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颜之推的人格操守及其评价——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说起

作者：颜炳罡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是近百年来研究《颜氏家训》的权威性著作，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罕有匹敌。《颜氏家训集解》对《颜氏家训》之文献收集、注释、考证等做出了不朽贡献，但《颜氏家训集解》中《叙录》一文对颜之推人格操守的评价则有失公允。《叙录》指责颜之推“自取身荣，不存国计”，甚至直接说颜之推作为“三为亡国之人”而大谈“不屈二姓”就是人格分裂，而宣扬“立身扬名”就是将“家庭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我们认为这是对颜之推思想的误读和对颜之推人格操守的误判。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的原因，不如说是时代的原因。王利器那一代学者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之后，从中领悟出保身之道：“宁左勿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王利器对颜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更谈不上对先贤的礼敬。21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利器对颜之推的批评，故对这一误读、误判有重新厘定之必要。

关键词： 颜之推  家训  王利器  人格操守  不屈二姓  家国利益

作者简介：颜炳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王利器是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一生著述宏富，尤其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成就卓著，令人钦佩。他的《颜氏家训集解》是近百年来《颜氏家训》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流传甚广，影响巨大。《颜氏家训集解》有《叙录》长文，系统反映了王利器对《颜氏家训》及其作者颜之推的评价。由于王利器是该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评价对读者、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我们认为，王利器的《叙录》，无论对颜之推人格操守的指陈，还是对《颜氏家训》的整体评价，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南北朝是一个南北分裂、时局动荡、政权迭变、天下多故的时代，是一个兵祸连接、战乱不已、血雨腥风、多灾多难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对抗与融合、文化冲突与交融、历史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代。颜之推21岁时，侯景叛军攻陷郢州，颜之推被俘，被囚送建康。24岁时，西魏大军进犯，雍州刺史萧詧起兵配合，陷江陵，杀梁元帝，颜之推再次被俘，被遣送弘农。46岁时，北周大军攻掠北齐，北齐灭亡，颜之推被迫迁入长安。颜之推自述“三为亡国之人”而没有死节，对此，王利器颇为愤懑，在《叙录》中，对颜之推的人格操守进行严厉批评：

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禅代之际，先起异图”“自取身荣，不存国计”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叙录》）

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这是南北朝时期相当多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滔天巨变，作为生如浮萍的任何个体或家庭，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颜之推及颜氏家族同样如此。但以“朝秦暮楚”“禅代之际，先起异图”“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指责颜之推不合乎历史，极不公道。

纵观颜之推的一生，不论在南梁，还是在北齐，乃至入隋，颜之推无不尽心尽责，何“朝秦暮楚”之有？郢州城破被俘，面对叛军侯景的屠刀，他毫无惧色，没乞求苟活。梁元帝的侄子、内奸萧詧勾结西魏大军，攻破江陵，梁元帝接受王褒建议，到敌营投降，最后被侄子萧詧与西魏大军杀害。在这一朝代更替、国破家亡重大历史事件中，颜之推最后成为西魏大军的俘虏，念念都在母国。在西魏，他不仕敌国，一意南归，不惜以全家人的性命作赌注，决然犯黄河砥柱之险，想借北齐而归南梁，这算是“朝秦暮楚”吗？恰恰相反，这反映了他不事敌国、一心南归的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节和家国情怀。到北齐后，他得知陈霸先已代梁自立，他所欲奔赴的南梁已不复存在，南归之梦幻灭，才留在北齐任职。北周大军压境，北齐行将灭亡，他建议北齐后主归附南方，虽然未被采纳，足见其忠心。北齐灭亡，一家人被虏北周，入长安。直到北周灭亡的前一年，即入关后的第三年，才得到御史上士的小官职。王利器用“随例变迁”“朝秦暮楚”来评定颜之推，将颜之推视为南北朝时期变局中的政治投机分子，这完全不合乎历史事实。

而以“禅代之际，先起异图”【1】指责颜之推，更无从谈起！众所周知，此言用以批判杜弼之流可，而用来指谓一般士大夫则不可，用来指证颜之推更不可。在南北朝时期，“禅代之际，先起异图”不是一般士大夫之能为，也不是一般士大夫所愿为，更为颜之推所羞为、耻为。在颜之推生活的时代里，王朝几经变迁。侯景代梁自立，建立所谓的“汉”，颜之推是侯景叛军镇压的对象，作为平叛队伍中的一员，他曾起何异图？没有。颜之推在梁、北齐任职期间，除宫廷内斗外，并没有发生过改姓易主所谓禅代之事，何异图之有？至于杨坚取代北周，这是一次在禅让名义下易姓改朝的大事变，但此时的颜之推作为北周御史上士，地位极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颜之推参与了这次“禅让”，相反，颜之推的兄长颜之仪对杨坚取代北周予以坚决抵制，为此差点送了自己性命，颜之推又能起什么“异图”？

王利器说“‘自取身荣，不存国计’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叙录》）。这种批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南北朝时期，确有如“史臣曰”中的“自取身荣，不存国计”（《陈书·后主本纪》）之人，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自取身荣，不存国计，将一己之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致使陈王朝迅速覆灭。王利器将“自取身荣，不计国存”用在颜之推的身上，甚至说颜之推比施文庆、沈客卿之流还严重，这是对颜之推的人格诬蔑。查遍史籍，颜之推从未有过“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之行。王利器如此指责颜之推可以说毫无根据，完全是凭空独撰的。

从理论上，颜之推的人生观以“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为耻。他说：“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颜氏家训·省事》）“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颜氏家训·止足》）而他对“须趋竞求”“求见发遣”，即跑官要官之人严厉斥责，认为这是与盗食致饱、窃衣取温一样可耻的行为，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颜之推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吗？

从颜之推及其父祖的人生实践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不合乎颜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从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因梁武帝篡齐绝食而死，到其兄颜之仪正色立朝、强烈抵制北周权臣杨坚篡位之谋，足见颜氏家族对“禅代之际，先起意图”的态度，对“自取身荣，不存国计”的睥睨。诚然，天下滔滔皆是，而颜见远、颜协、颜之仪、颜之推等个个是砥柱中流，殆有确乎其不可拔者也，“何殆有甚焉”？

二

王利器又说：

他（颜之推——引者注）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得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叙录》）

颜之推教导子孙“立身扬名”，这是事实，但以此推论颜之推是将自己的家庭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是不合历史事实。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再三强调“立身扬名”，那么强调立身扬名就一定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矛盾、相冲突吗？或者说“立身扬名”就一定是将家庭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吗？最起码不全是。

我们认为，立身扬名本身没有是非对错，关键看一个人立什么身、扬什么名，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手段、方式立身与扬名。立道德之身、君子之身，扬天下美名、善名，难道不合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吗？至于教导子孙“无人庇荫，当求诸自身”，又何错之有？难道不求诸自身，而是一味要求家庭的庇护吗？甚至是“啃老”“坑爹”吗？立君子之身，扬万世美名，不仅不与民族、国家利益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不仅不是置家庭利益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上，而是将家庭利益融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中。

让我们看颜之推如何看待名或者说颜之推究竟要立什么样的名。他说：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颜氏家训·名实》）

“立身扬名”首在立身，有美行才有令名，有丑行必有恶名，名之与实如影随形。名是实的反映，“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要有美好的名声，首在修身慎行。在颜之推那里，“忘名”是理想，“立名”是实现，“窃名”最无耻。他反对窃人之美而得伪名，也反对贪名不已的虚心，而是立名实相符的美名。他再三告诫子孙：“巧伪不如拙诚”“一伪丧百诚”（《颜氏家训·名实》）。

“立名”在颜之推看来就是树立榜样。为什么要求子孙“立名”？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劝”。他说：“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颜氏家训·名实》）就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因德艺周厚而扬美名于万世，这种立名不是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一致的吗？颜之推所说的“劝”，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榜样的力量、榜样的感召，伯夷、柳下惠、季札、史鱼等是榜样，而今天雷锋、焦裕禄等同样是榜样。诚然，家训是对子孙的训示，一定要回答子孙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一个家庭成员而言为什么要立身扬名的问题，又要回答立什么身、扬什么名的问题。“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颜氏家训·名实》）颜之推的“修善立名”，首在“修善”，修善是立名的前提，修善然后“立名”。修善，只有“修身慎行”，才能养成“德艺周厚”。请问如此立身扬名有何而不可？！这种修善立名乃至立身扬名不正是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吗？怎样说是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呢？

颜之推临终告诫子孙：“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堙没也。”（《颜氏家训·终制》）他一生没有个人的计较，而是要求子孙“以传业扬名为务”。颜之推一生历尽坎坷，在时代的大潮中，身若浮云，处于羁旅，是其一生最真切的感受。垂暮之年，瞻念前程，不知又将走向何方，告诫子孙，自己气绝即埋，不要因顾念他的死后墓墟而影响子孙们的发展，而是将儒雅为业的家风传承下去，将先祖的美名传扬下去，这是颜之推对个体生命的洒脱和对后世子孙的期盼。显然，这里所述重点不是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系，而是涉及他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要求牺牲家庭利益乃至子孙利益而成全他个人利益，相反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就子孙的事业、家庭的事业。“传业扬名为务”，而子孙所传之业、家庭所传之业就是“儒雅之业”，也就是民族的文化的事业。家庭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不存在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置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上的问题。北齐灭亡后，颜之推一家被迫迁往关中，朝无禄位，室无余财，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之时，他仍督导子孙勤于经史，以传业扬名为务。当他的长子颜思鲁主张当肆筋力，以伸供养时，他要求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氏家训·勉学》）。如果说“绍家世之业”是家庭利益的话，“务先生之道”则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颜之推那里，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颜家世传《礼》《传》，以儒雅为业，“传家世之业”恰恰就是“务先王之道”。颜之推将“务先王之道”前置，“传家世之业”后置，我们从中也可以认识到颜之推是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先，而不是相反。

三

王利器直斥颜之推的道德操守，揭露颜之推的思想矛盾与分裂的人格，甚至认为作为“三为亡国之人”所作的家训，是“故作自欺欺人之语”。为了不至于断章取义，我们将王利器的原文抄录如下：

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见危授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来宾主如邮传”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就可以“为汝曹后车”吗？然而，后来的封建士大夫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叙录》）

读了这段文字，让人不能不联想到那个特殊年代梁效、罗思鼎等的笔法，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极尽嘲弄、讥讽之能事。王利器作为研究《颜氏家训》的大家，对《颜氏家训》的整理、解释做出巨大的贡献，抛开他对颜之推与《颜氏家训》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不谈，就资料整理而言，自《颜氏家训》问世以来，他是成就最为卓著的学者之一。但我们认为，王利器对颜之推的评价是“革命家”口吻下的评价，是激情燃烧岁月的背景下激情亢奋乃至过头的产物，不是冷静、客观、科学的分析。他对颜之推这位1400多年前的先哲缺乏同情与敬意，更没有设身处地，站在颜之推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站在20世纪革命家的角度、拿着20世纪革命家的尺子衡量中古时期的颜之推。他也没有将颜之推放到南北朝这一特殊时代里去评价颜之推，而是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去评价颜之推，可谓强古就今，强物就我，不客观、不中立，也不科学，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王利器认为，颜之推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这果真是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之语吗？当然不是。颜之推不过在传承孔子、孟子以来儒家历史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审这一价值判断在南北朝时期的转换而已。颜之推的判断正如孟子评价伯夷、伊尹、孔子【2】的角度一样，如果说这是矛盾的，这也是儒家传统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如果说颜之推所言是自欺欺人语，那么儒家人物最起码自孟子起就在说这种“自欺欺人”之语了。孟子一方面高扬“不屈二姓”的伯夷是“圣之清者”，另一方面又歌颂“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的伊尹是“圣之任者”，颜之推所言说到底是孟子话语的复述。依儒家传统，“不事二君”的伯夷、叔齐固然可敬，而“何事非君”的伊尹、箕子同样可佩，一是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完美，一是要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前者属于道德评价，后者属于历史评价，这恰恰体现儒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展现出的“历史辩证”，何矛盾之有？伯夷、叔齐“不屈二姓”与伊尹“何事非君”不矛盾，怎么到了颜之推就是“自欺欺人”之语呢？！

至于王利器说颜之推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见危授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这究竟是颜之推表述的矛盾呢？还是王利器人为地制造矛盾呢？颜之推之家，希望子孙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不要去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完全合乎儒家《孝经》《礼记》等价值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因为对任何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都具有无上意义与价值。当然，生命存在是养生的基础与前提，生命不存在了，养生从何谈起？颜之推只是说出了最基本的常识而已。诚然，颜之推又强调“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见危授命”，这与他的惜生重生矛盾吗？从问题的表面看好像矛盾，而深层看不仅不矛盾，而且还高度一致。惜生与孟子的顺乎正命意义相同，“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而颜之推所说的“见危授命”，正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意义同。人有两重生命：一是自然生命，一是道德生命，自然生命当然是道德生命的基础，但当二者必选其一时，儒家毫不犹豫地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身、生就是自然生命，而仁、义就是道德生命，这也就是颜之推所说的“见危授命”“行诚孝以见贼，履仁义以得罪”。人的生命还有小我之生命与大我之生命之分，这里大小是相对的。个人与家族相比，家族与国家相比，前者为小，后者为大。“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这就是牺牲小我之生命，成就大我之生命。颜之推以此训家，道理通透、圆融，怎么在王利器的心目中，就是自欺欺人之语呢？！

王利器对颜之推的指责，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予一生而三化”，认为颜之推的人格操守有问题。其二，颜之推“未获殉陵墓”，有没有资格称颂南梁、北齐节烈之士而痛诋南梁失节之贵胄及北齐之将相呢？

颜之推“三为亡国之人”，貌似没有慷慨死君难的勇气和决心，但这样其人格操守就有亏吗？当王利器要求颜之推“死于君难”时，我们进一步问：颜之推为什么必须死于君难或者说哪位国君值得颜之推为之死节？

“晏子不死君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范的案例，其不死君难不仅对其人格操守无损，而且还为后世大臣是否死君难树立了标准。齐国大夫崔武子妻子很美，齐庄公常与之私通，崔武子杀死齐庄公。齐庄公死了，齐国有些大臣死于君难，而晏婴不死。有人以此责难晏婴，晏婴回答：“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君主死于社稷，臣也应为社稷死；君主为社稷流亡，臣也应为社稷流亡。如果国君为一己之私欲而死，只有国君的亲信宠臣可以为之死节，而其他人没有责任与义务为之死节，晏婴不是齐庄公的私昵之臣，故不死君难。以此典型案例来推断颜之推，该不该为梁室而死？该不该为北齐而死？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颜之推用“梁室丧乱”一词说明梁室宫廷内斗以至于外敌有机可乘，最终亡国。梁武帝原本窃族人的江山而登上皇位，初期还颇有一番作为，然而进入晚年，他竟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一味佞佛，三次舍身同泰寺。在他的示范下，整个国家笼罩在佛颂氛围之中，以此麻醉自己，欺蒙愚众。而在国家重大事项如接纳叛将侯景以及梁室继承人的安排等问题上连出昏招，致使梁朝万劫不复。侯景之乱，梁武帝先死，其子简文帝后死，侯景自立为汉，颜之推只是地方官员，并非朝中大臣，更不是梁室亲昵之臣，如果颜之推为梁武帝、简文帝死节，不显得特别矫情吗？作为地方小官，颜之推为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的中抚军外兵参军，城破被俘，临难不求苟活，侯景多次想杀他，其行台郎中王则再三救免，才免于一死。在此次巨变中，颜之推虽然未能慷慨赴国难，但在气节上无亏，在道德上并无瑕疵。

梁元帝萧绎以平定侯景之乱的功业，继位于江陵。颜之推释建康囚后返回江陵，萧绎任命他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然而，萧绎是梁室丧乱的罪魁祸首。萧绎与侄儿河东王萧誉、哥哥邵陵王萧纶、侄儿岳阳王襄阳都督萧詧、弟弟武陵郡王、益州刺史萧纪等，为争夺权力，相互攻伐，骨肉相残，内乱不已。他还勾结西魏大军讨伐弟弟萧纪，最后反被侄子萧詧勾结西魏大军攻灭。城破前，下令烧掉搜罗到的所有藏书，造成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作为国君，萧绎没有死于国难的决绝，只想苟且偷生，让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率太子等人到西魏军营投降，被侄子萧詧以土袋闷死，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以晏婴不死君难的标准，梁室丧乱是自乱，梁室之亡是自亡，兄弟叔侄，各为一己之私，置江山社稷、举国百姓于不顾，而梁元帝萧绎勾结西魏讨伐弟弟在先，后侄子勾结西魏在后，以其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他们出卖国家，出卖百姓，临危求免，自呈降表，自取其辱，最终未免一死，令人气愤。同理，颜之推既非梁元帝栋梁之臣，更非萧绎私昵，要求颜之推为一位自呈降表的国君殉难，不觉得可笑吗？

颜之推在北齐，齐后主高纬，雅好文学，在丞相祖珽的建议下，曾设文林馆，礼遇文人学士。颜之推也在礼遇之列，官至黄门侍郎。但高纬任用奸佞，荒淫无道，每逢灾害变异，不去赈济百姓，只是巫觋祈祷，妖风甚盛，乱杀能臣武将，自毁长城，政治腐败，军力衰落，将士离心，百姓失望。在青州为北周大军所俘，送往长安，北周武帝宇文邕封其为温国公。北齐皇帝不死国难，要求大臣为君死节，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气节除了政治操守的气节，我们认为，还有文化气节，即对华族文化的持守所表现出来的气节。政治节操与文化操守两相比较，何者为重？我们认为，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恒的；政治系于某一个利益集团或一家一姓之兴衰，而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慧命之相续以及吾族本质属性之所系，捍卫华夏民族的文化气节高于一时之政治气节。进入南北朝，虽然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依然尖锐复杂，但民族大融合是历史的主流。无论是北朝政权北魏，以及后来的西魏、东魏，北周、北齐，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是大中国范围内的地域或地方政权，与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乃至战国时代的齐、楚、韩、魏、燕、赵、秦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一时期，只有“亡国”即只有政权的更迭，而没有“亡天下”即中国文化的夷狄化。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大都自觉接受中原文化，刘渊、石勒、苻坚等，无不推崇儒学，甚至广建学宫，让公卿大夫子孙到学宫里学习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实行全面汉化政策，改汉姓，识汉文，说汉话。《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汉语是正音，断诸北语，人人说汉语，汉语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语言，这种推动全盘汉化的鲜卑人，他们当然是中国人。自此以后，无论是西魏与东魏，北周与北齐，汉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北朝，接受汉化即汉人。“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所有内徙到中原一带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都融化到汉族中了。”“经过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中原汉族，也不是以往的汉族，而是集北方和其他各族之大成了。”【3】“以文化之”是各民族融合的方式，“化而成文”无疑是各族人民融合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颜之推一生坚守儒家文化的立场，所到之处，从事中原文化的整理、传播、推广工作，他守住了民族气节。

颜之推无论在北齐，还是北周，无疑是中华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传播者，他对“以夷变夏”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举例说：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颜氏家训·教子》）

这是颜之推的文化立场。北齐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建立的政权，上层贵族是鲜卑人，一些汉族士大夫以通鲜卑语及鲜卑贵族喜爱的乐器为荣，因为这样可接近权贵。这位汉族士大夫认为自己的儿子一旦鲜卑化了，就可以交结权贵，以为要事，而颜之推与之完全不同，认为以此方式教育儿子，即使子孙可以位居卿相，也不能这样干。华夏文化的主体地位在颜之推那里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他的大节。

受王利器的影响，有的学者指出：

《颜氏家训》所体现出的颜之推的人生哲学，也有明哲保身、老于世故的缺点。颜之推为人确有乡愿的一面，《颜氏家训·勉学》篇将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全盘否定，《文章》篇又将以屈原、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今文人数个遍，《省事》篇竟然质疑向君王进谏，这都是颜之推明哲保身庸人哲学的表现。颜之推不敢走极端，与名士、文人的价值取向迥异，这是他不能成为一流文学家的原因所在。【4】

“乡愿”“明哲保身”“老于世故”“庸人哲学”等，一堆负面词汇密集指向颜之推，这一指向基本承袭了王利器对颜之推的评价。首先，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一方面指证认为“颜之推确有乡愿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说批判颜之推将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全盘否定，又将屈原、司马迁为代表古今文人数了个遍，还说颜之推不敢走极端。这恰恰说明颜之推不是乡愿，没有明哲保身。其次，谁规定的对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不可以全盘否定，站在儒家立场，全盘否定其“任纵”一面并无不可。什么人规定的“走极端”的人，才称得上名士、才是文人？颜之推是不是一流的文学家，不同的人有不同评价，我们不予置评。但说颜之推是“明哲保身庸人哲学”有欠公允。

事实上，颜之推没有将个人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上，更没有将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既不是明哲保身，更不是庸人，恰恰相反，他要求子孙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去成全家庭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生命去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于说颜之推“明哲保身，老于世故”，亦不合乎颜之推的思想。他说：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氏家训·养生》）

“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因此而“立身”，由此而“扬名”，有何不可？这是个体服从群体，小家服从大家，“泯躯而济国”，如此训诫子孙，正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在家训中的体现。王利器及其追随者们对此也作曲解，吾人只有叹惜而已。

至于颜之推有没有资格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歌颂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而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呢？对此陈启智曾做出回答。他说：“应将颜之推和那般‘自取身荣，不存国计’的无耻之徒，如梁之皇族，北齐的宠幸们区分来看。当侯景之乱，颜之推临难不求苟免，当然有权谴责那些‘临难求生’，‘徒取窘辱’的所谓‘名臣贤相’，而褒扬那些引决不辱，骂贼而死的妇人婢妾。梁亡不仕敌国而逃奔北齐；北齐灭亡前，屡进良策，如‘奏立关市邸店之税’。……对于这样一个王朝是不值得为其‘徇难’的。更何况忠于一姓，早已不是我们今天评价古人的标准了。”【5】我们赞同陈启智的观点。陈启智的说法是客观的，也是公允的。讨伐权奸，褒扬忠良；歌颂义士，而贬斥贪生怕死之徒，是家训的应有之义。“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颜氏家训·名实》）以此训子，是乡愿，是明哲保身？自《颜氏家训》出，颜师古、颜元孙、颜真定、颜杲卿、颜真卿、颜季明乃至明末清初颜胤绍，等等，个个忠肝义胆，彪炳千秋！

王利器将颜之推与庾信相提并论，认为：“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叙录》）这无论是对庾信，还是对颜之推，都欠公允。庾信也好，颜之推也罢，主观上没有“竞己栖而择木”的动机。众所周知，庾信因代表南梁出使西魏被扣，从此有国难回，颜之推几次国破家亡，做了敌国的俘虏，他们都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他们都是“被选择”，何谈择木而栖！

当然，颜之推与庾信不同：第一，出身背景不同，庾信与其父亲庾肩吾是梁朝皇室萧氏宠臣，庾肩吾散骑常侍，中书令，而庾信先是太子萧统东宫侍读。太子死后，又做了新立太子萧纲的东宫抄撰博士，庾信是梁皇室的宠臣，可以自由出入皇宫；而颜之推的祖父愤梁武帝篡齐绝食而死，世称“义门”。其父颜协与梁皇室保持相当距离，坚持不做萧衍的官。第二，二人的操守有异，年龄有别。庾信生于513年，是颜之推的长辈。侯景叛乱时，颜之推是青年，而庾信已是中年。颜之推协助世子萧方诸守郢州，城破被俘，险遭杀害。在侯景掌权期间，他一直生活于牢狱之中。侯景围攻建康时，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营，抵御叛军，侯景叛军未到，他却弃门而逃，颜之推与庾信格调高下立见。第三，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庾信官居显贵，朝代更迭，不仅没有影响庾信升官，而且还随之高升。梁元帝登基，庾信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并加散骑常侍衔。554年，庾信出使西魏，同年，西魏大军攻下江陵，庾信被迫留在长安，被西魏任命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随即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代替西魏，宇文觉登基，出任弘农郡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义城县侯。颜之推在南梁，不过散骑侍郎。在北齐，官位最高不过黄门侍郎。北周末年，御史上士。入隋，东宫学士。与庾信相反，在朝代更替中，他的官是越来越小。颜之推虽然在学问上远比庾信广博，而就当时的政治影响力而言，颜之推无论在南朝，还是在北朝，与庾信相比，其政治地位都低得多。颜之推不事敌国——西魏，决心南归，南归不成留在北齐任职；而庾信心系江南，南归梦碎，屈节事敌。无论是庾信，还是颜之推，无论身在何处，传播、弘扬、创新与发展中华文化方面，他们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颜之推一生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文化工作，图书编辑、整理，基本没有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对颜之推而言，与其说是做官，不如说谋食而已。颜之推与庾信有同有异，两人同样出生在江南，同样怀有家国情怀，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不能以今天的革命家的高度要求前人，似乎只有壮烈殉节，成为“烈士”，才值得我们肯定。

四

王利器作为一位饱学之士，终其一生沉潜于中国传统的典籍整理、研究事业，他对《颜氏家训》的整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对颜之推人格与思想的误判，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6】王利器之所以如此贬抑颜之推及其思想，说白了与他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王利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被下放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之后，王利器那一代学者如同惊弓之鸟。当然他们也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领悟到保身之道，就是“宁左勿右”。对古人的批判可以下手狠一点，帽子戴得高一点，表明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坚决划清界限，向世人表明研究他不是同情他，而是为了批倒他，为了更有力地否定他，这样可以保证“政治正确”。我们看看《颜氏家训集解》写作时间：1955年5月初稿，1978年3月重稿，1989年3月第三次增订。历时34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洗礼，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从事《颜氏家训》这种被视为封建时代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已经相当难能可贵。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规避这种政治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但不是信奉它；整理它，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它、打倒它。由于我们手头没有他的1955年5月初稿，只见到1978年和1989年的本子，从1955年到1978年间的前后的变化，不敢妄议，但自1978年到1989年间王利器的观点、行文基本保持了一致。

虽然在政治层面与人格层次上，王利器极力贬损颜之推，但在知识层面上尤其是在文献学、史料学意义上，王利器对《颜氏家训》这部著作却多有肯定。他说：“今天我们整理此书，诚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则此书仍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颜氏家训》有“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了我们知人论世可靠依据”。“对于研究《南》《北》诸史”“研究《汉书》”“研究《经典释文》”“研究《文心雕龙》”，研究音韵学等都“可供参考”（《叙录》）。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王利器对《颜氏家训》的肯定是知识层面上的肯定，最多是文化层面上的肯定，史料学意义上肯定，而不是价值上的肯定；他对《颜氏家训》的褒扬是枝枝叶叶上褒扬，而不是根本上、原则上的褒扬。换言之，王利器所肯定的是《颜氏家训》的副产品，不是《颜氏家训》作为立身治家的主题，更不可能肯定《颜氏家训》所宣扬的价值观，这是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的关键所在。而王利器对颜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而没有对前贤的应有礼敬，而充斥全文的是谩骂、数落与斥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是王利器个人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时代悲剧。所以，王利器《叙录》对颜之推的评价必须重新审视，其研究态度与方法理应被超越，也必须被超越。

注释
【1】此语出自《北史·杜弼传》。史家称杜弼“识学甄明，发言谠正，禅代之际，先起异图”，盖因杜弼“承间密劝受禅，神武举杖击走之”。杜弼曾私下劝高欢受东魏禅，被高欢用棍子打跑。
【2】《孟子》载：“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的历史价值观是儒家正统的历史意识，颜之推不过承续此意识而已。
【3】参见《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45—146页。
【4】檀作文译注：“前言”，《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
【5】陈启智：《颜之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9—530页。
【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