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异端与“除杂草”

作者：曾亦

儒学之兴，必由辟异端。孟子辟杨墨，而明道统；宋儒辟佛老，而道统传。时至今日，西学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一百多年来，中国遍地腥羶，传统之命脉可谓不绝若缕。

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提“辟异端”到底具有怎样一种意义呢？我想，这主要涉及两点：第一，如何正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第二，如何看待外来的文化。可以说，先儒的“辟异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历来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一方面，这固然与古人那种“上国”姿态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须归因于古人那种“辟异端”的态度。

所谓“辟异端”，绝非在一般学者中常常有的门户之见，即仅仅因为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的异域性就对之加以摒斥，而是将之从产生它们的那种特定土壤中剥离出来，消除它们身上的异域性或者它们自身所有的门户性质，而使之为我所用，成为促使吾国文明生长的养料。这种做法，我称之为“除杂草”。

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说得更为明白些。异端好比生长在花圃中的杂草，杂草的繁茂对于花树的成长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必须经常除掉这些杂草。当杂草从生长它们的土壤中被抽取出来以后，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然而，它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因为它可以作为肥料。这些肥料化为花树的有机成分而被吸纳到花树里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固然可以说那些美丽的花朵是因为吸收了这些养料所致，但从这些花朵本身，我们绝对看不出丝毫属于杂草的因素，它完完全全是从自己的根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外来的文化也好比这些杂草，它们生长的土壤是在远方的异国，当它们来到新的国度时，自然要寻找它生根发芽的土壤，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它过度生长，要经常铲除它们，把它们变成肥料，方能保证我们整个中华文化根柢里那个传统的生长。所谓“辟异端”就是消除异学身上的异域性，使之为我所用而已。

这种“辟异端”的态度在历代统治者那里体现得极为明显。历代统治者一般不会有门户之见的，都是将外来文化当作一种有辅于世道人心的教化措施来看待的。换言之，统治者一般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看待各种文化，绝不会因为某种文化的异域性就对之采取一种摒斥的态度。只有这种异域文化能为我所用，就扶持，如果不能为我所用，而是顽强地保持其“异域性”，就斥为邪教，加以诛杀。

《礼记》中有所谓“四诛”的说法：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王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三种被诛杀的对象都有“疑众”的特征，即我们常说的“妖言惑众”。为什么“疑众”就必须诛杀呢？这是因为异学找到了它的信众，找到了它得以生长的土壤，而不能为我所用。

这种态度在后世政府对待邪教的政策中得到反应。这与西人眼中的专制统治是两码事。而“孔子诛少正卯”事亦当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其理由与“四诛”如出一辙：

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

此未必实有其事，然从荀子本人及后世儒家的态度来看，他们是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准确地说，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就是真实的。何况孔夫子本人也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为政》）近世西人眼中的“政治犯”实际上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本身是西人在敌国之内培植势力的一种做法，并无理论上加以探讨的必要，只是国内大多知识分子惑于西学，故不得不稍加辨明一二。

同时，“辟异端”又是一种确立吾国之道统，即民族精神的必由之途。异端好比野花，它固然别具一种欣赏价值，然而它们的生长不仅会影响到花圃中家花的成长，而且往往喧宾夺主，影响我们正常的审美趣味。那种打着文化多元主义旗号的种种异端，不仅仅对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大肆挤压，使民族精神失去生长的正常空间，而且造成百姓无所适从，此又为“疑众”之第二义。因此，必须把这些野花除掉，才能使一种真正具有价值、值得欣赏的东西显露出来。

“异端”的危害有二：一则不肯为我所用，对于吾国民族精神的正常生长无有益处，反而挤压吾国民族精神的生长空间，此其一也；一则使百姓无所适从，而造成价值取向的混乱，乃至于道德的沦丧，人心的颓败。

因此，“辟异端”得分两步走，首先是确立吾国之道统，其次是吸纳外来的文化，使之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