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札记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2014年5月26日

一、与宗教对言的文教概念

我把儒家界定为“文教”，文教系与宗教相对而言。儒家是文教之命题，旨在反对儒家是宗教之命题。

客按：明确把“文教”作为一个与“宗教”对言的概念，甚有意义。秋风先生是近年较活跃的儒家学者中我最感立场接近者之一，始终坚定反对儒家是宗教的命题，也是重要的相契点。

二、“学”是儒门存在的基本形态

孔子以学成圣，孔子也以己之所学教授弟子。

学是儒门存在之基本形态。

客按：这个论断又极好。实际上，我近几年个人的体会，正是一边渐渐走入儒学、以儒生自命，一边发现自己与许多周围人有学习习惯上的不同。

三、“五经”中的传统和精神早在孔子之前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客按：我一度想当然地以为今天看到原始儒家的作品都是春秋、战国作品，实际孔子功在删述，“五经”的相当部分内容是孔子以前的经典原文（如《诗》《书》中的不少作品）以及文化传统和精神之总结。

四、六经之文呈现并传承华夏治理之道

文教之文的第一层含义是以文字表述之六经，此文记录华夏之礼乐，呈现治理之道。

孔子之所谓“斯文”者，尧舜以降、代代相因而又不断损、益之礼乐，其中有华夏之道。

客按：后人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即强调宋之后华夏治理之道遭受冲击而凋零之状况。元明清都是有欠“斯文”的时代，这“斯文”不是今人常说的多读诗书而获得的书卷气，而是孔子“天不丧斯文，匡人如予何”的“斯文”。宋亡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国人灭绝了，也不是文学、艺术没有了，而是周孔以降、历代大儒所传承的华夏治理之道受了大的冲击，无复当年精神，简言之，最核心的是政治品格的下降。

 五、礼是习惯性规则

文之第二层含义：礼乐。礼是习惯性规则。

礼乐规范所有人在一切场合之行为。

客按：通俗精当。

六、儒生群体以义和

如“有朋自远方来”句所表明，孔门弟子乃是合群而学，友朋共学。

孔门合群之纽带就是文。

客按：这一段论述与我读《论语》时关于“有朋自远方来”的心得其实甚契：

……写封信一年半载才收到，骑驴或乘马车访友，几百公里可能要走个把月，所以“有朋友自远方来”的欢喜，古人远比今人感受更真切、强烈。不妨再深想一层，交通那么不便，什么样的朋友愿意跨越千山万水而来？若非相交半生的老交情或者共患难的生死交，那一定是为学问和思想而来。

我举两个近代儒者的例子：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任公出逃，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范源濂等十几人结伴从家里偷跑出来寻师，后历尽艰苦到日本找到任公。任公乃与时务学堂同事唐才常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大屋住一起研读学问。这叫“有朋自远方来”。“五四”前后，四川高师毕业后在中学教书的王平叔，思想烦闷不得解决，几于自杀。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决心从梁漱溟学，乃辞去教职，尽卖其书物以作路费到北京投师。后其四川高师好友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上，这些人后来多年追随梁漱溟及熊十力问学、做事。这叫“有朋自远方来”。

任公师徒和梁漱溟团体的两个例子，是“孔门弟子乃是合群而学，友朋共学”这一事实的现代版；克服交通不便，跨越千山万水，若非老交情则必为学问和思想而来的说法，则堪为“孔门合群之纽带就是文”做注脚。子曰，君子以义和，“文”即“义”的外现，所以说儒生群体之纽带是文，也等于说是义。

七、政教是中国之教的骨干

政府兴办学校以教育优秀青年，此为汉代以来中国政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让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独树一帜。

（汉代以后）政府不再只是一架暴力机器。政府当然仍然拥有暴力，但同时，政府也是一个教育机构。

秦制的统治原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全无教化。秦制和现代国家都没有教。民与政府仅仅通过政令和法律发生关系，这通常是一种敌意的关系。

客按：现代中国有公务员选拔考试，而无专门培养公务员的学校，然也不可说纯是有考不教。全体受教育者从初中一直到硕士，都上政治课，又在世界独树一帜。各级各类团校、党校、干校亦是培训公务人员的地方。似只是换了一种教而已。

八、信仰是“刚需”，宗教不是“刚需”

儒生进入政府，获得权力。但也恰恰因此，儒生被分散。儒家士大夫并未自成一建制化教会。……有些儒者受人尊敬，但其意见对他人并无约束力。

儒家虽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而人皆有宗教生活之需求，以安顿身心，而儒家并不满足人的这种需求。

客按：大儒从来是做别人的榜样，而不是约束别人。这和有组织的宗教显然不同，也是古代中国并非政教合一的明证。然秋风先生并不否认宗教的意义，对荀子把“天”自然化的世俗观点持批判态度，以为“不足为凭”。此处我不敢苟同，我感觉这是秋风先生对宗教人士和“儒教”论者的妥协让步。

我以为，宜区分“宗教”与“信仰”，儒家信奉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信念并尊崇孔孟荀等人格榜样，可视为“信仰”。人皆有思想信仰之需求，而不必有宗教生活之需求——特别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到相当程度的现代社会。至于荀子“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等等“将天自然化”的观点，是客观事实，是认识上的进步，没有问题。“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的说法，无非“以神道设教”，后文指出“儒家士大夫群体承担了神道设教之责任，对随时出现的各种民间信仰予以规范化。这一神道设教过程具有清晰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就是各种神灵崇拜之儒家化”，是对神道设教的积极意义有深刻认识，然则何以独责荀子？

 九、儒家的天道信仰

晚近儒家学者多数承认，儒家义理内在地具有宗教性，其核心是天道信仰。

客按：与荀子将天自然化、客观化相对，所谓正统醇儒则把天某种程度上精神化、人格化。由此涉及儒家的天道信仰。我对此儒家天道信仰的理解是：

先儒或以为天道客观自然是善，人能率性即体天道，故人性本善。然而今天，大多人都已经把天看作自然客观的存在，比荀子当年还要明白坚定。所以，天道、人性本善的观点很难理解和接受，相信天道之中有客观之善（世界观），人以自己的向上追求，赞天地之化育，以补成、促成天道之善（人生观），大概就可以了。

十、儒家的文教品质成就独一无二的天下文明

甚至可以说，在基层社会，儒家首先存在于儒家化的多种宗教中。

儒家是文教，因而多种多样的宗教均可儒家化。由此儒家化，各种宗教柔化了其教义中较极端的部分。由此，宗教固有之排他倾向弱化。经过共同的儒家化调适，在中国之多种多样的宗教有了相当的交集，关于人际秩序的基本倾向，形成相同或相近的义理。

在其他文明中可能处于对立状态的多种宗教，在中国得以和平地并存、互补。宗教宽容在中国是一个已存在数千年的事实。

中国文明之可大、可久，秘密即在居于教化主导地位的儒家之文教的品质。放宽视野，中国的这种价值、宗教多元并存格局，实昭示了一个普遍主义的天下文明样态。

客按：2012年暑期在上海与一位哈萨克族老兄同坐一车，我这个儒家信仰者与他那个穆罕默德的门徒相谈甚契，发现儒家与伊斯兰教竟颇有共识。他告诉我，在很多平和的穆斯林眼中，孔子、老子都是受尊敬的先知。2013年春节在朋友家，和为了坚持天主教信仰而流放西北大半生的老先生畅谈，听他说（以及从他们内部发行的小报上读到）基督与孔子精神的共通。据我看，中国很多皈依了基督教的人，未必坚定地信神，而无非是在物质上困苦无告或精神上缺乏指引之时，正好受到教会的恩惠，看到优秀教士的榜样，他们所接受和执守的，很多仍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东西。

儒家的文教，最宽容，能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儒家的文教，也最深沉，异教进入中华不管如何来势汹汹，终不能彻底征服多数中国人的内心。近年西北的不安，当然有各方面复杂的原因，但与半个世纪以来对传统社会的儒家信仰和文化教养的摧残破坏恐怕也不无关系，孔孟之道的“文教”换作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内地人很大程度上不复是以前的内地人，相处时也会生出很多新的变化和因应。

中国独一无二的天下文明，奥秘在于中国没有独大的宗教，而有宽容而深沉的儒家“文教”。取消和荡涤这个“文教”，首先是社会因为信仰的缺失会出问题，其次，我们这个文明的独特和伟大何从谈起，何以延续？

异日中华文明之真正崛起，必有赖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新“文教”之建设。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