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精义

作者：张少武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初一

      西历2014年12月22日

儒学体系庞大，经典众多，囊括天地心物之理，蕴含宇宙本体之道，其义无穷，故早至西汉既有六经博士之设，分《经》发扬弘化儒学精义。后继儒者不断开拓进取，著述不断，至宋明时，更有理学和心学之大发展，言词缜密，体系完善。其与学术思想转变之地位而言，举世只有西方中世纪基督经院哲学向近代欧洲古典哲学之转变可与之媲美。然而，言词恢宏，著述广博，分析细密固然可使儒学从晦涩走向明了，从庙堂潜入民间，从精英普及大众，但是儒学之真精血也掩埋在书山字海中，不得显现。后世学人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常常疏忽儒学之精义。另有专制统治之歪曲，普罗大众之蒙昧，使儒学至明清时已僵化凋零，成缠足裹脑之面目，诚可恨可痛矣！近年国学之风日盛，儒学也有一阳来复之势，却常被沽名之辈当作装点门面的“心灵鸡汤”而已。精义不明，道义何存？故述论儒学精义如下，以觉来者：

一、儒学本体——“太极”和“乾元”

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指出宇宙的本体，然后在本体上推演出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建设的趋向。譬如唯物主义哲学以物质为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而唯心主义则认为意识为第一性，万物皆是意识的表象和作用（又有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之分）。儒学则要比唯物和唯心更深刻伟大，认为宇宙本体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而是超越物质和意识的“太极”。物质和意识只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和作用，且没有先后关系，物质离不开意识，意识也离不开物质，一体两面。那这个“太极”又是什么呢？“太极”无色无味，无声无形，却演绎宇宙，化育万物，无远弗届，以至无穷，此所谓“无极生太极”。“太极”又有“太一、一、道一、天、道体”等称谓，是儒家哲学形而上的本体概念。物质与意识、身与心、生与灭等等对应都只是“太极”本体的用。“太极”的性质或特点，即道之德，儒家称为“乾元”。

“乾元”是本体“太极”赞育万物的第一性，“乾元”生生不息，乾乾不已，大化流行，不动而恒动，不易而常易，因此解释这一儒学本体的《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乾卦为首。“乾元”虽常易，但趋向只是积极向上，天地人事俱是如此，此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易经·乾》）“乾元”在人生的体现和作用，便是儒家先圣所言之“仁”。

二、人与“仁”

因“乾元”之体，故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都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生物也是如此，至人类这一高级生物进化出来，更是将道体（本体）之心（核心）彰显出来，那便是“仁”。人与动物之区别，在于人有高贵之人格，纯粹之道德，伟大之理性，而动物只有本能。道德理性不是人凭空创造的，而是“仁”的必然体现，这就是“天命之谓性”（语出《中庸》）。然人受自身禀赋不同的限制，所以不能全这个“性”，不能体这个“仁”，而人类中出类拔萃者能全其性者，便是体现了“道体”（即本体）的大用，这就是“率性之为道”（语出《中庸》）。而如何全自身的性，如何体“道体”的用，就是孔子教诲的儒家之道，这就是“修道之谓教”（语出《中庸》），而这整个过程也是“仁”的体现。道体（本体、乾元）虽“仁”，却需人自身不断进取，克己修身才能达道体仁，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三、性本善

人的本性因为“仁”的作用，所以是至善的，所以孟子有性善论。儒家义理中最易误解的就是孟子的性善论，今日国人以功利为念，更是弃亚圣之真言如秕糠，性恶论大行其道，人为物役，仁义沦丧。笔者与人辩，常听“人既性善，何作恶？”之言。孟子言“性本善”，其意为人之本性至善，这里的“善”是“至善”，不是善恶的善。人本性至善，而习性有善恶之分，从善恶的相对中才可以体现出至善来。孟子言：“…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又解释道：“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就是说人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还不是善（至善）吗？其实反之思索，如若性本恶，人类早就灭绝了，何谈人生之美好。性善之迹，随处可见，无有不爱美丽者，无有不爱父母子女者，无有不爱诚实善良者…正因性善，人人才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此孟子所教仁义礼智之来源，即“四端说”。

四、“义”和欲望及理性

那恶又从何而来？持“性恶论”者，往往将人的欲望当作恶。其实儒家是肯定欲望的，认为欲望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经·系辞上》）的动力，欲望无善恶。但是欲望如江河之水，不能泛滥，而需引导规范才能发挥“仁”的作用。儒学认为欲望的“过”与“不及”便是恶，譬如抢劫以满足自己的物欲便是恶，此为“过”；父母年老而不赡养便是恶，此为“不及”。因此，利用理性克制规范自己的欲望，做应该做的事，无过与不及便是“义”，这个“义”便是“仁”的体现，所以“仁义”二字正是儒学精髓，也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民国儒学大师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道：“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的理性精神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推崇备至，被称为欧洲孔夫子），并进一步影响了近代欧洲人的精神文化。而儒学之理性精神在中国却因为法家专制的压制歪曲而荡然无存，“文革”时更是连根拔掉，至今难以恢复。

五、中庸之道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人路怎么走？有道名“中庸”。我们常说中庸之道，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庸的真义。中庸一词已经沦落为圆滑世故的借口，首鼠两端的掩护，模棱两可的装饰。中庸之道是儒家哲学的方法论，人生在世，如何体“仁”行“义”？就是践行中庸之道——理性在须臾间的永恒闪耀。

道体乾乾不已，逝者已矣，来者将至，万物唯独存在于须臾当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用最通俗的语言就是说我们只存在于当下此刻，而此刻转瞬即逝，但又有新的此刻。类似于佛教的“诸行无常”，都是说这个道体的瞬息流行，不可停驻。只不过儒家和佛教看待道体的角度不同，佛教认为“刹那生灭，寂静空无”，而儒家认为“大化流行，乾乾不已”。因此要在这须臾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用理性规范欲望，积极向上，刚强健动，合于仁义，至善至美，此人生之大价值。

但是这个道理很微妙，不易察觉，所以“道心惟微”；而人的意识和意志又浅短脆弱，所以“人心惟危”，因此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中庸之道，是儒家哲学的方法论精髓，明了这个道理，其他儒学奥义则可一以贯之，豁然而解。

六、天理与良知

中庸之道虽能以人心明其所以然，但并不容易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因为人的私欲和习性太强大而遮蔽了这个“道”。如何做到《中庸》所言“致中和”的境界呢？怎样切实地克服私欲和习性呢？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理学，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来明天理、致良知。理学和心学内容充实，体系庞大，方寸间不能详尽，待后续专文剖析。简言之，朱熹就是要求从具体的事物着手，格物致知，下切实工夫，然后才能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此《大学》意）。通过这个过程，自然能体认天理（即道体、本体、仁、至善）。王阳明所不同于朱熹者，在于王阳明“致良知”从己心着手，切磋琢磨，良知昭明自然可以统摄内外，复性归仁，从而“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

儒学广大，道义精微，奥妙无穷。笔者不才，不能阐发万一，虽不能继往圣以觉后者，然若能传薪火于风雨之间，亦可暂慰名士，稍酬先贤。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语出《中庸》）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