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应基于仁道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是二月初二日壬辰

           耶稣2016年1月11日

一种意见说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基石。窃以为，这种说法听起来高大上，实际可能把中国梦说窄了，说浅了。如果我们不是仅把中国梦看作一种宣传口号，而是认真地以其指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寄托国家和人民对未来的期待，那么，有关基石、基本属性、特质之类的讨论理应更加深刻地立足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理应体现中华民族有可能贡献于世界的精神力量。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需要树立一面旗帜，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宣示自己，与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如标举仁义。直截了当地确认并阐明仁义之道就是中国梦的基石和特质，在仁道传统已经好似简牍和线装书一样古老而陌生的今天，不仅是回归，更是创新。

一

请先试言仁道。

钱穆先生说“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国史新论》）”

儒家“道统”之道即仁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家思想体系精简到一个字，就是仁，这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仁是为人之本，仁道即人道，是人应走的道路，它依据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天道，基于“仁”，指向“和”，以成己和达人两个方面来赞天地之化育，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圣先贤对社会和人生、现世与未来的理解和期望。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核心部分，是应当继承的优秀部分，不是所谓封建、落后的内容。

何为仁？

众所周知，孔子多次言仁，但未下定义。孔子言仁，不同场合有不同意义：“先难而后获”、“爱人”、“恭”、“敬”、“忠”、“宽”、“敏”、“惠”等等俱是仁，但也俱不能代表“仁”的全幅意义，我们从《论语》中读到的“仁”，可以说是统摄种种美德的人类最高道德境界的总称，这是“仁”的第一重意涵。古代中国人坚信人为万物灵长、人可以为天地立心，坚信华夏中国优越于四方夷狄，其内心力量即来源于矢志求“仁”的努力；坚持仁，按照仁的原则去做，就是义。仁义之道，是中华文明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

中国梦基于仁义之道，决定中国人及中国政府以道德、道义为大，在追求国民富裕生活和国家富强之上高度重视对道德、道义的追求。

“仁”可统摄人类道德的全幅意义，孔孟于此全幅意义中又特别强调仁爱。《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是以，仁的第二重意涵是仁爱，即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怀。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等于是说，仁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情他人的善良本性，亦近于“仁者爱人”。相对于西方人对个人权利的特殊强调，儒家强调的是立足于自我完善之上的人与人的相互成就，仁爱思想永远把个人的实现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考量，永远将体贴他人、成就他人视为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中国梦基于仁爱之道，是肯定中国人的善良本性，肯定推己及人、同情恻隐之心，体现在对外交往中，就是在本国发展崛起的同时，真心尊重和关怀其他国家的生存发展空间、利益福祉和理想信念。

依宋儒，“仁”的第三重意涵是生机。这个观点认为，人之所以有仁心，完全在于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与众生好像共有一个大的身体一般共同接受着天地之化育，死了，或者精神萎靡了，抑或彻底的自私自利，只见自己不见他人，就是没有生机，没有生机就没有仁心。因此程明道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切脉最可体仁”，依明道先生，肢体麻木、心灵麻木都是不仁。二程的弟子谢良佐则干脆指出作为种子的桃仁、杏仁之仁和仁心、仁道之仁意思相通，两者都意味着生机。

《周易》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一个生意盎然的生命，必然可以体贴、领悟天地的生生之德，把“正”自己的“性命”（自己实现、自己发展）视为天赋使命；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也必然以“正”自己的“性命”为内在需求，中华民族以身作则、反求诸己的自省意识即来源于此，生生不已、健行不息的内在力量亦来源于此。

中国梦基于此充满生机的仁道，必使国民挺立自我主体精神和尊严，成就自己、发展自己，而必然反对可能来自财富、权力、技术等对活生生的人的威压和异化；必能接通中华民族“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牟宗三语）”，中华必以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之姿真正重新崛起于世界。

综上，以仁心待自己，是成己，是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以仁心待他人，是爱人，是对他人的尊重、关怀和成就；以仁心待外国，是彻底超越利益至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系观而求协和万邦、共同发展；以仁心待众生，是尊重自然万物，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容之道。

仁义之道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道德意识，可以统摄圣贤所谓同情恻隐与西人倡导的宽容博爱，这个举世喻于势利的时代非此无以中和、匡济；仁道主张成己，可以统摄我们常说的自尊自强、爱家爱国，以及西方人常说的自由、平等，既兼容所谓现代普世价值，又有丰富、独特之中国文化内涵。

因此说，仁义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核心特质，是中国文化诸特质中显然与西方之民主自由等重大观念并列无逊色而有更高境界的理念。中国梦的基石落实于仁义之道，意味着中国梦之追求与实现过程必然成己与达人并重，成己而不自私，达人而先正己，求使人与人、国与国达成天地自然所表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境界。

二

以下略论为什么说爱国主义不足谓中国梦的基石。

首先要指出的是，爱国主义如果是基石，那也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基石，不是体现中华文明经验智慧的深刻高明的基石。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爱国？美国梦的基石难道只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的吗？1931年5月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完成的《美国史诗》一书使“美国梦”一词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所有阶层的公民”当然仅限于美国公民，“我们”当然仅限于美国人，这话简言之就是，美国梦就是让美国人都过上富裕幸福的好日子。如果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是要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那等于说中国梦只是美国梦更换了地域和主体的中国翻版，中国梦于是与美国梦大同小异而缺乏新意。

以下试言儒家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传统经典中没有爱国主义这样的现代语汇，但理所当然有对家国观念的深入思考和明确态度。

儒家的爱国观可分为两个层面，首先，儒家肯定爱国是与爱自己、爱家人一样的天然情感，人们有理由爱自己的祖国超过爱外国，就像人们天生爱家人胜过爱陌生人，爱家乡胜过爱他乡，这种情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因而也是不言自明、不需多说的（甚至应该是羞于表露的），这即是儒家坚持的爱有差等，儒家与主张无分亲疏之博爱的墨家由此分野。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中对待爱家庭、爱师友乡国这一类天然情感，又一贯皆有前提和止境——除了父母子女血亲关系较为特殊而外，朋友、师生、君臣（古代一国之君即代表一国政府）皆以义和，皆遵关系相对性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既不能单方面要求一方对另一方的爱和责任，亦非永恒不变之绝对关系。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是谓君子对德的追寻，是对人皆有之的一般乡土之爱的超越，揭明热爱乡土有其局限。

《春秋公羊传》记曹国大夫曹羁三谏不从，遂去曹奔陈，而“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是谓国君（政府）无道的情况下，大夫可以移民他国，士人可以用脚投票，这是忠君爱国之情有其止境。

《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足见即便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亦不能爱高于一切。

故依儒家传统，爱己、爱亲近之人、爱乡爱国，都是应当承认和肯定的人之常情，但这些天然情感并非如人们想当然以为的，是如何如何“高大上”的情感，而须接受道义原则为前提和指导。

道义高于天然本能之爱，这是人文化成的结果。

儒家所谓人文化成，其实质就是对动物性的超越。人类超越动物本能之体现，就个人而言，是前文所论“仁”，特别是孔、孟强调的仁者爱人；就群体而言，是公天下。宋代大儒们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周敦颐）”，“仁道难名，惟公近之（程颐）”，“尽得公道，所以为仁耳（朱熹）”，足以证之。

道义原则之所以高，因其体现“公”，仁道必须公道。而爱乡爱国等天然情感，是自爱的展开，相对于自爱，固然是公，但放在天地之间全人类乃至芸芸众生的更大集体之前，却又是扩大的私。中华民族固然有着悠久光辉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华民族毫无疑问也是家族观念、乡国观念特强的民族，但与仁义之道相比，爱国主义是第二义的，或者说，爱国主义亦以仁道为前提和根本依据。由此即知，当历史上无数次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外侮、救亡图存的种种壮举，绝不仅仅是爱国主义之表现，在更本质意义上来说，那皆是对曲成万物的天地之心、成性存存的仁义之道的义不容辞的坚定维护。

综上，谓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基石，是把中国梦说浅说窄了，与其如此，不如直截了当将中国梦的基石落实于仁义。

三

寄托吾族上上下下美好期待的中国梦应真正回归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仁义之道应成为从民间百姓到党和政府共有的中国话语。中国民族屡仆屡起，此一道统历经巨劫而不息不灭，实在因其不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而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仁道在当下，对内很可能是从官方到民间大多数中国人能够认可的最大公约数，对外包涵主要的普世价值，同时代表与世界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如果能放眼数千年辉煌历史和辽阔中华大地综合而论，应当承认中国的最大的特色，是道义高于私利、视成就他人为自我实现应有之义、生机盎然健行不息的仁义之道，而不是当下不尽如意的社会现实。

“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习近平主席更明确要求“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回归中华传统，重新标举仁义，有什么好担心避讳的呢？

仁义之道与封建专制无关，与所谓西方敌对势力推销的价值观无关，与全国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的伟大目标毫不矛盾，唯一可虑无非只是经过百年清算，仁道传统在中国早已经从主流价值沦为“游魂”，对于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显得太疏远太陌生了。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先人早有提示预警，今人又绝顶聪明，远胜于昔，岂有“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之理？

怕今天中国人自己都听不懂，那没关系，可以学。中国有那么多大学、中小学和各级政府宣传部门，都可以教。《礼记·学记》岂不有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怕国际友人听不明白，那也没关系，也可以学。中国在世界建立了千余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不仅承担汉语教学任务，同时皆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光荣使命，让他们教。外国人收集我们的材料研究我们的学问，很多方面比我们自己做得更丰富透彻。只要你决定讲仁义，你决定树立仁道，外国人一定想听而且一定能听懂你讲的是什么。我们怕自己被西方价值观影响，难道还怕西方受我们价值观影响吗？

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言：“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理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之真正崛起，有赖于中华民族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精神力量，依儒家观点，必将诉诸仁道。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