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政治际遇与明代士风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王阳明廉政思想与行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九日癸酉

           耶稣2015年4月27日

内容提要：士风是基于耻感文化所形成的政治风尚，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达成政治治理理性化的有效运转，有赖于儒家士大夫之士风。相对而言，王阳明所处的明代，是君主专制较为强烈的时期，然明代士风之正，亦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本文通过王阳明之政治际遇，尝试对明代士风及其成因有所探讨。其一，通过正德初诛八党事件的考察，略窥明代士风之一斑；其二，通过对阳明与明儒狱中读《易》现象的考察，揭示儒家经典乃明代士大夫精神信仰之所托；其三，通过阳明与明代谪官入主书院讲席等际遇，阐释士论、清议在兴起士风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 士风 清议 书院 士论

士风云者，于古典政治而言，顾名思义，士大夫之政治风尚是也。自士大夫之个人气节而言，谓之士气。以士大夫之群体而言，由此凝聚而为政治风气，则谓之士风。士气之养成，基于政治伦理之中的耻感文化。龚定庵云：“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1]如此看来，由耻感文化养成的政治风尚，于国家之政治治理而言，所系非小。宋儒游酢亦云：

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始则众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与而效之，莫之以为非也。士风之坏，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2]

此中首言“义、利”之辨。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云君子、小人，以地位论，以德行论，均可通。以地位而言，则百姓可以逐利（不意味百姓必唯利是图），政府官员则不可，当知晓于“义”，这是政治责任、政治职责对其所提出的要求。政府官员如果唯利是图的话，不仅仅是政治治理败坏的问题，如游酢所言，“久则天下相与而效之，莫之以为非也”，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与堕落。孔子所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君子、小人以地位而言时，所说也是这一层意思。与士风相联系的，则为士论，为清议。游酢云：

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节，则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议。于天下士，有顽顿无耻，一不容于清议者，将不得齿于缙绅。亲戚以为羞，乡党以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义者，宁饥饿不能出门户，而不敢丧节。宁厄穷终身，不得闻达，而不敢败名。廉耻之俗成，而忠义之风起矣。[3]

“清议”有似于今日所言舆论监督，乃基于是非，而非出于利害关系，对于政府官员、政治事件的评议。“清议”于古典政治而言，是指儒家之士君子，本于道义而自发形成的舆论氛围。游酢所云“朝廷之上唱清议”，是指政府之政策导向，特别是人才选拔，须合于“清议”，如此，方有助于长养士风。

士风、清议，在今人眼中，多以虚无缥缈视之，但是在中国古典政治中，确实发挥着有效的政治功能。本文尝试以王阳明的政治际遇为切入点，略窥有明一代政治风尚之一斑。

一、从王阳明所历刘瑾之祸看明中期的士风

明代政治制度，自明太祖始，构建了一套相对而言君主专制意味比较强烈的制度。然以儒家士大夫对于政治介入的逐步深入，这一情况逐渐有所改观，至阳明筮仕之初的明孝宗时，迎来了明代政治的“全盛时”。这一政治全盛时，不在于君主之英明，而在于君主之节制，使得以内阁、部院为主的外朝政治得以有效运转。而内阁之刘健、谢迁、李东阳，部院之刘大夏、马文升等，皆一时士论所主之“人望”。在此清明的政治风气之中，初入仕途的王阳明于政治上更多地处于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超然心态。奉命办事，依年资而升迁。

唯可言者，则为对于边务的关切。早年即留意于兵法，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于举进士之初即疏陈边务。[4]虽于疏中对朝中大臣“固禄希宠之计”有所责备，对左右“招权纳贿之恶”有所指摘，对“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有所警惕。然此亦盛世之衰相，如阳明同时之李梦阳所云：

曩余在曹署，窃幸侍敬皇帝。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粱肉糜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惕，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珮，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5]

所言亦为此意。然在阳明疏中，则更见承平日久之危言耸听，亦合于初举进士出身者之身份。阳明实际所关切者在于边务，故于疏中条列而言。终弘治一朝，阳明除奉命办事而外，于政治上几无所为。阳明初次进入政治视界，则在正德初年，刘健内阁及朝臣谋去刘瑾等内监之八党，未果而告去之时了。这以后，刘瑾擅权，明祖制之皇权专制的诸般施设全面启动，弘治时的政治清明初告终结。

关于这场政治风波，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并没有直接介入。阳明之介入，是疏救言官戴铣。戴铣是时官居南京户科给事中，担负言责，《明史》载此事如下：

既乃与给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彦徽等，连章奏留刘健、谢迁，且劾中官高凤。帝怒，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6]

阳明疏救戴铣等人，乃声闻逮系诏狱之时，在正德元年丙寅（1506）十二月。[7]阳明上疏主旨在于救言官，所言尚属温和。他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8]言责乃言官的职责所在，无论所言善否，均不能因言而获罪。又说：“况今天时冻冱，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9]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杀言官，乃君主之大忌。阳明于戴铣后来因廷杖而死，并无预见，此处则尝试以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危言耸听，震慑于君主。阳明上疏后遭受同样的结果，下诏狱。只是较戴铣幸运的是，阳明于后来的“廷杖”之酷刑，“既绝复苏”，得以谪官龙场驿丞，未因廷杖之创而亡。

回头审视这场政治风波，表面上看，是以刘健为首的朝臣，对于刘瑾等内监导帝游戏、弄鹰犬等而发动的诛八党的政治抗争。细审视，则是以儒家士大夫为核心的外朝——以今语言之，则为政府机构，对于以皇权为核心的内朝干预政治治理的抗争。这一点，在“诛八党”之前，部院争职掌的抗争中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明史》描述武宗初即位时之政治情境如下：

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请勤政讲学，报闻而已。[10]

此处所言乃内朝机构之膨胀，冗费日增。正德元年（1506）二月，户部尚书韩文争皇庄付有司征课：

正德元年二月，帝从尚书韩文言，畿甸皇庄，令有司征课。而毎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悉委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因备言内臣管庄扰民，不省。[11]

韩文之言虽获从，然宦官、校尉仍介入皇庄之管理事务，刘健斥之为“主以私人”，以为须“悉委有司”。此后，以相关事件为导火索，发生了吏部、户部、兵部、都察院向内朝争“职掌”之事。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为近习所挠。健等拟旨，上不从，令再拟。[12]

所言“争职掌”，即刘健于拟旨为君主驳回后，疏中所言“奸商谭景清之沮坏盐政，北征将士之无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负罪玩法，御用监书篆之滥收考较。”[13]等情事。盐政、授官，武臣负罪玩法，各有户部、吏部、兵部及都察院等政府部门主之，不经相关政府机构而由内朝决其事，则如刘健所云：“以一二人私恩，坏百年定制”。[14]至如内阁，则职司票旨，刘健于疏中对于内阁职掌被侵亦有所争：

迩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15]

依是时已形成的政治惯例，相关旨意之颁布，当由内阁票旨，君主批红，经六科发部院执行。刘健此时则指出其不合于政治惯例的两端，其一为“旨从中下”，是指票拟不由内阁，而由君主直接通过内监经六科颁发相关旨意。其二则为批红时改易内阁所票旨意。依惯例而言，如前引文中所云“健等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君主不满于内阁之票旨，可驳回再议，但不可径改。刘健疏争的第二点，即指此事。最后，刘健对于内阁答复部院上疏所拟之旨，仍以“原拟封进”。此次则遭遇了“不报”的命运，即未将内阁拟旨批红发下实行，此即所谓“留中”。刘健内阁等待数日，事情无进展，再度上疏抗争言：

若以臣等言是，宜赐施行。所言如非，即当斥责。乃留中不报，视之若无。政出多门，咎归臣等。[16]

反对留中的同时，再度指斥是时“政出多门”的情形。并引朱子之言“一日立乎其位，若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以“特赐退休”作抗争。朱子之言，即孟子所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公孙丑上》），是儒家士大夫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疏上，武宗在“温旨慰留”的同时，仍未将内阁票旨之疏发下议行。刘健内阁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武宗迫于压力，发下票旨之疏付相关部院“详议”[17]。同时，刘健内阁三人亦相继以“乞骸骨”继续施压于君主。部院所议与内阁同，最终武宗不得不“勉从之”。

以上所述部院争职掌，可以说是以儒家士大夫为核心的外朝政府机构，对于以皇权为核心的内朝干预政治治理进行抗争的典型性事件。从最终结果看，以刘健内阁为首的外朝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接踵而至的“诛八党”之谋，正是这一政治诉求的延续。“诛八党”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引发的是正德初年明政府机构之动荡，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致仕，部院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18]、林瀚、张敷华，一时皆去。兼以前此告去的堪称人望的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人事变动之大，令人侧目。正德二年丁卯（1507）三月，刘瑾炮制五十三人奸党名单，诏告天下。《明武宗实录》载有颁布奸党名单的诏旨：

岂意去载，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主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生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菃、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瀚、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讷、李熙、王蕃、葛浩、陆崑、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祐、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19]

从这份名单亦可见弘治后正德初，士风之正。与以皇权为核心的内朝争职掌，自以阁部大僚为主导。而五十三人名单之中，四十二人职司台谏，有政治监察之责。应该说，当此之时，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政治责任。

最后需说明一点的是，关于内朝、外朝之争，我们将内阁归于外朝。就明初设内阁之用意而言，内阁大学士只是“备顾问”，同时将内阁办事机构设于内廷，皇权本意，是使其成为皇权的附庸。但内阁既出于假科举之途晋身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这一点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故而如我们于上述事件所见，内阁反而如前代之宰相，成为外朝政治核心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外朝政治风尚的主导者。

二、从王阳明狱中读《易》看明代士风的寄托

前面我们提到了假科举晋身的儒家士大夫，不足以成为皇权的附庸。究其实质而言，则为儒家士大夫从事政治治理，有其所信奉的道义原则，如前所提及的朱子、孟子所言官守、言责，即这一方面的体现。此道义原则，既体现在儒家士大夫的为官之道中，同时，当遭遇政治困境之时，也成为其最后的精神依托。此道义原则看似抽象，实则具载于儒家经典之中。以阳明此次下诏狱而言，儒家经典《易》即始终不离其左右。二十余年后的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阳明是年卒），王阳明平思、田之乱时再逢当年狱中友林省吾，曾如此回忆道：

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20]

于狱中与朋友相与讲习《易》，由此而忘其为拘囚之身，于此而言，《易》即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依托。“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此后阳明谪居龙场，亦尝“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 [21]，命名为“玩《易》窝”，也曾如此慨叹：“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 [22]

狱中读经，于儒家士大夫而言，并非稀见之事。西汉时期，治《尚书》之夏侯胜曾因反对汉宣帝褒汉武帝之功德而下狱，时为丞相长史的黄霸亦牵连下狱。《汉书》载二人狱中情形曰：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23]

黄霸引孔子语“朝闻道，夕死可矣”，打动了夏侯胜。经典即“道”之所系，二人于狱中两年时间，讲论《尚书》不辍。狱中读《易》，则是明儒一比较普遍的现象。正统年间薛瑄主大理寺时，以救人冤狱而开罪于内监王振，下狱，获死罪，待决，后转至锦衣卫狱，《年谱》记载其事云：

先是，学士刘球上章忤振，下锦衣卫狱。振使人缚至暗壁中，斧钻暴下，支解其体。先生（薛瑄）继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读《易》不辍。通政李锡闻之，叹曰：“真铁汉也！”[24]

此则于生死一线之间，诵读《周易》而不辍。明儒狱中读《易》，最为知名者则为嘉靖时的杨爵。杨爵于嘉靖二十年（1541）于御史任上履行言责，疏论祥瑞，触怒明世宗，下诏狱：

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榜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25]

明之诏狱，被儒家士大夫指为“人主有私刑”。[26]诏狱可系人于狱，然不能定人以罪，定罪则须付法司。世宗之所以不愿意将杨爵送法司拟罪，下法司则无非如嘉靖七年（1528）御史周相疏论祥瑞，谪官而罢。结果非但不能如世宗所愿，且亦以成就言官令名。故世宗宁愿将杨爵长期非法羁押于诏狱，达七年之久（中间曾有短暂释放，旋又逮回）。周天佐、浦鋐以申救杨爵而“箠死狱中”。稍后，与其同时羁押于诏狱者有周怡、刘魁，《明史》云：

先后系七年，日与怡、魁切劘讲论，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说》、《中庸解》，则狱中作也。”[27]

杨爵与周怡、刘魁终日于狱中讲论儒家经典，《周易辨说》、《中庸解》即其狱中讲论而成的著作。《周易辨说》，《四库全书》有收录，题作《周易辩录》[28]，杨爵序云：

予久蒙幽系，自以负罪深重，忧患惊惕之念，即夙夜而恒存也。困病中，日读《周易》，以自排遣。愚昧管窥，或有所得，则随笔之，以备遗忘。岁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说畧具矣，因名曰“周易辩录”。《系辞》曰：“困，德之辩也。”吾以验吾心之所安，力之所胜何如耳。若以为实有所见，而求法于古人焉，则吾死罪之余，万万所不敢也。[29]

所引《系辞》“困，德之辩也”，承“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而发。郑玄注云：“辩，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处困之道，君子、小人之德由是而别。杨爵释“困”卦卦辞云：“困而不丧其所守，是身困而道则亨，处困之正理。”[30]“身困而道亨”，正是杨爵狱中读《易》“验吾心之所安，力之所胜”之所得者。

明儒狱中读《易》，有其非偶然处，这里，不能不提及程颐的《伊川易传》。明之科举，经义本在考核范围，其中，《易》则以朱子《周易本义》为主，参以《伊川易传》等。《周易本义》在于还原《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儒家士大夫的影响，实不及《伊川易传》。《伊川易传》解《易》，有三大端，其一，政治治理之道；其二，假《易》所言变化之道，考量政治情势；其三，儒家士大夫的出处之道。此三大端，亦为杨爵《周易辩录》的核心议题，虽杨爵解《易》之辞意，或以得于朱子《本义》者为多，然解《易》思路，无疑更切近于《伊川易传》。

至于阳明解《易》，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则一本于《伊川易传》。我们不妨来看看阳明的《读〈易〉》诗：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31]

此诗即作于正德初年诏狱之中，诗的主题则为求助于经典《易》之“至教”而“省愆”，内容相对而言比较丰富。“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则是对于刘健等谋“诛八党”事件的反省。“包蒙”出自“蒙”卦九二爻辞“包蒙吉”，《伊川易传》云：

二居蒙之世，有刚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应，中德又同，当时之任者也。必广其含容，哀矜昏愚，则能发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广，其施普，如是则吉也。[32]

依此，则刘健内阁所处之位，正为蒙卦之九二一爻，身负顾命而居于蒙昧之世。发蒙、治蒙之关键，在于广其含容，哀矜昏愚。阳明诗中所言“戒为寇”，正是此意。具体到“诛八党”事件，则本已初获成功，安置刘瑾等于南京，以为未足，但求诛恶务尽，终激大变。“童牿事宜早”，出于“大畜”六四爻辞：“童牛之牿，元吉。”《伊川易传》云：

概论畜道，则四艮体居上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当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恶人。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33]

刘健内阁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当畜之任者”，所谓“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恶人”。然二者均应行之在早，待其盛则扞格而难胜，如武宗与刘瑾之八党。此联之“省愆”，则为假《易》以综合考量此次政治事件之得失。依《伊川易传》解之，其意彰彰明甚。

“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则转至对于自身在此次事件中的省察。“蹇蹇”出自“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伊川易传》云：“志在济君以蹇难之中，其蹇蹇者非为身之故也。虽使不胜，志义可嘉，故称其忠荩不为己也。”[34]其意甚明。“虩虩”出自“震”卦卦辞辞：“震来虩虩。”《伊川易传》云：“震来而能恐惧，自修自慎，则可反致福吉也。[35]于危难来临之际，能自修自慎，亦可获福。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所言则为自身对于未来的政治抉择。“遁四”，“遁”九四爻辞云：“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蛊上”，蛊上九爻辞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意甚明，不必征引《伊川易传》亦可见所言乃归隐之意，于出处之间选择了处。诗之末句“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再度申言此意。

从以上对王阳明狱中《读〈易〉》诗的疏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易》与经典、圣人的交流，所求却在于如何应对自身当下的困境。这里既有对自身德行的反省，也有对当时所处政治形势的审察。这样的省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王阳明谪居龙场。戊辰在龙场时王阳明曾著有《五经臆说》，从今存的殘篇可以看到有四条关于《易》的内容，我们可以视之为王阳明龙场“玩易”所得，而其中关于“遁”、的解说正是王阳明狱中“玩易”以省察的继续。以“遁”卦而论，“其时阴渐长，阳渐消”，在王阳明看来，这正是自己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

盖君子犹在于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进，势犹不敌，……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然势尚可为，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于遁，且欲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则虽当遁之时，而亦有可亨之道也。虽有可亨之道，然终从阴长之时，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36]

以此意比对王阳明狱中读《易》诗，则正是我们所分析的“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的意思，这里更道出了王阳明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所谓“包蒙”、“童牿”，也只不过是一种“小利贞”，即君子只利于小有所为，委曲周旋以不至于速乱。若与小人“为寇”，一裁以正，将致速乱，结果适得其反。与狱中所言略为不同的是，阳明对于隐遁不再执于一定，所谓“夫当遁之时，道在于遁，则遁其身以亨其道。道犹可亨，则亨其遁以行于时。非时中之圣与时消息者，不能与于此也。”[37]“与时消息”者，乃取决于道之可行、可亨与否。这应该是经刘瑾之乱，谪官龙场后，经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对于自身出处的重新考量吧。

三、从王阳明与谪官的际遇看明代士风的养成

孟森先生言及有明一代“学风”时曾云：“故奄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罪。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38]又云：“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39]“清议”云者，即我们开篇所云士论，孟森先生所言，诚至当不易之论，下尝试以阳明谪官际遇为一切入点加以申说。据《年谱》正德四年辛巳（1509）条记载：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40]

王阳明谪居龙场之时，为提学副使席书、按察副使毛科所请，主贵阳书院教席，以课诸生。此次相请尚有一番往还，席书尝为此事专门致书王阳明，阳明答书今未见。另有《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一诗，乃因此事答毛科者：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41]

诗中云“实惭文檄过称扬”，则毛科亦有相关文檄邀阳明，既称为“檄”，当出于公文之相邀了。请谪官主书院教席课官学诸生，此事本身即非常耐人寻味。官学者，为诸生、为生员应科举考试而设，所以在现实之中，往往可能会沦为利禄之学。如席书《为诸生请王阳明先生讲学书》所云：“夫举业者，利禄之媒也。世之皓首一经，凡为禄利而已。……是误天下之豪杰者，举业也。”[42]宋明以来，儒家为防止士子沉沦于科举之学中，于官学之外，别创书院，书院的教育对象，官学之生员同样是其主要成员。当然，科举与书院以教育内容而言均为儒家圣贤之学，只是科举很可能使之流于晋身工具，此则并非必然。席书于信中引宋儒“科举非累人，人自累科举”以申明此意，并最终道出请阳明讲学之目的：

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倘无厌弃尘学，因进讲之间，悟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是执事一举，而诸生两有所益矣。[43]

在席书与毛科的热情相邀下，阳明最终以谪官身份主贵阳书院教席。应该说，为防止生员视圣学为利禄之媒，以声张正义而被贬谪的官员为其讲学，其效果可以想见。稽考相关史料，谪官入主书院，也并非是发生在王阳明身上的一个偶然现象。

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翰林院编修王思上疏指斥武宗“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轻身”，“任喜怒，移威柄，弛纪纲，摧士气，召天变”，因言获罪。与阳明一样，王思谪潮州三河驿驿丞，“郡守辟景韩书院居之，一时俊杰，咸从之游。” [44]潮州为韩愈贬谪之地，书院取名“景韩”，景慕韩愈也，亦以谪官主其教席。嘉靖初年御史黄国用劾权珰，下诏狱，受廷杖，谪广东莲塘驿驿丞，“石江欧阳子督学，延主端韶教席。诸生数百，汲引督率，多所成立。” [45]于此可见一时之风尚。谪官教生员，对于未来官员的士风之养成，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阳明以谪官入主贵阳书院教席，乃此风尚之受益者，后来，阳明也是此风尚的大力推动者。以阳明后来仕途多在军旅之中，假“提督军务”之便，所可为者更多。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王思仍在三河驿谪所，阳明在赣州，以“提督军务”之便，礼取王思与谪官李中至军前听用，其《优礼谪官牌》云：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军务，征剿四省盗贼，深虑才微责重，惧无以仰称任使，合求贤能，以资谋略。访得潮州府三河驿驿丞王思，志行高古，学问渊源，直道不能趋时，长才足以济用。惠州府通衢马驿驿丞李中，坚忍之操，笃实之学，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为此牌仰该府，照牌事理，措办羊酒礼币，差委该县教官赍送本官处，用见本院优礼之意，仍照例起关应付。以礼起送前赴军门，以凭谘访。该驿印记，别行委官署掌。[46]

此牌中给王思的判语为“志行高古，学问渊源，直道不能趋时，长才足以济用”，给李中的判语为“坚忍之操，笃实之学，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所体现的即公论、士论之所在。李中谪官亦为因言获罪，是时武宗自称大庆法王，信用番僧。举进士未久，时为工部主事的李中上疏极言，激怒武宗，中旨谪广东通衢驿驿丞。[47]武宗崇信番僧，阳明于正德十年（1515）亦曾尝试疏谏其事，唯具疏后未上。[48]前面提到的黄国用，阳明亦于晚年用兵两广之时，“檄入军门”。[49]

调谪官入军门听用，并非真如牌中所言“以资谋略”，实则如“优礼谪官牌”之名目所体现的，在于对谪官的优礼，以此而营造士论。如黄国用，被阳明檄入军门后，可“乘便归省”。[50]谪官亦不辱于阳明之信用，王思、李中皆于正德十四年（1519）阳明举义兵平宁藩之乱时，襄与其事。王思则功成身退，于次年返回潮州贬所。嘉靖继位，官复原职。于嘉靖三年（1524）疏争大礼，死于廷杖。

阳明正德年间在江西时，聚于军前者不止王思、李中，《年谱》正德辛巳（1521）五月条下如此记录：

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适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欲成府志，时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开局于洞中，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同事焉。[51]

是时阳明为江西巡抚，因修府志之事，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聚讲，同时以书信招弟子邹守益同来。《年谱》中所列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乃正德十四年（1519）疏谏武宗南巡而赫赫有名的“江西四谏”、“江西四君子”。武宗嗜好巡游，在其宠信的边将江彬等人的怂恿下，曾逃至宣府、大同一带，长期滞留，不还朝。正德十四年（1519），于返京后历时未久，再起南巡之念。鉴于其必然会发生的扰害地方的严重后果，遭致以舒芬等人为首的朝中士大夫强烈反对：

人情惶惧，言官伏阙谏，忤旨被责让。芬忧之，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要诸曹连章入谏，众许诺。芬遂偕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应轸上疏曰……[52]

疏入，吏部尚书陆完责其“归过君上，沽直名”：

芬等不应而出。有顷，良胜、潮过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陈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夺志，君辈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诸曹连疏入。帝大怒，命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芬创甚几毙，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惧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谪福建市舶副提举，裹创就道。[53]

舒芬谪居福建时，值阳明在赣州，亦如王思、李中例，礼取至军门。其《礼取副提举舒芬牌》如此评价舒芬：“志行高古，学问深醇，直道不能趋时，长才足以济用。”[54]稽考相关文献，舒芬当时似乎婉拒了阳明的相邀。舒芬于与人书信中谈及此事：

又云阳明盛心，欲稍进生高明之域，固所夙愿。第今为罪斥人，而千里往还无忌，似忘悔惧。在生虽满朝闻之愿，而或累于阳明，则不能不虑及也。[55]

以自身罪斥人的身份，千里往还，恐连累于阳明，加以婉拒，并请其人向阳明转致其意。书中所云“满朝闻之愿”，即孔子所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此则道出阳明聚谪官于军门的用意所在，切磋琢磨于道，舒芬所说“进生高明之域”，也指这一点而言。舒芬得以在江西与阳明相遇，则因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闰八月，丁父忧而归。[56]至如相与切磋于道之情形，《传习录》所载与舒国裳语尚多。舒芬之情况如此，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则于此次事件中，受廷杖之后，遭遇除名[57]的命运。除名后江西家居，虽不在一地，最终同聚于阳明门下，相与于白鹿洞书院讲学论道，堪称一时美谈。

至于以谪官主书院教席之事，阳明晚年用兵两广之际，曾有所为。阳明弟子季本嘉靖初年于“大礼议”中以言官身份疏救邓继曾等人，贬揭阳主簿。[58] 阳明初则召其入军门，后以南宁新创敷文书院落成，“委以师资之任”。阳明于《牌行南宁府延师设教》公移中如此评价季本：“久抱温故知新之学，素有成己成物之心”。[59]略需说明的是，与前此诸人不同的是，季本此前已为阳明弟子。但参于阳明对于前此诸谪官之礼遇，请季本主敷文书院教席，并非出于师弟子之间的私情。

最后，提及书院与谪官的关系，不能不提到著名的东林书院。《明史》顾宪成本传如此记载：

宪成姿性絶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硏究。……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敎、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60]

所附欧阳东凤本传亦有如是记载：

（欧阳东凤）以才调常州（知府），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钱。禽奸人剧盗且尽。宪成辈讲学，为建东林书院。[61]

则东林书院之再兴，正值顾宪成削籍里居之时，知府、知县为之营构落成者。而盘桓于东林书院者，多“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儒家士大夫。朝士慕其风而遥相呼应，东林遂成为一时“清议”之主盟者。职是之故，黄宗羲于明亡后，撰《明夷待访录》，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其所关注者，在于“公是非”之“公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62]无论阳明时代的谪官主书院教席，还是东林书院之为“清议”主盟，抑或黄宗羲所倡公是非于学校，其间有一脉贯通处，假士论，成士风，养士气，直至左右乃至主导政治决议。

【注释】

[1]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2] 《上徽宗论士风之坏》，《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0431册，278-27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3] 同上，279页。

[4] 《疏陈边务疏》，《王阳明全集》（下简称《全集》）卷九，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熊士选诗序》，《空同集》卷五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62册，475页。

[6]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49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7] 《年谱》系之二月（《全集》卷三十三，1227页），误。

[8]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全集》291页。

[9] 同上，292页。

[10]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4813-4814页。

[11] 同上，4814页。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4815页。

[17] 按，明内阁不似宰相者，在于不直接统领“部院”之政务，而明部院之职权，较前代亦大。故内阁于部院之疏票旨后，所票旨意，亦须部院再议。

[18] 是时以工部尚书衔“掌大理寺、刑部狱”，见《明史》卷一百八十六。

[19] 《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四，661-662页。上海书店，1984年。

[20] 《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全集》卷二十二，884页。

[21] 《玩易窝记》，《全集》卷二十三，897页。

[22] 《全集》卷二十三，897页。

[23] 《汉书》卷七十五，3157页。中华书局，1962年。

[24] 《薛瑄全集·年谱》，17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薛瑄门人阎禹锡撰《行状》亦载其事云：“手持《周易》，读诵不辍。”《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一，1614页。

[25] 《明史》卷二百九，5526页。

[26] 刘宗周语，见《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刘宗周全集》第三册，18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27] 同上，5526-5527页。

[28] 《四库提要》云：“《明史》本传做《周易辨说》，其名小异，然《艺文志》仍作《周易辨录》，盖刊本字误也。”（《四库全书》31册，1页。）则书名当以《周易辩录》为是。

[29] 《周易辩录原序》，2页。

[30] 《周易辩录》卷三，96页。

[31] 《全集》卷十九，675页。

[32] 《二程集》721页。中华书局，2004年。

[33] 《二程集》830页。

[34] 897页。

[35] 962页。

[36] 《五经臆说十三条》，《全集》卷二十六，979页。

[37] 同上。

[38] 《明史讲义》，200页。中华书局，2006年。

[39] 《明史讲义》，90页。

[40] 《全集》卷三十三，1229页。

[41] 《全集》卷十九，703页。

[42] 《贵州通志》卷三十七。《四库全书》572册，296-297页。

[43] 同上，297页。

[44] 见邹守益：《改斋王君墓志铭》，《邹守益集》卷二十一，页974。凤凰出版社，2007年。

[45] 见邹守益：《贵州佥事提督学校义城黄君墓志铭》，《邹守益集》卷二十一，页999。黄国用亦曾于正德十四年谏武宗南巡遭廷杖之辱。

[46] 《全集》卷三十，1088-1089页。

[47] 《明史》卷二百三，5362页。

[48] 《谏迎佛疏》，《全集》卷九，293页。

[49] 邹守益：《贵州佥事提督学校义城黄君墓志铭》，《邹守益集》卷二十一，页1000。

[50] 同上。

[51] 《全集》卷三十四，1280页。

[52]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4760页。

[53] 同上，4761页。

[54] 《全集》卷十七，页599。

[55] 《梓溪外集》卷八，页18。《舒文节公全集》，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刻本。

[56] 庚辰闰八月，野江翁弃养于家，太史公闻讣恸绝，兼程而归。《先大父太史公行实》，《舒文节公全集》。

[57]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5022页。

[58] 徐渭：《师长沙公行状》，《徐文长三集》卷二十七，《徐渭集》645页。

[59] 《全集》卷十八，634页。

[60]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6032页。

[61]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6033页。

[62] 《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原载《王阳明廉政思想与行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