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传统，去“封建专制”之污名

（系列文章之一，“和谐”版载于《南方周末》2014年2月28日）

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和讯网

时间：2014年2月28日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从器物到制度，渐渐对传统失去信心。洋务与改良运动的失败，使得一些激进者得出结论，必须根除传统文化，才能拥抱西方先进的科学与制度。这种彻底反传统的潮流，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不用说精神遗产，历经朝代更迭、外族乃至外国入侵都还保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文革中遭到了最大的破坏。之后被压制多年的原始经济冲动的释放，对这些物质遗产之摧毁雪上加霜。近三十多年，让对传统有温情的人稍感欣慰的是，在精神的空虚与在中国经济复兴下重拾的自信中，传统有了一点点复苏的征兆。但是，这种复兴传统的努力，常常处于一种里外/左右不是人的状态。有时候互相往死里整的派别，在对待传统上，却出奇地精诚团结。这种同仇敌忾的背后，是扣在传统上的那顶帽子：“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糟粕”。因此，作为一个对传统有敬意的学者，我想先来澄清一下这盆污水。

“糟粕”是个表达情感的词，这里放下不说。“封建专制”这一表述，就“封建”与“专制”的本义来讲，其实自相矛盾。中文的“封建”，无论是望文生义的封土建国，还是有文本出处的“封建亲戚，以籓屏周”，指的是西周开国者发展出来的一套很天才的政治制度。小国周虽然打败了强大的殷商，但是殷商原来所控制的广大土地上，于周而言，敌国林立。对此，周的开国者们把他们的亲信（亲戚、功臣）封到帝国尚未牢牢控制的地方，建“国”以慢慢殖民周边地域。这里的“国”，其实是有城墙的城。用个很不恰当的类比，这就像二战时日本人建的炮楼，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控制周边。据历史学家研究（比如李峰关于西周政治的两部著作，《西周的灭亡》与《西周的政体》），建这些国的时候，很有战略考虑，往往是三个诸侯国为一组，互为援助。在当时的条件下，周王直接管理的，只是他自己的一片土地与其上的人民；对这些诸侯国，在给了最初的财力与人员以后，诸侯国内部事务，由这些诸侯自己处理（自治）。只有在诸侯这一层级上，比如老诸侯死了立其继承者，或是诸侯在战事中协助周王，周王才可能有有限的干涉的权力。每个诸侯国，本来就是一个城。但是，经过几代经营，周边土地被蚕食，新的城建立起来。这些诸侯原样照抄，把这些城的管理继续“外包”出去给他们下面最高的贵族。这种层级代理制度，很像一些家族企业发展的方式。自己的企业在杭州做大了，想再发展，就让自己的一个比较能干的弟弟，带着几个人和一笔资金，去上海开个分公司。分公司内部的管理，完全是这个弟弟的事情，哥哥/总公司是不管的，只要定期分利润，并且总公司跟竞争对手争斗的时候，要帮助总公司，就可以了。上海的分公司做大了，就在杨浦区、虹口区、甚至远郊的嘉定再设子公司。总公司呢，除了直接管理杭州的事务和上海分公司最上层的一些事务，其他的事情是管不着的。因此，封建制度的一个核心，是层级代理制度，上一层只能管到紧挨着的下一层，再往下，上一层就不再有管理的能力和权力。

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上面所说的，其实是历史学的常识。当然，对“封建”这个词是否正确、全面描述西周的制度，在上面提到的李峰的著作里、在比如台湾史学家杜正胜的《周代城邦》里，多有争论。但是，他们似乎也会同意我上面的说法，即西周的“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套层层代理、给予下一层很大自治权力的军事扩张制度。与此相对，“专制”通常是指一个中央政府有权决定其统治下的各级事务，与封建所包含的自治理念恰恰相反。因此，“封建专制”是个自相矛盾、狗屁不通的说法。并且，西周的这套制度，尽管对周帝国的迅速扩张，贡献极大，但是，经过四百年左右的发展，这套制度在所谓春秋时代土崩瓦解，经战国，终为秦制所彻底替代。秦制以及后来传统中国两千年的制度，叫作“郡县制”，并非封建。那么，秦以降的两千年政治怎么被“封建专制”这么一个自相矛盾、又明显不合基本历史常识（尤其是“封建”的称谓）所描述的，而在当代中国人的词汇里（包括港台），“封建”怎么成了“专制”、“落后”的同义词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要绕个大弯，看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时代兴盛于西周之后，其政体也与上述这种逐级代理、相对自治的帝国式政体相去甚远。罗马帝国主要靠军事力量的统治，并不试图同化其殖民地的文化。欧洲历史上最接近这种政治模式的，是其中世纪、通常被称作“feudalism”的制度。而“封建”恰恰是后来用来翻译“feudalism”的词。不过，欧洲中世纪的政体与西周的封建有很多差别。比如欧洲有希腊和罗马的遗产，中国没有。欧洲有教皇（神权）与皇帝、国王之间的分立与争斗，中国没有。并且，近几十年西方史学界，用“feudalism”来概括中世纪欧洲政体的正确性与全面性也遭到了挑战。有趣的是，中国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欧洲的feudalism是契约式的，而中国的封建是建立在家族亲属关系上的。但是，据上面提到的当代历史学家李峰根据对相对可靠地记录了西周历史的金文而不是根据有后代想像和伪造之嫌的文献的研究（“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以及他的两部著作），周王与诸侯的关系是去亲属化的、公共的、去人际化的（depersonalized），并且周本身的统治机构已经有了官僚化的倾向（而官僚化常常被当作现代国家的标志——这一点另文讨论），而欧洲的lord-vassal关系反而仅仅是两个自由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且，即使在其所谓世俗政权中，欧洲，哪怕是西欧，也没有在一个天下共主的统领下，建立起一套稳定和清晰的涵盖整个西欧的体系。总之，欧洲的feudalism远没有西周的封建制度发达和完备。但是，在这些不同之外，有一点中世纪的欧洲与西周是很接近的，即它的统治架构也是一个逐级代理的、含有很大自治成分的制度（只是比西周的要错乱得多）。其各级统治者，也是由血缘意义上的贵族承担，也就是说，王侯将相是要有种的，与西周的情形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倒也不错。

走出了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他们的现代（modernity）。这个现代的欧洲，最终打败了传统中国。惊慌失措中，中国的学人就在认定中国落后的共识下，用欧洲的历史来反观中国。他们已经是现代，那我们就是前现代。他们已经走向民主，那我们自然就是专制。他们在现代之前是“feudalism”，那我们在西方来之前必然也是封建。于是，秦以降的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就成了封建专制，“封建”的含义慢慢被扭曲，成了“专制”与“落后”的同义词，成了个骂人专用词（“你这个老封建”，“这种封建流毒”，等等）。因此，这种说法，是双重意义上的“胡说”：胡说八道，且用胡人的视角看中国。并且，如果秦以降是封建，而明显周秦之间有一个制度变革，感谢所谓的五阶段论，那么西周自然就是奴隶制，孔老二也就成了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思想的代表！这种彻底违反历史常识的历史，在大陆通过五阶段论，成了正史；港台华人学者，包括很多港台新儒家，也有意识、无意识地喝着百多年激进的狼奶，用同样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政治。

有了这种历史框架，一代代“历史学家”、文人就开始专门寻找传统中国政治的种种罪恶，从鲁迅的吃人到柏杨的酱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里不是说传统政治中没有肮脏的成分。任何政治都有肮脏的成分。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与某些爱国小将、老将去找出来当代美国政治的种种肮脏，从而拒斥西方流毒的做法，骨子里没什么两样。他们或是选择性地摘选史料，或是干脆误读历史。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明西周也是专制的时候，常常引《诗经》里的一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如果再有人用这句诗说周代专制，拜托去读读那首诗的全部。那首诗，是一位大臣抱怨工作分派不均，自己承担了太多工作，连父母都无法照顾，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有那么大王臣，干嘛偏老要找我干活？！至多，我们可以说，这句常被引用的话，只是周人说说而已，从未真的成为现实。

如果本文的说法成立，那么，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秦以降的两千年，跟欧洲历史可比的是其现代。而欧洲的现代最终导致了自由民主政体，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周秦之变，及其后的政治发展呢？篇幅所限，这有待笔者另作文说明。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