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作者：张祥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之《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张祥龙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三日丁亥

           耶稣2015年5月11日

这是2005年秋在北大为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的记录稿。由学生（仪玟兰）根据录音整理，我本人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在少数几处补足了意思。

主持人：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前身是哲学系文化节，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继楼宇烈教授之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张祥龙教授。相信大家对张祥龙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不过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张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较“术业有专攻”，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真的是学贯中西。所以我们在私下都比较叫他“祥龙大师”。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大师的风采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祥龙大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讲座。

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本来是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内容会比较多。我尽量在限定时间内讲完，希望最后能留一点时间，大家来提问题。我知道问题会不少，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听众：中间有问题可以提问吗？

张祥龙：因为要讲得比较多，所以最好不要提问；如果你觉得特别必要，也可以，但是我只能简短地回应一下，到最后再一起作答。

甲．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衰危的表现

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学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迎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关于这传统文化衰败和危机的表现，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团体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的团体，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团体。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是否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集体哗变。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社会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一类的口号出现，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大多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重大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港台“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些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其生存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甚至也不限于国际政治。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生命文化重责。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乙．衰危的原因（一）：西方文化的强力化和全球化

我们来看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形式搭配要求，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形式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概念、判断、推理、逻辑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先在数学中发端，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主义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商业、金融等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这种强力化的“缘起性空”会加速度地突进，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加速化（成瘾化）、脱自然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技术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和排他化，削平这个世界。

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我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70年代前期就要和美国建立关系了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可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并不一定要到文化革命结束。我记得极为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丙．衰危的原因（二）：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1．异族政权反而代表了本土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汉族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总是那样一种颟顸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连自己的文化都渐渐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因袁世凯等人提议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这个政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未来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主要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尽管它表面上更崇信喇嘛教）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的十二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端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一开始是广东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那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2．太平天国现象

这种文化与民族错位的怪象突出地表现于太平天国运动，它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甚至也影响到改革的模式，这就是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

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的一个关键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这类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此檄文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可它在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流行到现在，尽管可以是世俗版的。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这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它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天见上帝，口传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联络线路，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也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机灵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谕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此类对象化的东西是可以被别人模仿的，所以西方宗教中最尖锐残酷的斗争就是教内的先知之争，或争正统灭异端之争，为此要血流成河。它导致了一个促使太平天国失败的重大事件，即“洪杨内讧”，造成了内部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一些人总爱将这种排异争权标上“封建主义专制余毒”，其实是从西方宗教的思想方式和组织方式来的，中国古代的“通三统”和嫡子继承制等，并非这样的，有制度上的多重空间，不是充分对象化的和你死我活的。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改变我们，清政府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是胡语。所以他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本文化走向，而他对满清政府的文化攻击也没能说服绝大多数儒家士子，因为那个政府的确从总体上接受并坚持了儒家文化。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打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的一个根本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评点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从洪秀全到毛泽东之间还大有人在，把这“太平天国”式的“大同”倾向传递下来。

丁．衰危的原因（三）：崇拜强力的功利主义和伪进化论

我们来看中国当时改革的道路和面临的文化困境，简单说来就是“图强力而放斯文”。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与他面谈。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则还以一句著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的占有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没有错，但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要乘船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有两艘西方的轮船，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但他还未想透，没有看出太平天国与这夷技的内在关系。

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关键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生存，但是只有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与斯宾塞可能倒有些相关。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浸泡在时间里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因此，如果只是追求强（弱肉强食之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甚至称霸于现在，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形式突出”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托尔斯泰1906年给辜鸿铭的信表达的恰是相反的观点），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所说的相距不远。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教义上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很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应该仅仅是洋务运动和激进的图强改革。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在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要被吴国灭亡的危局，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元首勾践和越国的社稷百姓。勾践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由于以上讲的那些原因，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激进改革者。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立孔教为国教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痛批西方，认同儒家，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这种“晚年回归”现象比比皆是，只是令人伤感。

戊．小人附身与貎孔心夷

刚刚提及袁世凯和康梁，我要针对他们做些阐释。首先，传统文化衰落的又一个原因就是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清王朝受《辛丑条约》的刺激，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由袁世凯领头提议，慈禧批准，废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以逼迫读书人去上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参政桥梁的传统儒家文化的败落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也可见清朝这个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就沦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意味，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场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这里边还有康有为所创立孔教的参与和配合。康有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都以失败告终，且都给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带来负面后果，除了的其它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干这两件事，其心不正，其意不诚，所以其方式不对，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说他心不正，因为他自年轻时就因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强盛，形成了一套反儒家的观念理论，当时隐藏不露，后来乃至死后才发表，这就是表达于《大同书》中的思想。其中痛恨、批判家庭这个儒家的根基，向往一个无家无国、无亲属关系、个人欲望得满足的大同世界。可是，他当时又生活在一个儒家占主流的社会里，所以就隐藏起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而以一种另类《春秋》公羊学的面目出现，说流传的古文经典都是汉人刘歆伪造的，又说儒家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所作，由此而为他的改制变法张目。虽然其说也是怪诞骇人，不见容于当朝主流儒家，被人讥为“貎孔心夷”，且流毒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疑古主义，但由于他博学多才，强争力辩，加上中国败于东倭，世道不宁，亟须调整改变，居然就得到光绪帝的信任而主导变法。但心不正，则意不诚，则举措失矩，则不见信于人，因此其变法措施过急过密，对传统少同情宽容，而只崇尚功利以强国，见疑于大臣和实际掌权者，以致事败。至于他立的孔教，深受西方基督教的体制和信仰方式的影响，未得儒教的内在生机，只知一味构造形式、投机侥幸、依附权力，与袁世凯和张勋搅在一起，最后树倒猢孙散。

这里面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小心，不可轻易被一些貎孔心夷者裹胁，也不可随便依傍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兴旺。现代社会因其功利至上和破坏家庭，总的说来是一个非儒甚至反儒的社会，与先秦乃至汉代情况大不同，所以儒家更不可轻信任何异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结构。比如儒家不能被社会主义化，而社会主义被儒家化还可以（但那势必重塑社会主义）；儒教也不能在现代性政体的公共空间中去谋一个公民宗教或现代化宗教的辅祭者角色，而要将这平直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以家为源的有机空间。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靠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而不是立足于自家的生命结构，那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窒息自己的生机，败坏自己的声誉。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连一次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同情反思，比如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到自己文化的毛病，开始认识到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以上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搞北约和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齐力对付其他那些也追求现代化的民族。

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五十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看来世界上并不总是强者最有生存适应力呵！

但可悲的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场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改变了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保国、保种、保教了。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大致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这帮强盗一起来瓜分中国，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毫无办法。那时，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希望能引得列强在中国相互对抗，以夷制夷，维持平衡，但非常困难。两次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被侵占的局面。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不，我们的知识分子主流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西方来的科学、民主，中国的文化不好；其实从根子上讲，是按照弱肉强食这个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够强，所以这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的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庚．两次文化革命及教训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或所谓“土豪劣绅”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追求。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力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用我的话来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要抵抗强盗，自己就要做起强盗来。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于新文化的理解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现实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骨子里崇拜帝国主义，但又不能让人觉得你要成为帝国主义，而是似乎在最坚决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取向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主义力量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对于强力的无条件追求，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显露出来的只是如何让自己变强以应对列强的问题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四九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傅斯年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依据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四九年之后，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摧残与日俱增，除了新婚姻法，就是将家庭政治化或阶级化，到文革时达到高潮。

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八十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居然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与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无传统之根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年轻人一定会被最激进的变革吸引，被最严密的组织化赋予力量感；因为让“湘军”存在的社会结构没有了，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还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我们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写过一些力图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层理由的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新看法。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的第一阶段刚要作一个阶段性的结尾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实现，而毛泽东对它非常支持，后来又说“革命委员会好”。再往后，有“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合作医疗”、“教育改革”等，虽然名不符实，被现实政治扭曲，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毕竟做了体制上、文化上的各种各样的探讨，以代替传统的文化。

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档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这两次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将全球化进程的逻辑深化到了自觉自愿程度的前后内在相关的运动。

我来讲一下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目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国、甚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辛．出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总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那样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期待，但又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要起作用的时候和地方。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 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 、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是普遍主义思想方式的表现。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不同而和。这什么意思呢？

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上打不过西方，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办洋务、变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追求强力是有危险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材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材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或应对时局的策略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因此，我几年前提出，中国应该建立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应该搞文化上的一国多制。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势的需要，搞现代化、全球化，当然立志复兴传统的君子仁人也可尽量在其中传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使得社会尽量和谐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在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里，尽量保留中国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态。未来也许会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我们须要多手准备。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种一样，他的稻子无论性状多么优越，他也会尽量保留野生的或古远的稻种，为的是保留更多的生物基因，这样才能在亟须时有多重选择，或通过杂交产生有新的适应力的种子。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出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壬．问答

听众：我想问您三个问题。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和出路”。本来我想听您追忆中国传统文化致命的缺陷到底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在今天渐渐衰危了。您今天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讲，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在社会的进展与政治的运作之间出现的一些客观原因。您说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认为政治是重要的，［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就感觉到文化不怎么样，就把它推翻了。您又提出政治命运和文化命运可以分裂，请您解说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统文化的衰危仅仅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政治地位的跌落而引起的吗？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合现在生产力的促进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最后说到的中国可以设一个文化特区，多种文化自由发展。但是我想问，在您这个文化特区里面，哪一种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哪一种文化当作它的主流？您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保留，不能丢掉？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吸收进来？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丢掉？

第三个问题就是，假如确定了一种比较优化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我们应该怎样执行？您认为在这样的文化社会、素质发展、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像这样在教学楼里面把教材改编一下，再进行灌输化的教育，可行吗？那您认为文化策略应该怎样执行？

张祥龙：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衰落与文化和国家政治命运的分离有关系。你看印度人或者日本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印度人是把建国和恢复传统文化合为一体，这在甘地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日本搞明治维新要学西方，它能够把很多从中国学来的东西丢掉，包括中医，但是它的最主体最核心的神道教是不会丢掉的，所以靖国神社、天皇还在。而中国的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恰恰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民族命运可以和自己的文化命运完全分开，甚至是对立——我们要通过打倒孔家店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点我先澄清一下。

你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是有非政治的原因，比如它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等等？当然有，如果“政治”是在狭义上使用的话。我以上已经一再讲过了：决定现代状况的最重要力量是西方文化――包括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的全球化。它刚开始是以殖民化的面目出现，现在是全球化。共产国际也是包含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中的。而全球化，如我在开始不久所讲的，是西方那种“形式对象化”思想方式和构造方法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不适应这样一个由它主宰的现代格局。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还是不适应。所以从主流文化上看，它走向衰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但不一定衰落得如此剧烈，因为其他一些非西方文化如印度文化也不适应现代格局，却没有败得如此狼狈。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第二，你问中国的文化特区是以哪一种文化为主，要不要丢掉一些东西？我的设想是文化特区及其所保护的文化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不过，现在最亟须的特区，建立它的原则与生态保护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特区中的文化要有珍稀性。珍就是珍贵、有价值；稀就是稀少，表现为你如不保护它，它很快就会灭亡，所以濒危珍稀物种就要首先保护。而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儒家的活体文化是濒危珍稀的文化物种。道家文化虽然很弱，但还有道教在道观里维持，所以现在还看不到道家文化有很快灭亡的迹象。还有佛教文化也还在，比道教的状态还强得多，更不必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了。所以只有儒家是最需要特区来保护的，当然其他的某种地方宗教、地方文化或是真正的禅宗也需要保护。

还有，是不是文化保护区里面要做某些调整，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了很多年，现在还在想——保护区里怎么管？是不是要恢复帝制？用什么样的技术？等等。当然要调整。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与时偕行”的，这是儒家自己讲的话，现在被不很恰当地改成“与时俱进”（加入了“进步”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根本的思想。所以，如果保护区里有政治或管理形态的调整，它并不是用西方制度来顶替，而是一种有自己文化依据的形态。这个保护区为什么还叫它儒家文化特区呢？比如说不要皇帝了——起码不要一个绝对父子相传的帝制了，那它还是儒家文化吗？我说还是。因为那种父子相传的帝制并不是儒家完全认可的，也不认为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形态。比如尧舜时就不是那样的，他们是传贤而不一定传子。儒家文化里就有这种可能，做这些调整是可以的。所以首先是要抛弃从秦代以来的这种大统一的思想。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公羊春秋学的一个被后人误用了的口号。公羊春秋学主张“通三统”，反对消灭小国，反对减少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大一统”，而不是大统一，大一统只是三统中的一统。

抛弃皇帝和三宫六院，这是不是民主制和西方式的法制？不一定。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家族推举一个类似于委员会或议院的组织来对执政者形成某种制约；下一届执政者不一定是这个人的儿子，而是通过选举贤者来当，选举可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等等。秦代以来的政治体制里的某些东西要去掉；造成中国政治里最不好的一面的东西，要以这种很和缓的形式，在不损伤整个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点的情况下做一些必要调整。因为我觉得儒家的根在家庭家族，而不在帝制。

关于它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它的技术手段是什么？我都做过一些思考。

第三，是如何调整？只有教材显然是没用的，所以必须做体制上的调整。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空想的味道，可既然中国人可以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多制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

听众：张老师，您对儒家文化的这种判断，包括蒋庆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儒家制度化、社会化的一种描述。您说新儒家是被西方驯服了的，我对此保留一点意见。熊十力先生认为自从明末以来，儒家的传统遗失，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来接上这个传统。后来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对此作了很大的发挥，他甚至认为内圣可以开出外王，我认为这也是儒家文化在当下生存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这就跟您讲到的判断一个文化能否生存的第一个标准有关系，也就是是否有一个代表文化生态的传道统的团体出现。我觉得你说的文化保护区可能只能解决外部的条件，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道统。请您指教。

张祥龙：非常合理的一个意见，而且合乎现代新儒家的主流思想。

我八十年代在美国第一次读牟先生的书，它给我带来了希望，而且他们几君子在1958年还发表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很有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新儒学已经把真正能干预现实的两个东西让给了西方，而把心性的、可从各种方面解释的留给了儒家。它自我“坎陷”掉或舍弃掉的那两块就是儒家的政统与学统，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来顶替。

他说儒家传统中没有政统、学统，只有道统，这个我不赞同。而且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个标志。连这么同情儒家，这么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了，那儒家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讲，他的心性之学最后还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衡量，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心性有自主权，但毕竟里面有冲突的地方——心性与知识的冲突，还有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冲突。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都可以不影响心性吗？可能因为我的素养比较低，我觉得这点我做不到。光做心性的修炼，我会觉得不安。

这是一个提醒，提示这里面有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些自认是儒家的代表，在国际上发言，把儒家解释为以个人发展为主旨，是为了个人修养和个人潜能的实现，这能算做是真儒家吗？儒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根基的。他们可能是为了让儒家现代化，让西方人能听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传播，但是为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传播有意义吗？儒家的独特之处没有了，那人家为什么要选择你所谓的儒家呢？这发挥个人潜能方面，儒家比得上基督教或科学主义吗？这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新儒家织就的这张网是有漏洞的。至于你讲的牟先生和熊先生的理论方面，当然我是非常尊重，但是你仔细读熊先生的书，他讲的心性、佛学和儒化等都不错，但是他讲西方哲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出色的少数哲学家之一，这毫无疑问。

听众：我对您对新儒家的论述还有一些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内圣和外王是要打通起来——从内圣到外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涉及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福山否认历史的东西，很多人反对历史的东西，是因为主张历史终结在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而不是依据某种具体的历史事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严密的论证的逻辑，当然您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全球化的知识形态，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也不仅仅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架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追求幸福、使整个世界更为可取的一种政治社会构架，虽然民主自由本身还是有内在的分裂，是有裂缝的。在这个大体的框架之下，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制度，在内圣和外王之间，通过外王来保证我们的心性，得到历史的培养、滋养，那么我们有哪些人可以进文化保护区？而保护区的基本制度构架如何来挑战经过现代性的熏染之后、现在比较普遍的民主意识形态呢？

张祥龙：你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从政治角度讲，自由民主在经过中国化的调整之后，是不是我们追求幸福的可取的主流形态？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政治追求中的主旋律。不过也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形态已经是西方化的。自由民主有它相当合理之处，它在某些层面上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有时自由民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自己否定自己，比如说希特勒上台。一个民族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通过投票这种自由民主的程序，自己否定自己，把权力让给极权者，来使民族渡过难关，这在希腊历史上也出现过。不管怎样，现代人可能觉得在所有政治体制中，自由民主好处最多，坏处最少——有时候它的操作不方便，不太有效，有时候人民的抉择是非理性的、短视的，或被大财团和媒体操纵，等等。比如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们看来是不正义的，但是从投票结果来看，大多数美国人民认为是完全正义的。

但是我对你的基本前提有个质疑，自由民主是西方人想到的在当代可能是最好的，在古代并不是，柏拉图就在那时认为依法行事的君主制是更好的。我只能说，它在西方现代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也有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面。但是对东方人，对中国人、印度人来说，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是不是我们追求人民幸福的逻辑上的结论？我觉得不必然。但是从现在来讲，我们的主流形态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在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下，它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文化已经变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可能，如果未来的情况又在变，还有如果我们退回到十九世纪，那样我们会有什么选择呢？历史不能重演，那我们就考虑未来，难道个人主义化的自由民主对中国人来讲一定最能适应未来的挑战吗？我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命运都放在一架飞机上，而应该尽量保持多样化的原因。

而且，从合乎人性的角度，从给人民的生活增添幸福、保持稳定和精神文化的满足等等方面综合考虑，你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就不如它吗？我们以前的制度——当然也有很多层次，有尧舜、周朝、先秦、汉代以后等等，这里面难道没有哪个时代，人民的生活不差于或优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下的人民？比如说西周、汉代、盛唐和北宋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可以说明。那时候人没有自由吗？在基层没有社团式的民主吗？不是的。所以不要以近代以来的很多情况来想象古代的情况。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要让自己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套在一个框子里，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要目的。

至于什么人能够进保护区？当然是自愿者进去，那也就意味着他或她希望尝试比现代性更好的生存状态了。

听众：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认同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确实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我也很尊重您希望提供另外一些可能的主张，这非常重要。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这不仅是西方，也是中国的现实，不管是向过去的回撤，还是向未来的跃进，或者逐步的改革。那您说的文化保护区的制度创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祥龙：这就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各种考虑。比如说我设想保护区应该尽量少用现代技术，而用传统技术；尽量用中医，不用西医中的污染技术——但是如果认得了重病怎么办呢？所以是个必须面对的考验，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听众：刚才的两位同学所提出的关于内圣外王的问题，其实很多学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新儒家的道统和政统——儒家的思想统一可能只能提供一个道统，但是政统就没有办法提供了。您刚才说新儒家被西方驯化了，他们认同了西方的宪政和民主能够在任何文化体制中实现，但是作为一个主导文化、一个有自己核心的文化，它还是保存了道统。新儒家是主张心性和修身的，这是儒家关系到个人的部分，而对于外部，他认为宪法和民主可以借用。可能您反对这一点，那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您怎么把您的儒家那套东西从道统延伸到学统和政统呢？像朱学勤先生写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的儒家发展到后来就跟我们后来看到的西方的政统和学统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有两个文化源头，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古希腊时期的人探讨世界的根源是什么，到了希伯来时期，就创造出了一个上帝。西方的世界是超脱出现实的，从另外一个世界看现实的。

张祥龙：你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心性之内圣到外王吧？在我们前面所讲的意义上，我恰恰是要否认它。在现代的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里，从内圣开出外王，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儒家从来没有将心性与外王分离，再想出一个从内到外、从道统到学统和政统的实现途径。我说文化要有异质性，要多选择，宁可小，但却是内外不离、五脏具全的活体，就像当年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马上分封商代的后裔为小公国的诸侯王，让他们在那里保留活的商文化。我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能说只要其中一块；不能说只要心性，不要政体和知识技术，这是不可能的。我很赞成你的说法，这个活体应该以某种方式让它活下去，而不是想将它的一个器官移植到当代社会，来对其加以控制，这是做不到的。我从没有想把“儒家文化能够满足我们更高的需求”、“传统的体制有好的体制”等这样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包括我的学生，虽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一点是我坚持的，即为了我们未来的生存，多一些异质的文化选择，是更安全、更保险的，这与在生物物种层次上对于人类生存的考虑是一样的。

那就到这里吧，谢谢。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