国家与地方社会两重叙事结构的华夏民族演进发展历史。

三

由此可见，无论着眼于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清水江文书的编纂整理和研究利用，都不但为西南民族地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示自身多民族灿烂悠久文化的重要机遇，搭建了一个由山地走向世界学术前沿的高层次平台，而且也极大地扩充了学界重新认识乡土中国社会的材料依据范围，有裨于古文书学或乡土文献学专门性学科的完善与发展。而我个人始终坚信，随着学术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多，继已有长足发展且颇受世人瞩目的敦煌学、徽学之后，必将形成—门新的国际性地域学科——“清水江学”，出现敦煌学、徽学、清水江学三足鼎立竞相繁荣发展的局面。而以区域空间为统合单位来全面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问题，相信也会对未来的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事实的具体启示。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近年来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深入清水江流域民间村落，展开了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并与天柱县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共同编纂出版清水江文书。我们在整理编纂文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原件一概不能异地分散保管的原则，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破坏内涵于民间文书之中的交往生活秩序性与自然村落归属性，希望能建立乡民、村寨、政府三级保管机制，从而更好地呈现其与乡土社会紧密结合的活态草根性特征。我们在与乡民接触的过程中，始终都能感受到文书与他们的情感联系。他们敬畏一切文字性的存在物，视其为天地精神的灵性化表现，可以将人引向一个广袤深邃的文化世界，始终都与祖先世代相传的生命密契合一。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透过历史积淀起来的生命感情，理解他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自由选择。

但是，民间契约文书作为历史性的文化实录遗存，最大的价值仍在能够成为学者研究的材料依据。因此，必须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将其公诸世人，方便学者依据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断拓展或加深我们对传统社会与现实中国的认识，从而最大化地将民间私藏资源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有幸的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以朱荫贵教授为首的复旦大学学术团队的有力支持，双方不仅共同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和复旦大学985三期工程项目，极大地强化了清水文书整理研究工作重要性的社会认可度，更重要的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的合作，实现了学术资源共享互用的目的诉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共同心血凝集出来的产物，我期望它能成为清水江学研究的历史性标志成果。而江苏宏德基金会早在我们工作的初期，即认识到清水江文书整理公布价值的重要，曾多次风尘仆仆地往返于南京、贵阳、天柱三地，给予我们大量无私的帮助。该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发行，应该说也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民间契约文书分散于千家万户，一旦大规模结集出版，即集中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而生活世界无论显微巨细之事，均无不汇聚齐备于民间文书系统之中。民间文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系谱文本，尽管离不开扎实艰苦的文献整理公布工作，但就研究利用价值的真正实现而言，最终仍要以大量学术成果的问世为标志。通阅本书各文即不难知道，作者立论不能不取以为据的材料，大多为首次甄用的第一手民间契约原始资料——天柱文书，是利用新材料探究新问题获取的最新学术成果，不仅探讨的题域范围极为广泛，而且反映了乡民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因此，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珍藏文书的千家万户村民，感谢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天柱县人民政府和天柱县档案馆。

如果将天柱民间文书譬为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则可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相关学术成果的陆续问世，现在则是山林己启，金锡始发。一个缤彩纷呈的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繁荣局面，似已满天朝霞般地展现在社会各界朋友之前。

是为序。

西历二0一三年四月十日谨撰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依庸室

张新民 朱荫贵主编：《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