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战争伦理观与思想启示
    作者：林桂榛（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9月18日
    
    
    
    作者按：此短文系一旧作。《孔子研究》编者今年索去此文电子版曰将出版云云，但迟迟未见刊出。待问讯之，则回告曰“终审未通过”（此况笔者遇见不少，有数刊如此）。值此钓鱼岛（钓鱼台）、黄岩岛（民主礁）问题激烈之际，特授相关网站再次发布本文。关于钓鱼岛、黄岩岛、苏岩礁、日向礁等中国外岛的主权争端，笔者另作有《中国环岛争端的悲因与苦果》一文以分析之。 ——林桂榛 2012-09-15
    
    
    ［摘  要］先秦儒家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阴郁柔弱，而是无论其为人还是思想学说，都在丰富细腻的才情仁德之后，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智勇韬略：他们高度重视战争问题，认为战争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故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他们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正义性在战争目的、战争过程中的双重要求，而目的正义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也当厚生利用、无伤为仁地禁止杀戮无辜及蓄意破坏民生；关于征讨战争的“合法权威”问题，他们认为当“敌国不相征”即平等的邦国之间当无相互征讨的权利；为抵御外侮和保障邦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他们认为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战备和进行战事训练，并积极谋求世界永久之和平。
    
    ［关键词］先秦儒家； 战争伦理； 正义； 目的； 过程； 无伤
    
    
    前承三代后开汉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是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所谓“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样一种“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以及“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先秦思想家们无不对战争或军事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省察。其中先秦儒家关于战争的理解或立场，则尤其值得后人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高度重视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也说：“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孙膑兵法·见威王》）韩非子也一再强调：“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韩非子·初见秦》）对战争乃关乎生死存亡的认识，在孔子那里，也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继承殷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认为祭祀与战事乃交乎神鬼的邦国大事，故《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意即孔子一贯将战事、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关系到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们作为人间大事来看待。《论语·述而》又曰：“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此实是孔子一生重视战争或战事且推崇用兵以谋的真实反映。
    
    
    所以与《诗经·鲁颂》“允文允武”、《尚书·大禹谟》“乃武乃文”、《吴子·图国》“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一样，孔子认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懈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鲁会盟时孔子“摄相事”并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显然，身高“九尺有六寸”的孔子并非不重视战事和不懂军事，想想孔子“六艺”之学中尚有射、御两科以及他平时佩剑驾车的形象，想想孔子弟子中尚有冉有、子路、樊迟、有若等将帅之才（军事家吴起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弟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则武士出身），想想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成功“败诸姑蔑”，孔子对“军旅之事”（《论语·卫灵公》）的重视与熟悉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故孔子自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
    
    
    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战争作为暴力必定要造成伤亡和破坏，所以从和平与仁爱出发，儒家原则上都如墨家“非攻”主张一样而不赞成人类之间的战争。比如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不仅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予以婉拒，而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不是孔子不懂“治军旅”（《论语·宪问》、《礼记·深衣》），而是朱熹说的卫灵公是个“无道之君”。无道而好战的君主，孔子教之以攻伐制胜之法，岂不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而次日离开了卫国。至于孟子，和平主义以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为尖锐了，他曾说道：“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儒家虽然原则上不赞成军事暴力，但同时又认为禁暴除害、保民恤民的战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侵略扩张、杀戮掠夺则是非正义战争，此正是《荀子·议兵》所谓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杂糅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吕氏春秋·荡兵》则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这种攻、伐、救、守“惟义兵为可”（《荡兵》）的战争伦理观，其本质要求是“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故《淮南子·兵略训》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而，在儒家看来，战争的目的性当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而目的旨在禁暴除害、保家卫国的“救无辜，伐有罪”之战争（《周礼·夏官司马》），在本质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斯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
    
    
    三、反对战争杀戮无辜
    
    
    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儒家认为它不仅应当在战争的目的或动机上得到保证，而且还应当在战争的过程或效果中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过程正义”，那么“目的正义”、“动机正义”的战争也将在战争的过程中发生性质转变（发展为非正义）。而在目的正义的前提下，儒家对过程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战争不得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民生。所以，与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对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不同（他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正是最为有害的”）[1]，儒家总是强调出于生命的平等、仁爱而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并且完全反对肆意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与军事目标无关的民用设施——孔子谓之“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谓之“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晋名臣士蒍谓之“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此正印了古人所谓的儒有“好生之德”（《尚书·大禹谟》），《吕氏春秋·去私》则谓之：“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圣治》）。正是出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一种精神，所以儒家一直主张“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主张“禁残止暴”（《大戴礼·用兵》）、“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又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故《荀子·议兵》对行军打仗明确要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也记载周代天子“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等行军禁令（《司马法·仁本》）。——儒家这种禁止杀戮无辜及禁止蓄意破坏民生的伦理思想，无疑在人类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依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四、国际干预的合法权威
    
    
    除了重视战事、主张和平以及强调战争正义性在动机、过程上的双重向度外，先秦儒家还有一耐人寻味的立场，那就孟子说的“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征”的本义是正义地讨伐的意思，《孟子·尽心下》说“征之为言正也”，《说文解字》也说“征，正行也”，可见正义性是“征（讨）”的第一要求。为什么“敌国不相征”？因为邦国无论大小，它们的地位是独立而平等的，所以独立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征讨谁”的问题；如果“敌国相征”，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以正义者自居而擅自出兵另一国。正是基于这一点，孟子严厉谴责春秋五霸假“仁义”以行私利而肆意攻伐他国，称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并断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下》），意即他们之间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孟子·梁惠王上》）。
    
    
    独立平等的邦国间没有资格和权利发动“敌国相征”的军事干预，那么合法的军事干预当由谁来执行呢？孟子说“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意为国际间的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当时唯一的“合法权威”（天子∕天子之师）来实现，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则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儒家这种“敌国不相征”或国际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合法权威”的主张，与现代国际法所谓的“主权平等”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当诉诸联合国这一唯一“合法权威”的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完全一致的[2]。同时，合法干预并不能实施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占领与治权控制，当仁义之师完成它“禁暴除害”的使命后，理应“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地罢兵以还（《孟子·梁惠王下》）——儒家这种主张，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有限战争与永久和平
    
    
    曹操《孙子序》说：“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显然，儒家并不主张拿和平主义来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主张拿正义战争来反对一切和平。在儒家看来，“和平”与“正义”、“勇敢”与“仁爱”是兼融一体的。因而，儒家的战争伦理观是一种典型的有限战争论，即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来保障安全与保护民生，并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永久和平，此即《左传》“止戈为武”、《司马法》“以战止战”以及《商君书·画策》所谓的“以战去战”。孔子说最好的法官是追求社会永久公正而消除法律诉讼（《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理儒家也一直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永久和平而消除战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谓之：“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3]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司马迁《史记·律书》也称“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向往和追求永久和平，并不等于就可以将战事、战备予以否定或忘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正如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一样（俞樾《墨子序》），儒家也强调平时要积极进行战略准备和战事训练，以防御和消除战争侵害，他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乃至要“以教民而用”（《孟子·告子下》）或“以教民而战”（《论语·子路》）。
    
    
    《司马法·仁本》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老子、管子等所说并非什么上乘之道或上乘之德（《老子》、《管子·兵法》），但战争和兵事终究是不可以完全去除的东西，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空尚仁义而败亡的惨痛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外储说左上》）。苏轼说“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苏轼《教战守策》），毕竟世界并不太平，毕竟正义需要力量去争取和维护；没有居安思危、忧患自强的战备与国防，国家和民生注定流于羸弱与危险，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六、儒家气象与智勇韬略
    
    
    法国帕斯卡尔说：“正义没有强力就无能为力，强力没有正义就暴虐专横。”[4]该句在港台的通行译法表义更生动：“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虽然东汉许慎认为“儒，柔也”（《说文》），但儒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阴郁柔弱。真正的儒家或儒者，无论其为人还是其思想学说，都在丰富细腻的才情仁德之后，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智勇韬略，前面有关孔子的叙述，已足资证明。太史公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历史上齐国权臣田常欲移师伐鲁，孔子对众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众弟子“国难当头，身当何为”的责问，直接引发了子贡后来一系列为“父母之邦”（《论语·微子》）的惊天骇地之历史演绎：“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亦可见春秋时代的孔门儒学或儒者是何等的雄才伟略与昂扬气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所谓“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诸葛亮也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太史公司马迁也一再强调不权轻重而妄言仁德教化的严肃后果——“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史记·律书》）。所以，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师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书序》中曾沉痛地说：“用兵而不以权谋，则兵败国危而乱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权谋，正犹不得已而用兵也……正用权谋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实为经者之分内事；而致知格物之内、明经学文之暇，不可不兼读其书而潜究其理也明矣……儒者生于其时，遇国家有难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5]赵本学所言甚是，为国家安危计，儒者鉴之，国人鉴之，持政者鉴之！
    
    
    注释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页。
         [2]张宏良等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239-272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6页。
         [4]［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0页。
         [5]《中国兵书集成》第12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21-31页。
        
    
    ★ 笔者藏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联合影印的《中国兵书集成》一套51册，欢迎交流。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