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希望、有使命——因两位青年精英的自杀谈生命意义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三日壬午

           耶稣2016年3月1日

朋友们对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无成地死了。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这很容易；但是该怎样评价和衡量一个人自己应付的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一

每个人应该都思考过人生意义的问题，我在读书行路的路途上，也不断有一些认识和胡思乱想。二十来岁时我形成了一套宿命论的想法，与本文话题无关，暂且不去管它。近几年自谓树立了儒家信仰，这即是说，感到四书五经里面的基本精神可以安顿我的灵魂，可以基本解决自己的“三观”问题。

在青春年少（“第一季”）与稍稍读进古代经典、感到有所安定（“第三季”）之间，大约三十岁后的前几年，我在这方面产生的阶段性的认识和胡思乱想，可概括称为“体验说”。此说要点有二：

第一点可引用张中行老的话来说——“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有。”（《顺生论》）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讨论来讨论去，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如果有，那也是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用自己的所作作为赋予给自己生命的，或者说，这是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对于别人的意义。

第二点是，既然人生没有与生俱来的五花八门的意义，所谓生命，不过就是有感知地活着（时限一般不过百年），有感知、能体验是生前与死后的最大差别，如此说来，对自己而不是对他人而言，活着的意义在于体验。

从这一“体验说”出发，人生最大的成功一是活得时间长（寿命长自然看得多体验多），二是经历丰富多彩。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爱护自己的身心，主观上尽量活得长，但是这件事只能部分地（可能还是一少部分）自己做主；第二件事则大部分可以自己做主，那就是充分利用好活着的时间，多感知多经历。一切荣华富贵、成就荣光都是身外之物，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的体验，而且死的时候全部随身带走。然而人不能为了经历丰富而没事找事，所以常规的方法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为自己的博客取名“一马读行”就是由这来的——“一马”即我的曾用名“马一”，“读”和“行”就是我人生的内容和意义。

这个人生观我觉得基本上还可以，但有个最大的问题是这套看法的前提是把生命看成自己的，没有管家在哪里国在哪里，没有把亲友等他人关系算成自己的一部分。也许对现代西方人来说这样是可以的，但我自己一直心有未安。小些的问题也有，比如寿命长是极重要的成功的话，岂不等于认同“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么屈原、岳飞，近现代革命志士的生命意义如何？再如，过于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还哪有工夫去“优游涵泳、默识心通”呢？老聃尝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近”，岂无卓识在焉？

近几年读四书五经，发现儒家学说可以统摄我之前的全部思考，可以补个人体悟而来的“理论”中大大小小一切缺欠未安之处，自然一见倾心，有身心安顿、“三观”落定之感。以下从“性”和“命”两层意思上，说我学习儒典之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不是正面讨论儒家所持人生观）。现在谈这个话题，是有感于前不久华东师大青年学者江绪林和西安研究历史的天才少年林嘉文的先后自杀，特别是有感于林嘉文遗言中的一些话——

“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既然林同学说自己这一选择“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那么请允许我参与表达自己的看法——关于活还是不活的一般看法，虽未免讨厌的“借题发挥”之嫌，并没有不尊重两位逝者的意思。

二

一般人之所以都要活下去，争取平安老衰而死，可概括为内外两层原因，外因可谓之“命”，内因可谓之“性”。

外因之谓“命”，不是命运之“命”的意思，而是指人为赋予自己的希望感、使命感，承认有希望、有使命，就是承认有超越个体生命、超越眼前状态的更高的价值。

儒家是属于存希望、有使命的。大体可以说，儒家的希望就是通过自身努力，人可以成为仁人君子，经过大家的努力，社会可以有光明前景，儒家赋予人的使命就是人不光对自己，而且对他人和社会负有责任，应为自己、他人、社会变得更好而努力。

承认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的人，不同意“好死不如赖活着”，赞同必要时的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英雄豪杰，比如《赵氏孤儿》里的公孙杵臼、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若当死不死，会觉得生不如死；承担着某种使命忍辱偷生的人，比如《赵氏孤儿》中的魏绛、戊戌变法后的梁启超，若不当死而死，无异于逃避责任，并非勇者所为。

以我对其他方案未必得其要领的一知半解，耶教也是属于存希望（信仰虔诚、做好人可以得救上天堂）、有使命（生而赎罪）的，佛家则是无使命（堕于六道轮回之中，是没办法的事，何谈使命？）而有希望（种子变则命根变，发心向善可修成正果，超越轮回，达于极乐）；现代人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主义，比如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追求享乐的消费主义，以及我前述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体验”说，都是顾头不顾腚，只管一辈子，无所谓希望和使命的。

张中行老以及我前所谓“体验说”已经讨论过，完全从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说，人生可以说没有或者无法证明有何特别意义。因此，人要不要对未来抱希望感、有没有要投身某项志业的使命感，是可以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观点做选择的。那么，林嘉文同学说“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认清自己“能努力到的一切”和“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后，感到没意思；江绪林老师也说：“我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也就不能有期望（指点世界）”，然后他们选择告别。如果“命”是人活着的全部理由，那么对江、林的选择我们无复多言——打破希望感和使命感，识见了生命的虚空之后，可以选择不活，这是可以理解的。

吾恐江、林两君自杀的症结在“性”不在“命”。

内因之谓“性”，就是天赋人性，是生命本能，用外国人的说法，是“生命的力与欢欣”（语出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说，人内在拥有支持自己一天一天继续活下去的力量，拥有从美景、美食、美的异性等种种美好的人与事中领受欢欣愉悦的能力。

这种支持人身心健康地活着、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本性，儒家谓之“仁”，人性的本质是“仁性”。对自己的生活丧失热情，对他人缺乏同情心，为心理上的不“仁”；血脉阻滞不通，手足麻木，为生理上的不“仁”。桃仁、杏仁之所以“仁”，是因为生机盎然充盈；仁人君子之所以“仁”，是因为能活泼敏锐地自我省察（自爱），能感同身受地同情他人（爱人），身体和心灵都健康通畅，整个人是活生生的，而非死沉沉的。

凡一般认为有益身心健康者，比如亲近大自然、高质量的睡眠、优秀的艺术、适度的运动和劳动、帮助他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与亲友的当面交流等等，可以鼓舞“生命力的力与欢欣”，可以涵养、增强人的“仁性”。

以大自然为例，吾师邓小军先生讲杜甫《北征》《曲江二首》时，揭示“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忧伤心灵，是杜诗独创的体验和意境”；“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悲剧心灵的意境。这是对悲剧的一种超越。”他并引大卫·铃木《神圣的平衡》进行阐明：“人类只有在面临重大危机时，譬如精神崩溃、寂寞与死亡，才会想要奔回自然的家，寻求疗伤止痛的慰藉。”又说：“人类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深植于基因、渴望与其它物种相伴的需求。威尔森创造了一个新词：‘亲生命性’，来形容这种需求……”

有一些活动或生活方式是腐蚀、斫伐“仁性”的，先哲常保持警惕：

庄子揭示的富贵、官爵对人性的异化最为突出；

孔子说“君子不器”，也是在提醒人不能像器皿工具那样“物化”；

清初河北大儒颜元批评佛家的路子不合人性，谓“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更反思书斋生涯有损于生机，“为主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读书著书，能损人神智气力，不能益人才德。”可见过分耽于静坐和书本子，也有损于“仁性”。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涵养、增强生机的内容日少，远离自然、日夜颠倒、四体不勤、缺乏人际交流等等腐蚀、斫伐“仁性”的内容日多。现代人之溺于电视、汽车、互联网、手机等技术便利，更甚于古人溺于书本子，更甚于僧人溺于寂室静坐。

“命”——希望感、使命感，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性”——“生命的力与欢欣”亦即“仁性”，人人生而有之，凭有此“性”，人有希望和使命可以活，没希望和使命也会继续活下去，何至于刻意违反自然之节律而自杀？与现代生活中种种不利于涵养、增强“性”，而会腐蚀、斫伐“性”的不良习惯，恐怕有很大关系。

论“命”，人可活可不活，是认识问题；论“性”，人人理应活到自然死，活不下去，是技术问题。逝者长已矣，无复多说，但家庭、学校、政府应该各问其责，自己出了哪些问题，何以未能有效地支援自己的亲人、学生和公民，使他们不安若此？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反思，如何使自己（并有利于他人）身心健康地活下去。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