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蒙培元先生
作者：郭沂（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时间：西元2023年7月14日

虽然早已知道蒙培元先生抱恙经年，但今早得知先生已于昨晚遽归道山的噩耗，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和无限的哀伤。

我和蒙先生相识于八十年代中期。1984年7月，我本科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工作。借此地利，我不但踏上了儒学探索之路，更有缘结识学术界的名师硕儒。同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宣布成立，接着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次学术会议，一次是1985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首次全国儒学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儒学国际讨论会”。

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不但领略了张岱年、杨向奎、金景芳、周谷城、严北溟、陈景磐、毛礼锐、冈田武彦、陈荣捷、狄百瑞等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也结识了辛冠洁、李泽厚、余敦康、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丁冠之、钱逊、马振铎、薛华、杜维明、成中英等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

不过，我和蒙培元先生频繁交往，则是我1993年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他住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这是蒙先生夫人郭老师在北大分到的房子，我住六道口，相距不远。记得我当时经常骑自行车沿着清华东路西行，然后穿过清华和北大校园，前往拜访蒙先生。蒙先生的房子不大，只有两居室，但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气氛。

后来他搬到花家地社科院宿舍，我则搬到了天通苑，但距离并没有阻碍我们的交往，我前往拜访蒙先生的频率依然很高。所不同的是，由于担心我赶回家会错过饭点，郭老师便时常留下我和他们一起用餐。她的贤淑、和蔼、宽厚，尤其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让我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聆听蒙先生的高论总是如沐春风，所谈的话题，当然主要是学术，涉及他所钟情的宋明理学、中国心性论、情感儒学等等。潜移默化之下，我逐渐成了蒙先生学术的追随者。记得他的大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出版时，我刚到哲学所不久，在学术上还相当稚嫩，但这部深奥的理论专著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故不揣浅陋，为之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蒙培元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评介》的书评，发表在《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1期上。

当然，蒙先生对我的成长也非常关心。他为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写的《专家推荐意见》开篇便说：“郭沂博士来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已经六年了。在这期间，我曾阅读过他发表的几乎全部论文。我深知郭沂博士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和文献，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功力深厚，研究勤奋，又富有开拓精神，是当前中国新一代学者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鼓励之殷，提携之切，溢于言表，怎能不让我感动和奋进！

在蒙先生担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期间，由郑家栋先生担任副主任，我则忝列学术秘书，这又使我们多了一层工作关系。记得当时研究室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有时候研究室支部书记李曦先生也会加入。这让我有机会体察蒙先生的组织能力和秉公任直的工作作风。

身为研究室主任，最棘手的工作莫过于职称评审，但蒙先生每次都细致而全面地分析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从而把最有实力者推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蒙先生完全根据客观条件，不夹杂一丝个人感情，所以他的意见总是令人心服口服，为大家所接受。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在其他方面也多有愉快的合作。例如，有时候蒙先生招收博士生会请我们俩参加面试，而郑家栋和我召集会议也会请蒙先生光临。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蒙先生晚年搬到回龙观居住，离天通苑是近了，但由于我于2012年赴首尔大学哲学系任教，所以拜望蒙先生的机会反而少了，只有寥寥数次，这令我感到十分惭愧！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告诉世人，蒙培元先生曾经影响我的学术和思想，和他的交往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