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十月十八

        西历2014年12月9日

前文提到，中国被西方打败导致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落后了，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其进入现代、乃至其强盛的一大原因，是它们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由同一血缘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因为血缘同一，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以能够同仇敌忾。反观中国，有宗族、有天下，却没有国家，更不知爱国，这是中国人麻木不仁、吃人血馒头的原因之一。于是，如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所说，中国是一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努力地把中国装入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中。这不但对于中国的复兴很重要，并且它有关世界和平。这是因为据有些学者和政客的理解，传统中国采用天下体系，中国必须位于天下中心，让四方来贺，而无法与他国平等相处。因此，中国如不放弃天下体系，其复兴必会威胁万国体系、威胁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为了中国的复兴、为了世界和平，一百多年来我们努力地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在如此理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学人中，有人就因此认为一白可以遮百丑，认为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的种种革命对传统在精神上和物质层面的摧毁以及其所导致的生灵涂炭都是祭祀现代国家这面旗帜的必要牺牲。这成了他们心甘情愿或者趋炎附势地为暴君、暴政辩护、成为国家主义者的理由或借口。

但是，滑稽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期待着中国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加入现代（西方）国家之林的时候，西方国家却从自身经历看到，民族国家以狭义的国家利益为指南，遵循敌我划分的强权政治原则，也是导致动乱与战争的来源。后发的民族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走的都是先复强、再复仇的道路。那么，当我们用着民族-国家的语言（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民族利益云云），同时又说我们中国是和平崛起，却没有人相信，这又有什么好奇怪、好愤懑的呢？这是我们百多年来膜拜与模仿西方的报应。但这再滑稽，如果先走民族国家，再走现在西方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模式，是现代化必经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在被嘲笑与被怀疑中追赶西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前文所述，西周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级级贵族代理、自治的制度。从无论是从对上还是从对下的关系看，诸侯对其国都没有绝对主权。在这种制度的崩溃中，各级贵族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卷入了存在或死亡的混战。最终涌现出来的胜利者领袖着广土众民的大国，而在他们之上，再没有天下共主或者更高的权威，在他们之下也不再有具有自治权的贵族。这样，虽然战国没有用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在欧洲与中国，由陌生人构成的实质上的主权国家都出现了。当然，欧洲于此的特殊性在于对主权的法律认可（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靠什么团结其人民。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有内在凝聚的办法，否则就不过是一盘散沙。封建时代如何凝聚，及其不再适用的原因，本系列第二篇已经讲过。春秋战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不得不回答，在新的这种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里面，国家的凝聚力何来的问题。

由此看来，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回应这个现代性共通问题的一种方案。另一种方案，是马克思提出的以阶级整合陌生人、划分敌我。再有，就是发源于秦帝国（法家）、罗马帝国的以军事、法律为手段的整合，以及今日以宪政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面对这一问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考察各种方案之前，我们不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或是最好的方式。下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儒家的解决办法。

面对陌生人凝聚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恻隐之心。孟子讲，如果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落井（而亡），我们心里都会难受。因为是突然见到，我们无法辨别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所以，这个小孩代表着近乎抽象的个体、代表着陌生人。那么，孟子这里所说的是，每个人对陌生人都会有同情与关爱。但是，孟子也很现实地知道，这种关爱虽然普遍，但是它不足以让我们将之付诸行动（大家可以想想小悦悦事件）。因此，为了让这种普遍的关爱能真的成为陌生人之间的纽带，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人人皆有的仁之发端。孔孟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办法，是“能近取譬”，即将心比心，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儒家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每个人（包括孤儿）都有个家，那个养育、关爱他的场所。在家里，一个小孩得到了以他为中心的关爱。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学到他人存在、他人也很重要的场所（“这块儿糖留给妹妹”、“奶奶没动筷子不能开始吃饭”，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孝悌、家庭伦理会对儒家这么重要。这并不是像五四以来污名儒家所说的（以巴金的《家》为一大代表），因为儒家是专制的帮凶，希望通过家庭伦理培养忠君的愚民。孔子经常为人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像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其实隐含着君要做君、父要做父，才能赢得臣下与子女的尊敬与爱戴。常被指责为给皇权背书的董仲舒，在他著名的春秋决狱的案例中也明确指出，抛弃儿子不养的生父，不应该被当作这个儿子的父亲（而这个孩子的养父应该被当作父亲对待）。儒家所讲的，是父慈子孝，并要求子女对父母错误想法进行（合礼地）批评、甚至公然违背，而不只是单向的、即下对上的绝对遵从。（强调下对上的单向服从，从黄老学说的道生一的单向序列，到《韩非子·忠孝》里直白的说法，倒是可以看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更多地是在讲孝，而不是慈。但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一般无须培养，是（动物意义上）自然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关爱需要努力培养，而着墨于孝是为进一步推己及人奠定基础。

对关爱的培养，始自家庭，逐渐外推，及至邻里、社区、社会、国家、全人类、全世界，最终的理想，是所谓“民胞物与”的境界。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人（圣人）能对世界上所有人像对家人般地关爱，甚至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能如朋友般地对待。因此，有人将一些中国人只顾一家之私利而不顾他人的行为（比如腐败）归于儒家对家的强调，是对家在儒家思想中的角色彻底没有理解的表现。但是，儒家这种泛爱的理想，也成为儒家之爱不能停留在国家、不能爱国的理据。先秦儒家的很多说法，似乎也支持这一种理解。儒家支持士人和庶民用脚投票，选择他们出仕与生活的国家。相应地，孔子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这预设着开放移民的政策。孟子甚至指出，行仁政的国家，可以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目的，对暴政的国家进行征伐，而被征伐国家的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行为（即不但不自卫、反而出来欢迎“解放军”）是正当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儒家的理想是普遍的关爱，但是，儒家还强调，这种普遍的爱是不平等的。关爱的外推，犹如一个小石子在水塘里引起的波澜，最终覆盖整个水塘，但同时，近的一圈要强于远的一圈。如果我们对邻里的关爱是对家人关爱外推的结果，那么对家人的关爱自然要大于对邻里的关爱。在国家内部凝聚、也就是爱国上，儒家这种有差等的泛爱意味着，哪怕是民胞物与的圣贤，爱本国人也是且应当超过爱外国人。但同时，本国优先不等于本国利益至上。比如，洪水泛滥诸国，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应当先救本国人，但同时，我们治理本国的洪水时，不能以邻为壑，置外国人之痛苦于不顾。抵抗行仁政国家的征伐来保卫行暴政的国家，为儒家所反对。但是，如果侵略者不是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或是被征伐国的恶政没有到人民准备好揭竿而起的地步，自卫战争是（部分或全部）正当的。因此，儒家是承认以仁为本、“仁高于主权”的弱的爱国主义的。封建时代的天下共主是周王，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的儒家，让仁成了新的天下共主。

除了用有差等的仁爱来凝聚陌生人，早期儒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内在凝聚的方式，即所谓夷夏之辨。这里的华夏，并非依据种族，而是具有普适性的文明。不过出身还是血缘，只要是文明人，就是华夏。哪怕同种，如果拒绝文明，就是蛮夷。春秋战国期间，华夏（文明）国家不止一个。因此，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儒家的国际秩序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综合起来，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秩序的图景是，通过各文明国家各自独特的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等），国家得以凝聚。而诸文明国家，又通过共享的普适价值（华夏），结合成国家联盟。再通过差等之爱，儒家给出了爱国、爱文明的正当基础。在本国与外国、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之间，前者优先，但这不等于前者的利益绝对，而我们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弱一些的）关爱。

通过并非儒家认可的办法，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华统一帝国的基础，不再有不同的文明国家（诸夏），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统一为一体。因此，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与普适性的文明，在中国合为一体，使中国人“只知天下，不知国家”（其实不是，而是国家与天下合一）。但是，清末民初，让我们看到其实天下并未归一。从另一个角度讲，指责中国人只明白天下模式，其实是做了错误的类比。中国经历过与当今万国体系类似的世界，即春秋战国。儒家在那时提出来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还直接适用于今日。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放大的战国，放大的诸子时代。儒家与中国历史中的天下体系，确实不适用于当代，但是可能是在预示着世界的未来。在对儒家的理论及其地位的正确理解基础上，在本文的下篇，我们会看看，它与西方提出的现代国家整合与国际关系模式相比，到底孰优孰劣。我们会看到，儒家的理论，超越民族国家，能解决世界对中国的担忧，避免我们中国人可能选择的歧途，并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从前文所述，在今日放大的战国里，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要求，国家以历史、文化凝聚内部，而在普适的文明标准下，有各自特殊文化的文明国家（诸夏），成为文明国家的联合体，即“中国”、中央之邦。国家关系的优先次序，是一种放大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模式。以仁为原则，文明国家要通过不同手段，改变蛮夷国家。这里，文明（新华夏）的内涵，当然要比传统华夏的内涵有所拓展，应该包括诸如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条目、包括含有儒家经典在内的人类经典传承。这里一个重要的儒家特色，在于文明国家一定要以恻隐之心为核心道德。这样一个在新诸子时代，基于儒家的精神（“周虽旧邦”之旧邦）来提出的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理论（“其命维新”之新命），与民族国家等模式相比，优势何在呢？

如上文所述，面对类似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凝聚的问题，欧洲发展出来民族国家模式。其民族的定义有多种，而很重要的、也是为其他国家所模仿最多的模式，是以血缘（种族）定义民族，再由民族来构成国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血缘关系，可能是想象的，而很多所谓纯粹的种族其实都是杂种。并且，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是先有了国家，再由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创造了民族和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神话。尽管是神话，但是民族国家的优势，是它在血浓于水的煽动下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但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这种血浓于水的排他性、这种内外的绝对分别。如果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有异族，他们必然要受到主体民族的压制，甚至灭绝。而如果有本民族的人居住在其他国家，那么将其合并也是很自然的一条道路。当如此组成的“纯正”民族国家与他国有纠葛，其处理原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这么看，纳粹德国对内的种族灭绝、对奥地利与捷克的合并，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战争，是民族国家的自然行为。这种内外对立，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往往对内非常仁道的政府可以同时对外残忍。这里最好的一个代表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国内，他是比利时人民的自由、人权、平等的积极推动者；在国外，他极大地深化了欧洲在非洲的殖民，也残杀了无数其殖民地的非洲人。

与此相对，儒家与传统中国的以文化、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具有包容性。这是为什么，华夏王朝虽屡经挫败，但是华夏文明能不间断的原因。当政治、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靠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好马——在冷兵器时代，有马和没马的、有好马的和没好马的，有天壤之别——征服华夏王朝之后，最后发现，如果要长时间占领下去，就必须皈依华夏文明，采取华夏的文教、政治体系。因此，从种族意义上说，所谓汉人，其实是最大的“杂种”，混杂了不知道多少“异族”的血脉。这也是为什么顾炎武要区分亡国与亡天下。亡国，只是政权转换，而亡天下，是整个华夏的文教政治体系的覆亡（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亡了）。当华夏文明占据政治与军事优势的时候，在儒家的影响下，除了出于人本能的强权政治，传统中国往往能采取一点点“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而不是民族国家赤裸裸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征服。而理想的儒家国际关系原则，更是要以仁为中心，反对弱肉强食，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和平、但同时又竞争和进步的可能。

亲历民族国家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采取民族国家模式的欧洲人和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挑起的战争），西方国家逐渐发展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模式。它强调人类平等、普遍人权，力求超越国家、超越基于国家利益计算的国际关系。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国家认同的理论。如果国家还要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存在下去，这种理论就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上讲，要求各国超越国家利益考虑，为全人类谋福利，以普遍的人权为唯一原则，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取义过高，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做不到（不能爱自己的国家，怎么能真的爱得了他人的国家？！）。这使得人们开始对“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旗号产生怀疑，退回到纯粹地由国家利益考量的模式里。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也许曾经认为美国的行为是以推进人权、推进国际秩序与和平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宗旨，但是发现美国居然也以国家利益为指导原则（之一），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美国所有行为，其实都仅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但就我的观察，在世界历史上，美国是相对比较有理想性的帝国。其霸权，更接近于齐桓晋文之霸。这里不是说它没有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不是说它不把国家利益考量放在第一位；而是说它是否除国家利益之外还能考虑些其他因素，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类似地，有人认为传统中国也只不过是为国家利益考量，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否则，从国家利益的考量看，我们只能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结论。

因此，从儒家的观点看，民族国家模式太过自私排他，而世界主义模式又取义过高，适得其反。其实，儒家对这两种模式早有批评。前者相当于自私至上的杨朱；后者是平等地泛爱（“兼爱”）的墨翟。前者的问题很明显，而后者看似高尚，但是违背人性，兼爱不得，最终只是兼不爱。它与自私至上的模式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它有表面的煽动性，因此比自私至上的模式更危险。文革打破家庭，逼着人不爱家人，去爱全人类。当宛若吸毒后的狂欢过后，就像吸毒后的抑郁一样，中国八十年代充满了自私至上的论调。而儒家的模式，则是在过度自私与过度理想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道。

那么，这些理论讨论，对中国乃至世界问题，有什么具体指导意义呢？中国在经历了挨打、挨饿，现在进入了挨骂的时代。挨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采取的民族国家模式、及其背后那种先复强、再复仇的逻辑，对世界和平可能造成的威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其解决，恰恰在于破除民族国家的迷信与迷思，采取“仁高于主权”的儒家话语。

当今中国国内的问题，从少数民族到台独，其背后其实也都与民族国家话语相关。因此，对这种话语的破除，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地讲，中国现在继承的是满清的版图。为了保持少数异族对华夏的统治，满清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新开拓的领土（新疆、西藏、蒙古）并没有像传统华夏政权那样努力地同化之。对此应有的修正是加强同化政策。但是，不幸的是，在传统中国是落后的前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下，中华民国和后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采取了民族国家的模式，不但没有努力消除民族分别，还通过政治手段（民族识别、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优惠的财政、生育、高考等政策）强化之。上面说了，民族往往都是国家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更是如此。比如青海的“藏人”和西藏的“藏人”语言不通；“维族”以前更多是绿洲认同，而没有维族认同；很多西南“少数民族”早已汉化，甚至根本就是居住在山地的汉人。但在民族识别的政策下，他们都成了少数民族，或被我们建成了人口众多的大型少数民族。这种识别，又进一步通过上述的优惠政策强化。一些地方，为了争取财政补贴，制造少数民族人口。而一般家庭，为了高考加分等利益，制造了很多一滴血的少数民族（即祖上有一滴少数民族的血，就认同这一血脉）。这些少数民族往往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及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他人交易、妥协的历史，而只有当代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等理论导致的躁动，以及在一些粗暴的、对其文化压制的民族政策下产生的憎恨。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问题能不成为问题吗？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超越民族国家模式，而采用传统中国的儒家模式。不要采取现在政治上鼓励，文化上压制的行为；而是反过来，政治上不鼓励民族认同，而文化上宽容。具体地讲，比如废除户口本、身份证、各种官方表格上的民族一栏；废除以民族为基础的高考加分，而代之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高考加分（一个生活在北京富裕家庭的彝族人可以加分，而生活在赤贫县的贫穷的汉族人不可以加分，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废除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县，恢复传统中国的郡县制；等等。同时，我们允许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并制造方便，甚至用政策支持这种文化多元。比如维族学生可以高考加分，但是必须考一个满分为10分的维语文学考试，等等。

总之，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主张，可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回应世界和平与在和平条件下竞争的要求。对于中国人，这里的关键一点是，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是新华夏的一员、甚至是领导者。一百五十多年的反传统，我们还在何种程度上还是（狭义的和广义的）华夏，很成问题。因此，在中国内部，我们先要主动恢复传统的、狭义的华夏认同。在所谓的“汉族”及历史上已经汉化的民族恢复了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才配与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对话。否则，那些传统破坏得少的少数民族，会对现在只认金钱的无文化、无信仰的华夏族来统合中国（很正当地）嗤之以鼻。在恢复狭义的华夏的基础上，我们要与中华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找到共识，并建立这种共识。强化这种共识的方法，比如恢复祭天。敬天法祖，是儒家文教的根本，也会为其他宗教所接受（因为可以对天做不同解读）。更重要的，还要有更深入的文教措施。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教过我们很有效的方法，即科举。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加强以中华传统经典为核心的教育，也就是加强中小学文言文的比例。在大学，诸多必修的政治课程，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讲很多，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却没有，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中国梦，是五千年的中国梦，还是一百五十年的中国梦？因此，大学的公共课要腾出一些，进行传统教育。但是，我们要面对当代多元的事实，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文化，选择儒家、道家、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经典等课程。在我们有了自己厚实的文化基础，我们在国际上宣扬仁高于主权的理念，才能服己服人。这样，恢复哲学与普适意义上的儒家，不但能拯救中国，还能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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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