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义理的历史性展开
    ——《论语学史》审读意见书
    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20日
    
    
     
    
    《论语》乃专记孔门师弟言行的专书，亦为表征儒家核心思想价值的一大重要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大，尤其自东汉列为国家经典以来，历代诠释者更便不乏其人。其中最突出者即朱熹的《四书集注》，经过他的诠释学价值方向的引导，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遂成为孔子教门的正统大宗，“五经”虽作为正统经典虽亦光芒万丈，然在宋明士人心目中，仍时或位移为“四书”之辅助性读本，如一代大儒程颢便明白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五《畅潜道本》)；《论语》、《孟子》地位的升格，程颢的话可说是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具见经典地位的升降起伏，始终皆与儒学发展的显隐明晦一致。惟四书与五经，固然理当互补，却断然不可彼此取代，仅知四书而不知五经，以孔子之道尽在于此，则不免蹐跼狭隘耶。
    
    自宋以迄明入，朱学日趋思赫，乃至范围天下，笼罩一时，非特四书立于学官，即朱注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四书”之独立体系地位亦日渐强化，而《论语》则通过各种各样的训读形式，全面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数千年华夏文明的价值发展方向，而且也或多或少代表了东方文明特有的生命证置工夫和思想言说智慧。经典之于民族思想文化，其关系可谓既深且大。无怪乎钱穆先生称其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钱穆《论语新解·序》，三联书店2002伞版，第1页)。殆圣人设教，皆本诸身而征诸民，因应世间人情以为道，故言之谆谆者，均随机应理启发本心，要在诱人识得仁体，然后推而及于天下国家，了知人与万物本为一体，不可有一丝一毫迷惑障蔽。而吾国文化尽人合天精义，遂因此而得以大彰。故不读《论语》，即不知夫子教言入人之深。必立足圣言量，并据以折衷众说，总结百家，而以为人生自可庄重，民族自应奋发，社会自当洽融，文化自必庄严，一切皆源自天然本来之人心本性，乃至上默契天道刚健好生之德，，下暗合地道含藏载物之质，人道则居中浩浩然与天地精神同流，人类乃可入于太平和谐之境，不再熙熙攘攘尽皆争利好斗矣。
    
    由此可见，一部《论语》学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部儒学发展的浓缩史，代表中国文化最微细的脉律跳动，关涉传传思思世界的建构活动甚钜。认真地加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儒家文明价值系统的了解或把握，有助于经学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而且也能丰富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具体内涵，扩大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眼界或视域。意义之大，自不待言。至于《论语》在海外的传播，不少学者已指出其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支援作用，甚至“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出，亦与此一文化背景有关。而日本德川时期，诸如山鹿素子、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均于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研究甚深，形成所谓的“古学派”，虽其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迅速抬头，难免不导致研究取向上的质疑、批判、否定态度，然仍可见吾华夏民族经典在其心目中地位的重要，而“东亚儒学”的概念遂因此足以成立。至于海内外学界分门别派繁多，揆以孔子当时身后，七子弟子即各述所闻为教，则斯亦古今一贯之正常现象，殆不必忧心忡忡，以为必归一统方快乎？而孔门学说之深广博大，亦决非任何咻咻之言能害之耳！具见《论语》学史研究的题域意义，已非一部本土学术史的范围所能限制，当以广大宏阔的视域来如实加以观察，甚至需要以域外的立场来更好地理解传统经典的中国，重新评价吾华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作者将《论语》学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即《论语》学形成期（先秦至两汉）、《论语》学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的中衰期（隋唐）、《论语》学的复盛期（宋元明）、《论语》学的总结期（清代）。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为了积极回应佛教义理形上学的挑战，《论语》等一系列经典均获得了创造性的解读，不但“四书”体系从此得以建立，即解释系统亦愈加深刻邃密。而儒学亦因此具有成熟完整的理论形态，足以在世界各国民族之林中别创一高明睿智的思想文化天地。清代既为总结期，则当以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为标志，举凡考据家的粹语精言，或均可从中略窥一斑。惟清儒与宋儒治学取向不尽相同，倘若只知门户而无宗主，则必是者亦以为非，非者亦以为是，斤斤然徒以立异相标榜，不识折衷求是真义之究竟，则义理既不能化归深沉，考据复难以趋向邃密，辄吾华夏民族之学术精神，又曷能蔚蔚然汇为浩瀚大海？故宋儒义理固不当废，清儒考据亦当博采。若如清儒严持汉、宋之见，以为二者宛如冰炭决不相容，则折衷求是之道既失，卑陋偏狭之弊必生。治学固然不可不讲究家法源流，然亦必超越各家而求其会通，方可见博大宏阔气象，成就体用兼赅之学也。通读《论语学史》一书，当可知其依时间发展逻辑，条分件按，逐章缕述，既注意突出时代特色，又重视前后连贯，不仅具备宏观广阔的学术视野，而且兼有具体而微的考证功夫。揆诸历史实际，则可知其分期方法颇为合理，叙述条理亦甚清晰。而评论之客观，结论之允当，虽未必就无可商榷之处，然大体亦可甄采信据矣。
    
    《论语》的编纂者，历来说法甚多。作者主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说。易言之，即《论语》长期以不同方式分途流传，最后结集整理者则为子思。然依余之见，溯源仍可至至曾子；时曾子、子夏，分为二派，均谨守孔子之学，传经亦最多。或子夏所传者为《春秋》，曾子所传者乃《论语》乎？然子思整理之说，仍不可动摇。尤其作者援引多种文献资料，从外部时代环境与内部学术理路入手，进行合情合理的双重考证，结论颇有坚强之材料依据，所言亦自能折衷弥缝，故信服当从其学。惟当补充者，则为曾子搜集辑录在先，子思汇总编纂在后，必先江而后始可有海。然子思所传者，亦非仅《中庸》乎？其他诸如《论语孔氏训》之真伪、《论语集解》之作者等问题的考证，都持论甚坚，言之颇凿，可备一说。
    
    《论语》之学，汉初已有《齐论》、《论》、《古论》三家；《齐》、《鲁》二家，或有混杂。以后张禹、郑玄皆欲突破家法，纠正歧异，平息纷争，牵混为注。而曹魏何晏撰《论语集解》，汉儒旧义尽汇一编，实为当时之总结性著述，不可不谓为集大成者。然何氏之书，历来皆以为多有“玄虚之言”。作者以为何氏“道不可体”之言，并非就等于老子恍惚之道；而所谓“虚中”，在何氏看来，亦含有“虚心感通”之意，典出《周易》“君子以虚受人”。 足证《论语集解》的儒学色彩相当突出，何氏亦不失为“有大儒之风”的人物。衡之《集解》全书，结论亦可谓充洽。尚可补充者，则为何晏注《论语》，多以《易传》为解，且时采古义，如“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其有关“道”之解释，即本于《易传》，明显与道家以“无”释道的取向大相径庭。惟其所谓“道”者，仍兼有自然与价值二义，与先秦儒家并无任何实质性冲突。当然，何氏以《易传》为依据的解释学进路，仍是对汉儒天人感应的一种扭转。在这一意义上，或许从学术发展内部理路看，我们依然可将《集解》视为魏晋玄学的过渡。只是王弼《论语释疑》将孔子道家化，完全摒弃德目不谈，玄虚的倾向更为明显而已。关于王弼的《释疑》，作者亦列有专节详加论述，倘若能进一步作前后纵横多向的互观比较，则其题域论旨必然更为深广宏富。至于皇侃之《义疏》，自魏迄梁家训解，尽在是编，亦学者不可不注意之书乎？
    
    隋唐时期的《论语》学，作者认为是低潮期。这里有权力权威与经典解释权结合的问题，有科举制度话语垄断限制经学发展空间的症结，有佛教的消解性挑战和刺激，更有经学内部作伪辨伪积累下来的时代困惑。从中唐以后疑古风气的盛行——如刘知几《史通》一书，即有《疑古》、《惑经》专篇——即可了解经典权威之跌落。作者的分析虽不全面，但仍触及到了症结的根本。至于《论语》的“宋学”时代，则可说是儒家诠释学的发展期。宋明理学的理论系统，当然离不开经典的诠释，但也不能说与彻底消化佛教毫无关系。宋儒所做的工作，既上承先秦原始儒家，又下启晚近理学学者，不仅开创了经典诠释的新格局，而且也奠定了心性之学的学理基础，并有意将儒家价值重新落实于政治实践领域，以求开出再建人间秩序的新境域。而孔道之得以大彰，宋儒与有功焉。故孔子之罕言性与天道，实中下人不可与之语，必待宋儒乃能罄尽其底蕴，一如佛教之初传仅有小乘，大乘之骎骎兴盛一时，则不可不俟诸龙树等大德耳。其余如论明代的心学运动对《论语》学的影响，论清代《论语》学的经世色彩等，均极有见地，能成一家之言。其中康有为的《论语注》，引证以今文为主，同时兼採西学，亦即欲通过微言大义，阐明治乱之理。他的诠释学路径，仍不过是援经术为政论，又时或羼入佛家之说。故政治倾向虽浓，说则偶见驳杂，然见道之语既多，学术价值亦甚高。其《自序》云:
    
        圣道不明，天既诱予发小子明《易》、《春秋》阴阳、灵魂大同之说。而《论语》本出今学，实多微言，所发大同神明之道，有极精奥者，又于孔子行事甚详，想见肫肫之大仁，于人道之则、学道之门，中正无邪，甚周甚备，可为世世之法。自六经微绝，微而显，典而则，无有比者；于大道式微之后，得此遗书，别择而发明之，亦足为宗守焉。其或语上语下，因人施教，有所为言之，故问孝问仁，人人异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词，是在好学深思者矣。(康有为《论语注·序》，《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集，第378页)
    
    可见康氏持论，颇为笃允深切，而于孔门微意，尤多发明。惟其说既以今学为主，则随处皆欲痛斥古学之伪。今古文经之争，遂战火炽盛矣。然不免两败俱伤，予西学可乘之隙。康氏学虽有本，然新说亦夥，故非仅有溢出传统的解经范围之嫌，且亦启颠覆原有解释系统之机，尽管拓宽了儒家诠释学多姿多彩的发展取向，但也预示了固有经学体系的解体或重塑。今日痛加反思，则当重树经典权威，尤其《论语》所言修己治人之道，天下国家之义，倘能进一步予以现代性的诠释，则必大有裨于吾华夏文明的发皇光大，而不致将孔子大道扫地殆尽，沦为无灵魂、无信仰的民族，屡遭别他族讥讽嘲笑而终不幡然悔悟焉。
    
    要之，该课题以《论语》为中心，展开与之相关的诠释史分析和研究，通读之后，殊感角度新颖，建树较多。尤可称道者，则为立论多能成一家之言，考证亦较为慎重严密，非特有功于《论语》学史的疏理，而且亦为重建中国解释学理论体系添一助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诚为不可多得的佳作。惟“先秦时期《论语》的流传”、“海外的《论语》学”、“诠释《论语》的方法”诸章节，见目而未见文，倘能补入，始为完璧，必更臻上乘，否则即难免留有遗憾矣。
    
    鉴于以上情况，本人认为可以评为优秀。尤其今日微言既绝，师道已泯，异端蜂起，景行无从，更应助其梓行问世，以求读之者皆能明理达义，而使民族气韵再契于正道，社会风气亦复归于纯美焉。
    
    西历二〇〇八年止叟谨撰于筑垣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修改于西山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