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专访：庞朴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

采访者： 《澎湃新闻》“逝者”栏目记者徐萧

受访者：《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一

            西历2015年1月11日

记者：1994年《原道》创刊，庞老就在上面发了专文《文明与冲突》，当时是什么机缘，您还记得当时的过程和情景吗？您在那之前和庞老有过接触吗？

陈明：庞公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老师，对论文评价很高，所以我有点恃宠而骄，办《原道》时缠着他要稿子。当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热，虽然不赞成这种冲突论，但它也促进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文明属性的追问与思考，无形中强化了儒家与中国之间的关联度。老先生是敏感而时尚的人，记得当时他已经用电脑写作，转椅放在书桌和电脑桌之间，毛笔和键盘线装书和硬盘切换自如。 

记者：10年后，庞老又特意致辞。可以说庞老对《原道》是很支持的，对您和同仁的工作是很认可的。所以李泽厚先生说《原道》十年是失败的时候，庞老说，“陈明办《原道》很不容易，换了好几家出版社。我认为，只要能办下去，就是成功。”

陈明：李泽厚先生是自由主义者，思维是西方式的。他建议我给原道取个英文名字叫Chinese Logos，所以他认为我没原出什么道。但庞先生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从学问到做人都是。他对原道的支持是一贯的，不仅给稿子，而且亲自出席了首发式，我记得很清楚，他骑着个破自行车，带的是纱手套，脸冻得红扑扑的。会上说的话乐观而风趣幽默，因为儒家及其研究都很边缘，他就说，我们就是“安边乐缘”，还被中华读书报记者以“安边乐园”写进了报道。

记者：您和庞老接触、交往这么多年，在您印象中，庞老的性情是怎样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陈明：热情、才华横溢、具有艺术气质而又富有长者风范。我读硕士期间参加过有他发言的座谈，那是80年代，对老先生的风度比较有印象。后来到他家，他说我有篇文章写得很好，听了半天才知道是一个关于玄学研究的综述，而其中对他的评论很是直截了当，大概是讲他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处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生搬硬套，他却丝毫不以为忤……可能同时也对他把重点放在名教与自然而不是本末有无上给予了高度肯定吧。当然，我也知道他其实很孤独，从生活到内心。我老师余敦康先生要我多去找庞公聊天，但我做得真的不是很好！

记者：庞老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比如简帛、天文、文化史、思想史，有“火历”说，“一分为三”说，推动文化热等，您觉得他在哪个领域或方面最有成绩，以及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简要评价下他的学术思想吧。

陈明：学者有狐狸与刺猬的不同类型，庞公应该属于狐狸吧。我个人对一根筋的刺猬比较理解，对涉猎广博的狐狸则只有敬佩的份。我感觉老先生主要的贡献，思想上是推动文化讨论，引进介绍了一些海外学者的文化观念，并用于对近代文化事件的处理，打破了国内教科书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极大地拓展了相关问题和领域的思维空间。学术上则是对简帛文献的研究，他不仅从文献和思想上对那些新出土材料做出了论断，还创办了专门网站，把这种古老的研究与互联网结合了起来。另外，他对“一分为三”的研究突破了西方一分为二思维的藩篱，对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做了深刻的揭示。

记者：当代新儒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是其中也是有差异的，也有比较激进、中道或者保守的。庞老说他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和当代新儒家是什么关系？

陈明：庞先生的夫子自道实际很有代表性，表现了转型期思想家的矛盾与追求。新儒家可以被划归保守主义者，但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就是新儒家。庞公喜欢讲辩证法，马克思、黑格尔的影子十分清晰。80年代他主要还是偏自由主义，这使得他与港台新儒家相区别。但知识结构和文化情怀还是传统的，因而又不同于一般的西化论者。大陆新儒家是近十几年的事，庞先生身体不太好，到山东大学做的也是具体工作，所以也很难划入这一群体。他不赞成儒教宗教论，虽然他相对而言比较接受我的儒教公民宗教说，但这是从儒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说的。有段时间我几乎就要到山东大学他手下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有人说是庞公自己不同意，真是打死我都不相信！

记者：您本人在某次采访中，提到《原道》对于各种观点的包容，但庞老似乎更愿意用“宽容”这个说法。因为包容有种隐含意思，就是我包容你，是高于你，而庞老认为，不是谁包容谁，大家是对等的，所以只能是宽容。

陈明：说包容是从用稿角度说的，因为我是刊物主编。说宽容说明庞公对自由有很深很强的体认。这里没什么冲突。

记者：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庞老对儒教的态度，在公开访谈中，我们看到他的表述是理解、同情、尊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也在和王达三的对谈中说（2006年，杜吹剑、王心竹、王达三等人在北京皂君庙庞朴先生寓所就有关儒教等问题对庞朴先生进行了访谈），支持他们去建立儒教。您曾从他口中听到过对于儒教的态度吗？

陈明：庞公有学者和思想家双重性格。同情理解并支持年轻人去建立儒教，反映的是他作为儒家思想家的一面。我只记得他写文明的冲突文章时，对亨廷顿把中国文明说成儒教文明并不反对。宗教概念在中国的智识落后、道德低下的印象，是五四时造成的。庞先生也是以此为底色，但后来有所改变。如果他有彻底清理，对儒教的看法定会大大不同。

记者：在上面那次访谈中，庞老从策略上或者操作上，庞老更同意您的“公民宗教”的路线。他认为走上行路线没必要也不明智，而且他坚持要“宽容”，和其他宗教平等，而不是写进法律，成为国教之类的。您认可吗？

陈明：当然认可。

记者：很多当代新儒家试图从恢复一些形式上的传统，比如汉服、传统节日等，来营造一种氛围。庞公提倡读经，但对于当下恢复传统礼仪或仪式的呼声，觉得不可行也没必要，这和他强调的文化具有时代性有关。

陈明：是的。

记者：最后，谈谈庞公从80年代至今，对于儒学发展的意义吧。对您个人来说，庞朴先生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陈明：他接受政治任务撰文从教育家角度肯定孔子，为后来李泽厚先生写“孔子再评价”打开通道，从此孔子解禁，儒学重回学术舞台。文化热中，有定论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然后浅薄者据此对中国文化大放厥词，庞公洋洋洒洒论证中国文化实际是“忧乐圆融”，不仅使那些好事者从此无趣闭嘴，也极大深化了我们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不过，总的来讲，对我来说庞公是一个模糊的影像，一方面他是一个多面体，由于时代不好，他只能在一些给定的前提和框架下进行思考和创造，带着镣铐跳舞总难舞得潇洒，难以表现真我，另一方面时代变化又太过迅疾，他过多的热情和才干很难集中一处去做出本应作出的更大贡献。突然间觉得他不应去山东，但在北京生活又成为大问题……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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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