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实践史稿》序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3年1月16日
    
     
    
    余君东海，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十馀年前营陶朱之业，为江湖豪士、高阳酒徒。馀事为诗，新旧体兼作，才思敏捷，愤世嫉俗，殊见锋芒。尝来书命余作序，以小文应之，而远隔关河，未谋一晤。近年偶观儒学网站有君之名，进而披览其文，悉君归宗孔圣，闭门索居，枕经葃史，著述洋洋数百万言，非复吴下阿蒙矣。乃大惊喜，与通电信，谈及今日种种世相，颇有同声之慨。君寄示所著《儒文化实践史稿》，嘱为弁言，辞之弗允，灯前盥读，略志所感，愧未能抉发君书义蕴精微之万一也。
    
    《易》为群经之首，《贲卦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又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吾国上古圣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参天地而立人极，以仁行政，以德化民，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夏、商之后，西周勃兴，武王伐纣，封土建国；周公制礼作乐，耀德而而不观兵。《国语·周语》云：“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文质彬彬，于斯为盛，是以孔子云“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春秋乱世，礼崩乐坏，孔子继往圣之绝学，删订六经，溥施教化，卓然为万世师表，文德尤胜周公。柳贻徵先生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天地，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巨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无不可以实现，正不必以国家人类为界”（《中国文化史》）。
    
    暴秦之后，变封建为郡县，阳儒阴法，以力假仁，王道难行，惟成霸业；然仁人志士遵尼山之教，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理想，艰难奋斗，薪火承传。自汉唐两宋以至明清，凡儒学盛行之世，无不家国和谐，文明灿烂，虽治乱循环，王朝更替，道德人文之根本，未尝毁弃也。
    
    惟至四夷交侵之清季，帝制崩而民国创，军阀窃据，四维不张，新文化运动之徒挟欧西学说为利器，以帝王专制之罪归狱于儒，“打孔家店”之声甚嚣尘上；疑古派逞斗筲之私智，视鲧禹为鱼虫。上古文明积累之国史如同伪造，孔子承传之煌煌经学亦弃如敝屣，国学遭西学分科解构并“殖民化”，世道人心遂不可问矣。
    
    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开新朝“文革”之源，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四旧”，凡传统文化陶冶之美德良俗，涤荡无馀，率兽食人，史无前例。浩劫之后，转为经济建设，举国争利，人欲横流，官商沆瀣，贪贿披猖，非但古圣先贤之教早已忘怀，自由民主之说亦为空论。观夫西欧北美与东瀛天竺诸邦，行民主者无不尊其宗教，宝其典籍，政体有德性之维系，民众有向善之虔诚；吾国则子孙不肖，自坏长城，官尽行邪，民皆趋恶，道德真空之地，安能施其良法美意乎！或如蒋庆先生所言，西方体制原为争权争利之“小人政治”，效之纵能富国强兵，无非于世界丛林中增一虎狼之国，倘不能餍其饕餮之心，则核战激发，人类与所居星球同归于尽矣。呜呼！吾国近百年政局为域外之意识形态所左右，圣人参天地、立人极之道晦而不彰，民主沦为民粹，法制转增极权，所谓“启蒙”翻成“蒙启”，饱阅沧桑，缅怀先哲，未尝不太息流涕也。
    
    百年间风云变幻，龙战玄黄，天地闭而贤人隐。然剥极而复，本世纪初渐有昭苏之象，学界与民间皆不乏阐扬圣学且躬行践履者，余君乃大陆新儒家中英特之士。君著作丰硕，《儒文化实践史稿》为其一焉。此书立基于五经四书，旁参《孔子家语》、《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国语》、《逸周书》、《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史记》、《白虎通》等先秦两汉典籍，兼及出土简帛，据儒家道统以考察评判尧舜至嬴秦之历代政治。所言“文化实践”，与国家治理水乳交融，盖道德人文行之于典章制度，圣主贤臣皆以身作则，经纬乾坤，化民成俗，乃吾国上古以来政治最显著之特征。“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此与西方诸国以横暴之武力掠地殖民相较，其文野之分，奚止霄壤之殊。职是之故，君书阐明尧舜禹夏商周皆重德倡礼，定国安邦，无儒家之名，有儒家之实；而夏桀、殷纣、周厉、暴秦之亡，皆因其败德无道，仁义不施。
    
    书分两部，第一部言尧舜禹大同王道之原始模式，第二部述夏商周小康王道之三代实践，旨在“集儒家外王学之大成，揭道德实践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识见闳通，精义络绎。结章“君主制之思”，以秦汉之前封建制与秦汉之后郡县制相较，言秦至清亡两千二百馀年间，郡县君主制一成不变，其间虽经历代儒家之努力，使政体道德化文明化，然未能遏止皇权之膨胀，法家阴售其奸，儒学屡遭扭曲，历史因之倒退，陷入兴亡周期律之怪圈，民众受无量劫难。由此返观尧舜禹夏商周之治，对照鲜明，不啻今世之《资治通鉴》矣。
    
    噫！余君一介布衣，秉持儒家入世精神，心忧天下，殚精竭智以成此书，起大壑之雷音，为国家治理、民族复兴昌言正道。先圣道德人文之实践炳耀青史，矞矞皇皇，今人焉能视同无睹欤！效嬴秦政制者已覆前车，言全盘西化者自戕根本，舍正道弗行，安见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欤！
    
    不佞幼承庭训，殊嗜声诗，略读儒经，未窥堂奥，学殖庸陋，不足以序余君之书。惟瞥观所及，民国以来前辈名宿颇有持儒家义理以著书立说，力斥新文化派毁经疑古之非者。诸如柳贻徵先生之《中国文化史》，钱宾四先生《国史大纲》，萧公权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与《两汉思想史》，无不考证精详，示国史治乱兴亡之迹。柳先生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其书述上古德治之隆、礼制之盛，堪与余君之书互为参照。而时贤姚中秋先生新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前两卷四巨册亦专述尧舜至夏商周三代之治，于宗周封建制之优胜阐发尤详，体大思精，可称力作。余君之书名曰“史稿”，倘能遍稽诸著，细辨异同，集群贤之智，再加冶炼，则玉粹金纯，或有出乎今本之上者。宋儒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为君诵之，君其许我乎？
    
    是为序。
    
    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六十三年，岁次壬辰，十一月下浣，古皖岳西刘梦芙撰于淝滨寓居。风雪夜寒，而春光不远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