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边解释中国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序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张新民主编：《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二日丙午

           耶稣2015年3月31日

提要：围绕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地域涵盖面颇为广泛的学术研究队伍，代表了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学术发展新趋势。清水江学已可望成为极为重要的地域研究显学。近期召开的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清水江学研究的重大大标志性历史事件。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均足以提示现代学人，我们固然要从中心来认知中国，但也有必要从周边来解释中国。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立体政治格局，特别是多元一体的复杂文明形态，决定了地方史总是国家史视域普遍涵盖下的地方史，国家史则是广泛提炼了地方史内容的国家史，即使对村落社区特殊素材的分析或材解读，折射出来的也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与认知，与对大传统的不断深入探讨和分析一样，都是我们更好地走进中文化广袤深邃的世界的重要法门。

关键词：天柱文书  清水江文明  乡土社会  区域史  文书学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一书，乃是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整理和出版清水江文书，丰富传统文书学的宝藏，扩大乡土社会的认知空间，从而形成上下远近多层互动比观的睿智眼光，最终则更好地认知或了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合为一体的完整中国，始终都是激荡在我们心中的一大学术旨趣，当然也是不能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其中的学术目标。幸运的是承蒙社会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不仅我们正在从事的天柱文书整理工作得以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即煌煌二十二册的《天柱文书》亦得以顺利编纂出版[①]。这是凝聚了众多朋友和学者心血的文献整理成果，自然有必要以学术研讨的方式来作总结性的回顾与前瞻，于是遂有召开“第一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之举。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北、安徽、湖北、云南、贵州、香港及日本的八十多位学者共襄盛举，展开了以西南少数民族民间遗存契约文书为中心题域的学术研讨，涉及明清以来西南乡土社会的不少重大历史文化问题。会议的召开是成功的，成果的收获也是丰硕的，不但一些关键性的研究有所深入或突破，而且年青的朋友参与的热情也很高，如论队伍则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群体，言地域亦涵盖了海内外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且明显具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开始拥有了一定的学术资源的积累。我们多年呼的清水江学专门学问的建立，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气候条件；徽学、敦煌学、清水江学竞相争妍斗奇的局面，也开始在初春般的阳光的照耀下显露出端倪。这不能不是区域学研究最令人欣喜的标志性事件，能参与其中并提供添砖加瓦的助缘实为人生莫大的幸事。

清水江文书乃是一种活态的民间契约文献资料,为当地苗、侗、汉乡民世代珍藏传承和保管守护,既见证了十五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真实历史状况，也反映了乡民生活世界复杂多样的地域面相，非特层累积淀的时间甚长，即涵盖的空间范围亦颇广。其中既有大量单张的散件契约凭据，也有不少成册的账薄、日记。但即使是单张的契记录，也与徽州文书大多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路径分别散出，难免不在流通过程中破坏了原初固有的形态，往往缺乏明确可靠的“归户性”不同，前者一般均保存了完整具体的“归户性”信息，能够据此做出村寨农户空间地点的精当定位，从而确保同一“归户性”的不同文书时间衔接上的可靠，获得“在地性”逻辑关系系上的一贯和准确，既反映了文书与原有归属主体之间的密契系，有裨于揭示大量潜藏在民间“家庭档案’”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方便学人结合田野调查探寻深埋在民间社会中的礼俗秩序秘密，形成较少缺项的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性知识链条。具见无论衡以史源学关注的“归户性”特征或研究者强调的“在地性”主张，清水江书文因其内涵了大量前后相续的乡土社会生活信息，保留了较为突出的系统性、完整性特征，形成了可供前后比观互照的“史料环境”，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方民众各种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把握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整体性历史进程，获取既有扎实资料支撑又不乏认知深度与广度的突破性学术成果。可见即使是制式化的散件契约，一旦给合“归户性”或“在地性”展开田野调查，也会呈现出生动微妙的具体生活内容，何况散件与散件之间亦可在准确定位的空间范畴内获得长时段的谱系衔接——资料内容关系链的可靠性与衔接性乃是长时段研究得以展开的必备前提——大量成册的文书亦能发挥核心主导性资料凭据的作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为天柱地区循下三甲春花鱼鳞册及其他相关归户册的遗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田地自然属性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为研究当地土地权属、征调赋税、田土诉讼提供了为重要的材料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据此进一步分析地方社会土地制度、地权分配等社会社经济多方面的状况。譬如清水江流域的田土关系是否也同其他汉族地区一样，存在着“一田二主”制或永佃制制，亦即当地耕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割的状况究竟如何，与其他汉族地区相较究竟有何异同，就颇值得依据鱼鳞册并结合其他相关典籍材料，展开扎实深入的分析研究或调查探讨。庆幸的是收入论文集中的研究成果已足以显示，不少学者已利用相关文书资料展开了扎实深入的研究[②]，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预示着未来可供开拓的学术空间依然颇为广大，不仅有助于推动清水江学专门学问的壮大发展，即固有文书私藏资源转化为学术公共资源的进程亦将因此而得以拓展加快。

 天柱文书的公布出版清楚显示，清水江流域遗存的契约文书，决非仅限于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一端，事实上诸如田土买卖、分家析产、、乡规民约、政府文告、家规族谱、纠纷诉讼、婚姻习俗等不同类型的文书数量亦颇多， 内容则涉及乡民生存、劳作、生产、交往、信仰等多方面的公私社会生活，乃是中国文献史上继徽州文书之后堪称人类记忆遗产的又一民间文书档案系统[③]。因此，利用契约文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特别是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模式——固然重要，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律学、地理学、生态学等方面的解读也不可忽视。尤其中国农耕文明本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奇迹，不仅持续的时间长，涉及的人口广，而且取得的成就大，积累的经验多，突出地体现了乡村民众和平生存的智慧和稳定发展的愿望。因此，缺少了对中国农耕文明的了解，遗忘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分析，忽视了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显然不但不能全面把握华夏民族几个年的文明史，即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亦难免不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便不难知道，传统儒家至迟自明代以来，便极为重视民间基层社会的秩序建构。他们不仅热衷于心、性、理、气一类哲思问题的探讨，耽悦于自我的生命超越层面的体证与形上道体的悟入，而且也有意识地扩大自身在民间社会的空间活动范围，主动自觉地依据地方经验设计了不少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礼俗自治方案。超越的关怀与世俗的成就，二者在他们看来都显得同样重要。“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固然不可放弃，但“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更不可忽视。无论下层士人或村夫野老，都可以是讲学传道的受容对象。儒学的乡里实践活动，包括建书院、订乡约、立义仓、修宗祠等一系社会行为，显然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生存扎根的民间文化土壤，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民间化儒学形态，一方面也引发了乡民社会习俗风规的巨大变动，催生了大量秩序建构调整必需的文化新因素。由明清两代的晚出儒学上溯至先秦原始儒家，儒学传统上至国家礼义典章，下至民间乡规习俗，举凡一切制度法律公私生活，均无一不在关留意之列[④]，目的则在于开辟一个足可安身立命的秩序化合理世界。以扎根深厚的学术文化发展的谱系脉络为出发点，怀抱重建人文与人道取向的现代秩序的价值理想，我们当然也有必要全面开展上到国政典要下至民间礼俗的结构性研究，尽可能多地扩大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经验与智慧的取资借鉴范围。至于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多学科齐头并进地了解或研究传统乡土社会，也主要是缘于单一的学科研究未必就不会出观察视野上的盲点。可见会议论文研究的题域尽管已经颇为广泛，但依然不能说所有的方面都已囊括。足证区域学研究的对象乃是复杂多元的整体性社会，大量遗存文书则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乡村社会生活的全幅信息。研究题域的多样与社会结构的多元乃是对应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则必须与研究对象协调一致。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排斥另一种方法，正如不能以一种研究对象去否定另一种研究对象一样。毋庸讳言，除文书自身的研究外，收入文集的论文仍以经济史与社会学两大论域的成果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及与之相应的学术成果。方法的创新本身就是学术包容的结果，一种方法往往就是另一种方法的补充或完善，即使理论系统的抽象提升和成熟发展，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吸收或涵盖多种多样的学科方法。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一方面强调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重要，因为新材料总是意味着新的经验空间的敞开，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缺乏追问或一时难以明言的问题意识，即使与历史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或合理解读，亦必须以资料的准确占有与详尽分析为前提，否则便难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或解释向度的合理；另方面我们也认为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严谨缜密的考辨工夫和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知道一旦离开了严谨缜密的考辨工夫，缺少了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即使拥有了大量的新材料，也会导致误读误解的严重舛讹，非特不能为新材料贯注充满灵性生命的学理活力，甚至还会留下平庸肤浅的笑柄，导致只知堆砌资料而昧于理论形态说明的讥评。也就是说，研究工作一旦化为文字，便记录了经验，承载着思想，反映了关怀，折射出睿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位，都难免不会留下学术遗憾。当然，就最本源的史料整理工作而言，其学术贡献方面的意义亦极为重大，不妨借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表述：“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隽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⑤]”无论基本的原始资料整理工作(当时之简)，抑或严谨的学术研究撰述(后来之笔)，二者均以一体两面的方式，推动着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它们“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契约文书整理成果梓行问世，不断开拓史料利用的新空间，形成具有良好生态结构的“史料环境”；一方面也期盼有更好的学术撰述成果发表问世，不断提升人类历史认知的自我水平,催生具有活泼创造生机的“学术语境”。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分别以“清水江文书”和”中国乡土社会”为讨论主题,或多或少亦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旨趣与关怀。而无论“博闻实录”或“隽识通才”，都为学术事业的发展所必需——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以自尽其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才能或天赋，最能满足其发理想展诉求的无疑就是宽容而多元的学术文化格局。

不过，从全国乃至更大范围的学术发展趋势看，无论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或社会史，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利用工作仍可说是刚开始起步[⑥]；特别是较诸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研究工作的长足发展，更可说是有待垦荒拓殖的重要史料处女地。进一步分析，则不难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经济史或社会史的研究，其热点往往都集中在东部地区或汉族生活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始终不多。这固然与学者的关注热情与研究取向有送，但史料的匮乏与语言的疏隔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有必要强调的是，华夏文明既然是不同地域和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明，当然也就意味着每一地区和各个兄弟民族的历史性创造都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或文明的多元从来都是一客观的事实，都必须视为独立的主体并予以相应的尊重和理解，既有必要深入其中厘清内在发展的脉络，又不能不以开阔的胸襟参与跨文化或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通过“换域”研究获取的参照眼光越多，与之相应的学术成果就越以深度与广度见长。而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不同的区域或民族展开多方面的分析探索，不仅重视既有经验内容又有理论形态说明的局部区域的文化系统，同时也注意将其提升整合为全面完整的国家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更好地反映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伟大民族的文明形态，扩大国际交流与对话中经验与理论合为一体的话语发言权，否则更谈不上是系统多元的华夏华文明形态，也称不上是全面完整的国家知识系统。

当然，依照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观察，则可说至迟从儒家经典《周官》开始，中国人便始终重视民俗风规差异颇大的地方经验，有一套完整的不断将地方经验转化或上升为国家知识的制度安排，目的则是为了丰富或完善国家决策措施不可或缺的客观判断依据，避免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的社会或冲突或心理震荡。而无论古今，我们都只有在地方及国家经验都较少出现认知盲点和判断误区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治理一广土众民的国度，形成国家与社会均高度认同的合理化秩序，从而全面充分地发挥和实现民族集体的内在自性，不断开创人类可久可大的文明发展事业。如同国家是文明与政治的共同体，一民族欲尽其内在之真性，无论如何均不能绕过国家的实存发展一样，历史文化也是内涵着意义与价值的经验物，一民族欲践履其生命之价值，无论如何亦不能脱离历史文化的实践场域。未来的中国学术事业如果真要形成自己可与别国他族对话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特色，就不能不从深广而丰厚的国家与地方民族文化经验的土壤中吸取营养，避免以西方的理论概念或解释框架生搬硬套地图解中国，成为完全丧失自我主体性与解释力的跟风逐潮的学术失语附庸。正是在这一意义脉络下，我们才长期强调地域文化与区域学研究的重要，希望通过清水江学的研究带动整个西南学的研究，而西南学的研究也需要融入更大范围的全国性学术语境之中，才能凭借“小历史”来折射大意义，依据“小社会”以反映大世界，最终则形成区域史与国家史互释互诠的良好学术生态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是有地方的国家，地方是有国家的地方，二者合为一有机的生命体，社会才表现出成熟的形态，政治才具备了完整的结构。具见从中心来解释中国固然必要，但从周边来解释中国也不可或缺，地方史乃是国家史视域普遍涵盖下的地方史，国家史则是广泛提炼了地方史内容的国家史。即使对村落社区特殊素材的分析或材解读，折射出来的也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国家与地方的长期复杂互动关系，从来都是契约文书研究不可忽视的视角。而清水江学国际高峰论坛的举办及相关论文的结集出版，也只能说是提供了一个催生更多学术成果的契机，源源滚滚不断涌现质量一流的宏篇佳构，则有待于今后学界朋友持续不懈的努力。

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活涉及的地域极为广泛，实已形成了一个以清水江-沅江-长江为重要航运通道的木材经济贸易圈：一方面是当地木材顺江而下，远销江南或北京地区，一方面则为外地白银逆江而上，涌进清水江流域木材出产区。而徽州和临江商人的足迹，也深入到了清水江流域的腹地[⑦]。长期以来清水江-沅江作为长江支系水道，均发挥了促进长程贩运贸易的作用。而长程商业贸易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商人冒险深入，显然并非现代城乡分离意义上的产业分工导致商品交换必有的现象，而是地缘生态物产资源差异带来的换利润引发的结果， 利益的诱惑总是能使商人敢于进入一般汉人望而生畏的“生苗”、“生界”异民族区。因此，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亦因商人的往返经商活动，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可供相互发明与印证的内容实质意义上的关联。当然，清水江-沅江-长江不仅是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同时更是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直接涉及的地区即有贵州、江西、安徽等省的不少人口聚落，向外延伸辐射的区域则远至大江南北的各大城市要镇。而清水江文明作为极为重要的长江支系文明，也因汇聚了大量外来文的化因子，拥有了跨文化交流及族际频繁互动的地理交通走廊特点，形成了多元复合的地域文化特征[⑧]。可见未来的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学研究，决非一时一地个别村寨的研究所能封限，完全可能在推功西南学繁荣发展的同时，向外拓展至沅江-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所以收入本书的论文，除主体部分均可纳入清水江学研究的范畴外，尚酌收了部分有关徽州文书及其他地区的新作，以见文书与文书之间的相互可比较性，以及地域研究与地域研究之间的相互开放性。地域研究与地域研究之间的开放性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异地学者主动参与清水江学的研究，一方面也能获得“换域研究”必然产生的多重性睿智眼光[⑨]。近年来我们与徽学、敦煌学学者交往较多，无论直接或间接，受他们多年学术经验的启发，均大有裨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首辑《天柱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自始自终得到了当地知识精英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参会论文虽未必符合学院派学者的要求，但也充满了挚朴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强烈的家园关怀，含藏了擘画未来的建设热情，提供了本本视域特有的知识信息。未来的清水江学研究如果缺乏地方学者的参与，便很难转化为可供乡土社会采用的文化资源，他们乃是学院派学者与草根文化联系的中介，应该在大、小传统互动的社会结构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多年来，我们始终强调文书的整理编纂工作，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兼顾学界、政府、乡民三方面的利益。而学术资源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地方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乡士精英的参与，他们才是多方面利益群体受惠的桥梁式触媒。因此，全书集也适当选录了他们的部分新作，从中正可摄取不少局外人一时难以了解的乡村信息，当也有裨于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复旦大学以朱荫贵教授为首的学木团队，已与我们建立了长期性的密切合作关系，是书即为两校课题组合作交流的共同成果，离开了他们的参预和帮助，便很难设想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也谈不上研究成果的出版问世。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由赖永海、王月清、管国兴、府建明、钟海连等著名学者和众多有识之士发起成立后，便始终关心以典籍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乃是我们相互之间成功合作的一大典型范例，是书的出版也凝聚了他们长期的心血与劳作。天柱县人民政府的无私帮助与鼎力支持，已成为每一个躬逢其盛的学者一生中最难忘的学术经历。县政府领导江朝伦、李腾刚、王兴友很早便以文教兴县为施政理念，表现出罕见的文化战略眼光和施政为民慧识，离开了了他们的参与和奉献，也很难设想会有今天的一系列成果。时值是书编纂毕役交付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清水江文书与中国乡土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已成为未来清水江学研究的一大历史性里程碑；《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的正式出版，亦将成为持续升温的清水江学研究的一大符号化标志。

乙亥年岁杪谨撰于筑垣大将山西麓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原载张新民主编：《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5年版)

【注释】

[①] 参阅张新民：《天柱文书》序，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1-8页。

[②] 参阅栾成显：《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与徽州文书之比较》；张海英、黄敬斌：《春花鱼鳞册初探》，前者将由专刊揭出，后者已收入本书。

[③]余英时尝感慨“‘民间文化’在中国资料太少，在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

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没有教会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冲突，所以很少记录。”但如果将眼光从城市转向农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与征集，仍会发现尚有大量类似资料的遗存。而以西方“人类学家”、“教会”、“宗教冲突”比附中国，以为乃是民间或民俗资料太少的根本原因，其说也极不妥当。中国历史大传统积累的民间或民俗资料，数量其实相当可观；即使是制度安排，也不乏下情上达的畅通渠道。即以传统地方志书为例，便多有“风俗”专篇，且载有大量民间竹枝词。而历代记录民间习俗的专书，见诸历代史志著录者亦不少。一部图文并茂的传钞本《百苗图》，便是西南民族习俗文化的代表性专书，皆可见中国文化自为一系统，并不乏记录民间文化的渠道与方式。而乡土文献数量之多，当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余说见《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载氏著《中国思想传传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④] 参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2页。

[⑤] 《史通·史官建置》，引自张振佩《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13-14页。

[⑥]清水江文书己整理出版者，主要有(日)唐立、杨有赓等主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一1950)》，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2、2003、2004；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009、2011；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派。从整体上看，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虽规模数量已颇为可观，然与其民间庋藏的总量相较，仍显得微不足道，只能谓为刚开始起步。至于研究工作则有赖于资料的取用，只有大规模地公布文书才能更好地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则真正形成大气候仍要俟诸异日。

[⑦]参阅王振忠： 《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已收入本书。

[⑧] 参阅张新民：《叩开清水江文化走廊的大门：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调查》，载《人文世界》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5辑。

[⑨] 参阅张新民：《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化的社会科学》，载《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4期。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