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放宽历史的视界（下）

作者：尔雅台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零、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

现代化始终伴随着一个发展悖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有发展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盖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让人民受惠，给全体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其愿景和方向就是金钱和市场，它往往能够成功地让20%的人口先富了起来，但却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

有研究表明，即使今天美西等发达国家，民众的幸福感也长期得不到提升，成为现代社会的顽疾。哈贝马斯将此诊断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是从社会生活的根基处思考生活世界的，“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是“人们在其中诞生、生活和最终死亡的世界“。进一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可以划分为二个领域：一是私人领域，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个人生活领域；二是公共领域，是私人家庭之外，表达私人公共要求的非系统领域（非经济、政治子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人们正是通过公共领域，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它不仅要求财富，而且要求道德、团结和意义。

而在美西发达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第一原则，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货币、权力媒介肆无忌惮地侵入生活世界，破坏了社会同一性等人们世代形成的亲密关系，人们的生活变得无道德、无团结、无意义了，生活世界被全面地殖民化了。

当然，这种现代性的病症，不仅仅是美西发达社会的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刚刚富起来的国家，我们也已经被这个病症折磨得梦魇缠身了。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是全球现代性的共同症候。

如何治理这一现代性玩疾，因此也是全球化治理共同面临的问题。应该说，哈贝马斯对现代化病症的诊断是准确而深刻的。只是受限于西方自身的治理传统和历史，他没能开出有价值的药方。他提出的所谓交往行动理论，试图通过话语民主，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更多的是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

中国的崛起，其辖5000年文明底蕴和长期的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亮色，为从根子上治理现代性玩疾提供了新的可能。毕竟，工业现代化满打满算也不过500年，在有漫长历史的农业文明面前，还仅仅刚成年。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挥棒的指挥下，以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护航，让改革策马狂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新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玩疾也同样不可避免，如影伴随。

因此，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显然迫切需要一种结构化思考的能力，来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要求，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可见，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乌托邦不同，我们应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开出的药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有深邃的哲学内涵，更重要的是它蕴涵着一系列丰富的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以通过较长时间的坚持，使人民生活逐步的全方位的得到改善。

这是一个可以系统化、制度化的“生活世界”。从而，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如“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那样的一个系统，它只是一种如空气般弥散着的影子存在，从而不能开出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改变世界”的药方。 

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则显然是基于“生活世界”的系统化、制度化，以重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生活世界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但长期以来，我们只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个方面来把握这个有机体的成长与发育，故总是跌跌撞撞，无法企稳。很显然，“生活世界”是社会这个有机体企稳的重要的一条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活世界，三足鼎立，才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结构。

那么，这个整全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其中的辩证关系是怎样的？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基础是本，上层建筑是末。但这个本、末又各有其极至之则：经济基础要在富民，上层建筑要在教民。总之，民为邦本，人民至上，一切皆归于人民的幸福生活，皆归于生活世界的美好与向往。

由是，根植于生活世界的人民性，成为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指南针。毫无疑问，这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二、超大规模文明的历史逻辑

生活世界，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有别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独立领域提出的，其真正的意义是要强调生活世界相对于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性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全部人类生活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比如早期的氏族就是这样，个体生命生于斯、长于斯，很难想象一种脱单的生存。彼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不具备独立性，还只是附着于生活世界的一种发育不太成熟的职能。

当然，这不并是说，此种以生活世界为主轴的单一的社会结构，只存在于部落氏族。事实上，它极有可能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文明。正如我们在三代的分封制里看到的那样。

我们知道，三代分封制是一个家、国、天下的秩序结构。彼时，以夫妇关系为主轴的小家，通常都嵌入到一个大家族或宗族之中，型构出一个父子关系纵向绵续的氏族性社群。《大学》讲齐家，就是齐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大家里，生产结构和权力结构并不具备独立性，而是无缝融合在生活世界里。换句话说，这个大家就是以生活世界为主轴的单一的社会结构，又称为宗法结构。

毫无疑问，秦前就是这样以大家为骨架的宗法社会。家是一个宗法结构，诸侯国也是一个宗法结构，进而到王朝天子亦是一个大宗法结构。这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以宗法为同心圆展开，家国一体。

秦始皇废封建而行郡县，此种生活世界单一制的社会结构由是发生了裂变，由一个单一的宗法社会裂变为民间的自治社会和上层的政治社会二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开始脱离了生活世界而具备了独立性，但生产结构依然附着在基于宗法的生活世界之中。

古者言士、农、工、商，故钱穆先生称之为四民社会。实际上，农、工、商就是民间的自治社会结构。在这个自治的社会结构里，农、工、商都是依附在宗法的基础上的，都仍然是以家为依托的氏族性事业，是依旧无缝融合在生活世界中的。士则附着在皇室这个上层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所谓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也。皇室与士阶层，共同构成一个政治社会。

可以看出，民间的自治社会与上层的政治社会，其背后的治理原则仍然是宗法统摄的。本于宗法的生活世界的核心原则，并没有被废除，它只是退居到了幕后而横贯四民。从而，社会裂变了，家国不再一体了，但家国仍然是同构的。

民国以降，整个传统的社会结构围绕西人现代性的冲击，进行了打碎和重组，从而开启了现代共和。

著名的五四运动有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科学与工业革命，重构了传统的民间自治社会，把依托于家族的农、工、商事业改造成为了依托于公民权利的现代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从民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民法典，历经70余年。民法本质上是商业社会的母法，它立足于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调整身份与财产，界定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框架。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现代经济关系基本成熟。

民主则重构了传统的政治社会。自袁世凯逆时潮的冲动败亡，立皇从此不得民心。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主旨还是探索先进政治团体的组织力，逐步打磨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则传承了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道心，从而在一个现代化的西化时潮中根植于中华道统，为共和国确立了“党统立宪”的立国原则。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二条主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致力于解构传统社会背后所依托的宗法体系。这个解构的过程，叫“家庭革命”。如果说，科学与民主是立，清末以来的家庭革命则是破。从清季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以提倡非孝著称的施存统当时就解释说：

“我们的脱离家庭，是脱离家庭里从家族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的感情关系。”

也就是说，家庭革命的本质是要剥离附着在生活世界中的经济关系，重构现代社会的生产力。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此转变过程有深刻剖析。秦汉以来传统的民间自治社会与上层政治社会的二元结构，由是裂变为家族社会、商业社会、政治社会三足鼎立的秩序格局。

商业社会，原本不具有独立性，商业秩序本来根本上不了台面。毕竟，秦制时代的民间自治社会，依附于宗法的农、工、商结构，农是一家独大的，工商不具有独立性，它只是附着的寄生的。然而，工业革命来了，它为商业社会注射了强心针，使其快速成长为一个巨无霸，从而走向舞台中央。它不仅获得了独立的身份，而且成为型塑现代社会的主导秩序。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以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为主导原则的商业社会，以普世价值的威力不断攻城掠地，逼迫家族社会不断退让，政治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好处是新兴的工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在极大的广度和深度上重塑着人类的物质文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历史进程。

局限是，家族秩序的不断退让，终于导致生活世界的全面迷失。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在科技理性的统治下，“不是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作为生活联系的范畴——全部道德的排除”。在货币和权力的统治下，人被完全工具化了，“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因此，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全面的，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而且精神上的伤害可能更甚。

毫无疑问，这是全球现代性的共同症候。但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超大规模国家，我们的生活世界一旦被殖民化，无疑就显得更为艰巨和复杂。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生活世界的使命与精神，重构现代社会的优良治理，不仅仅是吾土吾民福祉所系，同时也能够为全球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三、纪纲之道：从中国的治理传统出发

应该说，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是唯物史观最吃紧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定盘星、指南针。若缺少生活世界这一指南、缺少人民至上这一纲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者则如迷失的羔羊，皆无根柢。现代性批判的所谓“异化”正源于此。

换句话说，只有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活世界三足鼎立的整全结构出发，才能型塑出更为优良的治理秩序。而作为一个悠久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吾国显然有长期积淀的丰厚的治理传统和治理资源可资借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事实上，我们的古人一直就是以一种三足鼎立的视角，来进行全面的社会治理。这就是著名的三纲。汉朝的《白虎通》云：“三纲法天地人。”也就是说，三纲是一个遍覆于普天之下的整全的治理结构。

“君臣法天”，日为君月为臣，取象日月也。日月以昼夜，生育养长，成而更生，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诸侯》）。是故君臣之道，王化之属也，治理秩序是也。

“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亦如父生子，子生孙也。父之所生其子长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是故父子之道，类之属也，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宗族秩序是也。

“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水火交感，阴阳以设，夫妇象也。是夫妇法人，合阴阳也。而人之生也，身与食货，阴阳化良。故生产有二：人之生产，物之生产。推阴阳中和之理，以定生养，皆系之于夫妇也。是故夫妇之道，生产秩序是也。

由是，以三纲提挈，这个天下秩序被区分为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产秩序（夫妇）三个方面。吾国长期以来的治理传统，那个一度被视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模式，正是此种三纲秩序。所谓的“超稳定”显然并非是指社会的僵化，须知传统社会依然是生机活波的，是日日新的。所谓的“超稳定”，毫无疑问是指三纲秩序的稳固性。这正是中华文明长期不被中断的秘诀所在。

可以看出，夫妇一纲是生产秩序，也就是今天讲的经济基础；君臣一纲是治理秩序，也就是今天讲的上层建筑；父子一纲是宗族秩序，是个体生命生于斯终于斯，是吾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生活世界。显然，唯物史观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治理传统高度契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缘所在。

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与天。所以，三纲是一个法天而治，以求实现王道理想的天下秩序构建。王道一贯三，三而一，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产秩序（夫妇）三位而一体。这个一体，就是实现一个中正仁义的礼制秩序，实现本于王道理想的优良治理。

在这个一体秩序中，以父子为纲统的宗族秩序处于奠基地位。《礼纪·大传》云：“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亲亲以仁，尊尊以义，别之以礼，个体的生命正是在这种宗族的整体仁义秩序中得到安顿。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人生从这里出发，但最终也必以这里为归宿。孟子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个体生命始终是在一个宗族秩序中“养生丧死”，故能“无憾”；而这个宗族秩序是一个最佳的基元“仁义框架”，故为“王道之始”。

当然，现代性解构了这个秩序，以至于今天“孝”无从安顿。我们看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就是生硬的私人领域和公开领域二个部分。私人领域以家庭为核心，也就是以夫妇关系为主轴的小家。而且，过去小家嵌入宗族大家的结构全面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等。这些公共领域，显然与小家庭是割裂的，极易被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力量操控。而且，小家庭也是受民法调节的，是二个原子化个人的契约，婚姻不再具有神圣意义。这就是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

盖美西社会的变迁，传统上家族与教会之间本来就是一个二元结构，所以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自然演变出私人领域和公开领域。这个结构容易出现裂痕，虽然能快速适应变革，但却也长期得不到弥合而无法构建优良治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因此始终只是空中楼阁。

传统上，吾人的生活世界是以亲亲与尊尊相结合的仁义秩序。这个秩序塑造了父亲的位格，父亲不仅仅是“父—亲”，更是“父—尊”，是一个仁义一体的伦常结点。一切人伦秩序，皆从这个结点出发，并以父子相从而转相生，从而展开一幅鸿大的孝悌伦常画卷。故《论语》引有子言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这就是说，小家必须嵌入到宗族的大家庭之中，型构出一个世代绵延的生活世界，才是吾人安身立命的最佳形式。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族世系之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通过宗族共同体的绵延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承传。在这种系世意识中，死去了的先人以承受祭祀的鬼神的方式，在其继承者那里继续存在，参与生者的生活，于是，“人神一体”，使得宗族本身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人伦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人神共同体，因而宗族本身由继而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故“盛德必百世祀”，“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因此，吾人根本不需要一种外在的神教信仰，神道设教内在于宗法秩序中。

宋代的儒家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程子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又曰：“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二程遗书）宗子是宗族正体的传承者，犹如天子是天下正体的传承者。生活世界的最佳秩序构建，显然一定是本于宗族或准宗族秩序的。我们今天普遍的民族意识或民族国家，就是此种宗族意识绵延不绝的反映。

这是元秩序，故因此尤为值得重视。盖对于一个优良的社会治理而言，基于夫妇的生产秩序，以及基于君臣的治理秩序，皆是以宗法秩序为基础生发出来的。比如，夫妇一纲显然内在于父子纲统中，父子相生终始皆需要夫妇一纲相扶。故独立出夫妇一纲以运“势”，从而支撑和强固父子伦常也。事实上，宗法的关键是在传宗庙、土地、人民之重。这里土地财产，就是“势”，是生产秩序。宗族共同体能够香火不绝，无疑依赖于这个生产秩序，依赖于夫妇纲统。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皆因传先祖之正体而重。而先祖之正体正是宗族与邦国的来源与象征。故因“重”而“尊”，而立君师治理之义。因此，所谓宗族的构建，正在于以父内在的“尊”这一位格，生发出君臣纲统。此治理秩序之发端也。

这就是说，从宗族秩序出发而生长、滚雪球，从而生成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产秩序（夫妇）三位而一体的礼制秩序。《礼记·大传》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这就是由宗法展开的中正仁义的礼制秩序蓝图。

因此，如果说以父子为纲统的宗族秩序是“固本培元”，那么，以夫妇为纲统的生产秩序则是“调补气血”，而以君臣为纲统的治理秩序则好比老中医把脉。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个关系，生活世界是根本，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旨归，固这个本培这个元，这是核心。经济基础就是提供物质能量，以“调补气血”来支撑这个“固本培元”，毕竟残弱的身驱不能说幸福，一副好身板才是幸福的面相。而上层建筑则是保驾护航，老中医总是能通过各种调理或治理，精确用药，以应对各种病害各种失序。

化用佛家三大之说，经济基础是相大，上层建筑是用大，生活世界是体大。经济基础要在有好的身板和面相，上层建筑要在精确用药周到调理，皆一之于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个根本。把握好这个辩证关系，才是构建完备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

当然，三纲只是个粗线条。《白虎通》云：“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四方上下为六合。三纲为纲，六纪为纬，周遍天下，如此则使治理体系更趋精密了。《白虎通》云：“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纲好比网上的大绳，纪好比网上的别丝。纲纪是一个社会的主体框架，是四梁八柱，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关键抓手。这就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备更为严密的治理体系。

陈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抽象理想，如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的Idea（指核心理念）。

四、重建礼乐文明，重塑现代治理

毋庸讳言，我们这个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长期以来是奠基在农业生态的基础上的。当工业生态从农业生态的边缘破茧而出，并最终成为这个星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主流生态，破旧立新便成为历史大势。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是也。

破旧立新是个极具阵痛的过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既不能从西学之用窥见中学之体，也不能明中学之体而达西学之用，体用之间始终是割裂的。其关键症结在于，张之洞所谓的“中体”其实奠基在农业生态基础上的，是“旧中体”。

而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大生态，它首先要淘汰的就是“旧中体”这个农业生态地基。代价高昂的大破大立，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是导致了洋务运动以来近百年的乱世。直至四九年共和国成立，才正式终结乱世而开启升平。尔后，从毛泽东思想的工业立国，到邓小平理论的改革开放，再到习新时代思思的决胜全面现代化，一浪接一浪，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们今天已经初步富了起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大工业生态，现代文明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经扎根开花。张之洞们所梦寐以求的“中体西用”，也就具备了现实基础。

只是，这个“中体”已经不再是那个奠基在农业生态基础上的“旧中体”了，而是奠定在现代的全新的大工业生态基础上的“新中体”。

所谓“新中体”，毫无疑问是指工业时代的礼乐文明，是一个现代化的礼乐社会。在这里，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二者不是二截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的统一。

1）重构生活世界，重新“固本培元”。

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旨在奠基工业大生态，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则旨在重建礼乐文明，重塑现代治理。这不仅是根治生活世界全面殖民化这个现代性顽疾的需要，也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这当然还是个进行时，许多具体的措施与细节还有个长期打磨的过程。但其“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契机，显然正在于从单纯的经济优先转档到全面发展。其要旨则在基于人民至上，通过重构生活世界，以达到重建礼乐文明的目的。

重构生活世界，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终为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精准的指挥棒，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显然是中国式现代化接下来的主题和重心所在。

大体说来，重构生活世界，主要在二个方面：一是重构小家嵌入大家的机制，这是生活世界的基础命题；二是在此基础上重塑生活世界的公开空间，进而重塑生活世界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重构小家嵌入大家的机制。过去的宗法秩序，因其内在包含生产系统而不得不打碎，以释放生产要素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但与此同时，把婴儿与脏水一起泼掉了。如今，社会化大生产业已有成且不可逆转，是时候恢复生活世界的人伦秩序了。基于传统人伦价值，重构一个非生产性的新宗法秩序，势所必行。

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自然村，都是从过去的宗族转化而来，许多地方祠堂仍在，传统的教化秩序仍然依稀可辨。这是赖以恢复宗法秩序的基础。恢复这个基础，不仅可以有效对治今天的乡村凋零，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更重要的是重建基元的仁义教化秩序，这是华夏礼乐文明的细胞结构。

我们知道，《朱子家礼》影响东亚社会上千年，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构家庭伦理生活的宪典。显而易见，本于《朱子家礼》来重构生活世界，方能有效遏制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趋势。比如尽快废止《民法典》的那种契约婚姻，恢复婚姻的传统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尽快改变乡村无主而凋零的困境，真真切切地落实法律赋予的基层自治权利，举措就在重塑宗法秩序，重塑吾人安身立命的乡土世界。

当然，宗族传正体之重，要在人民和土地。故要恢复宗族的财产权，才能把宗族秩序落到实处。我们今天的土地制度，正如前文指出的，就是过去囤田制和井田制的发展。全面所有制是囤田制的现代形式，是本于“天下为公”的国家事业；集体所有制则是井田制的现代发展，本质上就是宗族财产。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集体所有制的法律地位，从根本上改变集体“无主”的困境，以宗族主体及其财产权利，激活乡村振兴。

宗族秩序要在伦理教化。要鼓励乡村祠堂建设，重建祭祀体系，事死如事生。进一步，要围绕孟子说的“养生丧死无憾”，全面构建一个本于人伦的生活世界共同体。

在杂居乡村，以及城市社区，则以孔庙、文庙为依托，构建“准宗族”秩序。尤其是城市社区，要纠正业主委员会名不副实、物业公司实际僭越的的囧境，构建“准宗族”的治理体系，让城市社区成为小家庭可信赖的“大家”。

其次，在此基础上重塑公共空间。现代社会，“大家”不是被被商业世界侵蚀，就是被公共空间鸠占鹊巢。这是生活世界得以被殖民化的根由。因此，在重构小家嵌入大家机制的基础上，以“大家”为依托重塑公共空间，则是势所必然。

公共空间重塑的第一个层面，是教育和医疗。九年制业务教育，乡村或社区医院，这个是主体，是需要与宗族或社区这个“大家”相衔接的事业性单位，不能被商业化侵蚀。无论教师还是医生，都需要恢复传统的师德、医德，以德为先，恢复传统的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

为此，宗族或社区应当具有本区域学校、医院的发包权和监督权。政府的职责，是应该制定教育方针和医患规范，实行间接治理。由宗族或社区、政府、教育家或医家，三方联合成立行业协会，实施对学校或医院的日常监管，改变今天行政官僚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支持教育家或医师世家奉行长期主义，与宗族或社区这个“大家”长期共生共存的格局。

公共空间重塑的第二个层面，是丧葬和祭祀文化。围绕宗族或社区，要保证基本的丧葬和祭祀文化的服务供给。比如，灵堂、墓地、火葬场、庙宇、烈士牌坊、教化古迹等等，都需要与宗族或社区构成更紧密的衔接。同时，这个基本供给，亦是事业化的长期主义的，要严禁商业化的侵蚀。

当务之急，应该是鼓励乡村建祠堂，鼓励各地建孔庙、文庙，以作为宗族或社区基本的祭祀和教化场所。

公共空间重塑的第三个层面，是应该对包括“宗教团体、文化团体和学会、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和行业协会”等进行独立定位，以确立公共行业的道德规范和标准，尤其要纠偏寺庙上市等过渡商业化冲动，确立道德规范的公共权威，既要让其活力满满，又要引导其自我约束。

如此等等，一言之，就是本于《朱子家礼》的精神和人伦价值来重构生活世界。以此重塑一个本于“礼治”的人伦秩序，再造华夏礼乐文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盖华夏文明区别于这个我们这个星球上其他文明的根本特质，就在于这礼乐二字。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大力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之盛治，并进一步发展，以仁作为统领礼乐的灵魂，从而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性格。

2）不断夯实经济基础，持续“调补气血”。

我们今天再造重塑的礼乐文明，毫无疑问是个“新中体”，是奠基在工业大生态基础上的。因此，不断夯实这个经济基础，持续“调补气血”，始终是未来较长时期的艰巨任务。我们今天虽然初步富了起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均GDP依然还只是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准，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已经初步完成追赶型发展的任务，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势所必然。如何高质量发展？这又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问题，我们此前关于追赶型发展的政策工具箱，可能不再有效，我们过去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或许也已失效。

但请老中医把脉，我们持续“调补气血”，大体上还是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懈努力：

首先，要把市场作为一种“信念”。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现代经济是一个由企业、家庭、市场、政府、资本五位一体的复杂系统。在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制衡关系中，市场是经济的土壤，具有基础性地位。贫瘠的土壤长不出好的庄稼，持续的培植沃土，持续的市场创造，才是经济活力之源。

现代市场经济有三个基石：其一，是明晰的产权：其二，是企业家精神：其三，是法治。三者缺一不可，这是培植市场这片沃土的关键养分。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进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是碰碰磕磕中走向市场经济，是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中接纳市场经济，那么，在新时代我们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把“市场”作为一种信念，坚定地夯实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作用。

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的逻辑的过程……在过去200多年中，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替代了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

其次，要清晰经济基础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边界。既不能让经济力量侵蚀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也不能让生活世界的公平正义捆住经济发展的手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准确把握经济基础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构筑良性的可持续的动态边界。

——要明确所有制与产权之间的转换规范，在起点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市场经济重在效率，主旨是把蛋糕做大。故其更关注明晰的可交易的产权。而所谓的所有制问题，及其公平正义的理想，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其目标是保证基础公平和起点公平。

虽然，从理论上讲，私有制是衔接市场产权的最短路径，如美西发达国家那样。但这是以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为代价的。事实上，产权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但所有制则是一个外部性问题，是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如何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如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畅通所有制与市场产权之间的转换路径，构建起完备的市场产权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

——要明确共同富裕是生活世界的准则，与市场经济内在的资本定价原则并行不悖。市场经济解决分配问题的核心原则是效率，谁的效率高谁就分得多，那个企业竞争强利润就高，那个员工贡献大收入就越多。这其实就是资本定价原则，由市场价格机制解决分配问题。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价值规律，违背不得。

当然，市场经济重效率，往往不能保证结果公平，这就需要政府依靠法治原则来调节了。现代社会，各国政府基本上都会遵循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收支保障制度（如规定最低收入），来进行二次分配。这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再次分配。

但即便是法治高度完善的国家，再次分配制度也做得非常到位，依然不能保证共同富裕。我们从美西发达国家可以观察到，再次分配原则更多的是有利于持续培植市场这个沃土，有利于经济的内生活力，但并不能根治社会面的两极分化，并不能让全体人民有效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这里的核心症结，其实就在于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再次分配原则都是针对原子化的个人，而不是家庭，更不是针对小家嵌入大家的生活世界共同体。比如，个人所得税而不是家庭所得税，个人医保而不是家庭医保，个人养老金而不是家产养老，个人失业而不是家庭劳丁就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过去传统上的户籍与户政管理，于生活世界治理的极大优势，如今荡然无存。

因此，我们今天谈共同富裕，一定是本于生活世界的重构，恢复吾人传统上的户政管理能力，以保证经济成果能够有效地转化成生活世界的幸福指数。有一种说法，说共同富裕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原则的慈善和捐赠。这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无怪乎公众更多地联想到“劫富济贫”了。

本质上，这是生活世界的治理问题。就好比扶贫，通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或转移支付，两级分化问题也应该是通过此种政策工具箱来解决。如果说，强调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大，关键在于支撑不断壮大的中产家庭，共同富裕则是强调富裕家庭或大家共同体，对低收入家庭或大家共同体的支持和帮扶。而且，这一定是通过户政管理的政策工具箱来实现，与直接的经济运行无涉，与直接的财富分配机制无涉。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边界，从根子上破除“资本剥削”的幽灵。马克思天才的《资本论》影响深远，极大地型塑了我们对现代生产方式、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但马克思讲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这二者之间有明确的边界。这是直到今天，仍然常常被忽视和混淆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较之仅仅关注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学，显然有更大的视域。如果说，经济学只是关注经济这个子系统的内在机理，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生活世界与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财富增长的源泉。

这里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富仓库”。生活世界，无论小家、大家，都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财富仓库”。小家的“财富仓库”即家产，大家的“财富仓库”即集体财产。以小家为例，在现代社会，“财富仓库”的财产通常主要有三类：一是土地与房产，二是家庭储蓄，三是其它高附加值资产，如收藏品、知识产权、企业或公司机构等。当然，这个“财富仓库”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它是动态变迁的。好比一个进出水的池子，进水的一头叫家庭收入，出水的一头则是生活消耗。中间稳定的水层则是家底，这个家底的底厚薄决定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藏富于民，夯实这个家庭的家底，提升中产家庭的数量，是实现社会良治的关键。

家庭收入是实现财富增长与保值的基本途经。富然后教，这也是一个家庭最基本的事业。有二种方式，一是资本收入，一是工资收入。所谓资本收入，就是将“财富仓库”中的家产投放倒市场，变成能带来增值的资本，分享经济体系中的利息收入。而工资收入就是由家庭向市场提供劳动力，获取薪金收入。

套用马克思的讲法，一个是“死劳动”的收入，一个是“活劳动”的收入。显然，财富创造的本质是劳动。问题只是在于，“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究竟如何是合理的。

投射到经济领域，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到底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剥削问题到底存不存在？长期以来，这一系列著名的争论，根源其实在这里，在生活世界的这个“财富仓库”里。

我们今天有一个共识，就是中产家庭占主体，二头小中间大的财富结构是最合理的。换句话说，是最优均衡。支撑达到这个最优均衡的经济系统，从而也就是最优的良性竞争结构。在这个状态下，资本与劳动之间也是一个最佳均衡，不存在谁剥削谁，而是古人所谓的“天作之合”。

古人论纲纪制度，反复说阴阳和合之道。盖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系辞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万物各正性命，各尽职份，以顺承阴阳和合之道，臻进于保和太和之境也。这就是所谓的“纲纪”。纲纪正，则万目举。

但如果这个结构失衡，导致低收入家庭占主体，而财富集中在少数高收入家庭手中，这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贫富分化”。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是工资收入，高收入家庭主要是资本收入，从而也就是带出了“资本剥削劳动”这一著名命题。

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他说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并不是需要具体的人负责；同样的，这个“贫富分化”的失衡问题，是一个生活世界治理失衡的问题，同样并不需要经济领域来负责。邓公讲在经济领域谈姓资姓社就是左，其意义正在这里。

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是把生活世界坍塌为一个点，一个原子化的个人。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劳动者，总之以个人身份进入经济领域，形成商业世界的生产关系，遵循商业世界的价值规律。于是剩余价值就硬是活生生地被资本家剥削走了。因此，只有把这个坍塌的生活世界重新打开，准确把握经济基础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构筑良性的可持续的动态边界，才是治理现代性玩疾的良方。

再次，要持续优化制内市场生态。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离美西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就经济的内生力量和创新力而言，豪不夸张地说，我们起码还需要至少五十年的艰巨努力，才有可能逼近人家的水准。邓公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深意在此。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市场创造是个昂贵的公共品。作为市场的监护人，中国政府像一个勤劳的父母，积累起一整套的作有成效的治法（或治具），包括封建、井田与屯田、盐铁与工业化、基础设施、市场与法治、荒政、学校等等，中国的市场创造就是这么型塑出来的。

但现代我们已经开始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换句话说，这个市场已经成人，已经成年，这一套保姆式的“胖守夜人”的治法（或治具）还依然适用吗？作为市场监护人的政府，还能依然习惯着一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式父母的角色，事无巨细都兜着吗？显而易见，政府需要不断自我革新，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成年市场相处，学习如何“为无为”，为“制内市场”的自我提升和更化保驾护航。

——要稳二头放中间，让中间的竞争性市场放飞，全面激活经济的内生活力。所谓稳二头，就是稳住底层草根市场，和顶端的国家市场。草根市场，如街头小商小贩、家庭小作坊、大量个体工商户，等等，于民生意义极大。稳住草根市场，首先是要强调工匠精神，做百年老店，小而美；其次是要与乡村和社区这个“大家”相衔接，既便利本地生活，也解决本地就业，是本地乡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就是乡镇或街道基层，是负责呵护这片草坪的官方第一责任人，市长菜篮子工程是过去时了，基层政府的属地化和个性化管理才是长久之道。

顶端的国家市场，是以举国体制来实现重大发展战略，确保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企业，它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企业显然不一样。公共利益有时候表现为挣最多的钱，但也有时不表现最大获利，而可能表现为不裁人、产品不涨价等。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逻辑显然与一般商业企业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需要明确竞争的边界，国有企业不能普遍化存在。在确保公有制控制力和调控力的前提下，要稳定国有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凡能通过市场竞争解决的，国有企业应该尽量退出。

总之，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以中间的竞争性市场为主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产权保护、准入制度、竞争制度、土地要素、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商品服务、消费者权益、基础设施、服务业、协同监管、重点领域监管、诚信机制、社会监督、监管机构监督、市场安全和稳定等方面做出的具体要求，显然要旨聚集于中间的竞争性市场。以竞争性市场为龙头，拉动草根市场及国家市场融合发展，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唱主角，全面激发经济的创新创造活力。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张维迎教授指出，人类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其实就是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历史。从飞机、汽车、高铁，到电视机、电脑、手机、网络、刮胡刀、遥控器，等等，哪一件产品不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呢？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市场的逻辑中，分工和交换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形式。而没有企业家，这样大范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正如科学发展有赖于科学家，教育发展有赖于教育家，经济发展有赖于企业家。

——要大力推进竞争中性，从根本上摆脱所有制迷思，以发达的资本市场盘活全球资源要素。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生活世界的治理问题，市场经济更关注的是清晰的产权。这是企业家能够在市场中进行灵活的资源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也就是说，企业家天生就是竞争中性的，与所有制无涉。市场主体也应该是共享普遍国民待遇的，这是市场能够实现充分竞争的前提。须知，在竞争性市场下，各种打上所有制烙印的脸谱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寻租行为。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个脸谱应该尽快废除，应该统一为以出资人为特征的国民企业。

出资人很重要。毕竟，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权利，来自于对资本的掌控。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没有资本的支撑，企业家寸步难行。

资本所有者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我们知道，凡成为“家”的都是稀缺品，科学家、教育家，通常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这个天赋，企业家也是。所谓风险投资，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因此，企业家市场成熟与否，首先就取决于资本市场与投资的成熟度。我们必须搞清楚，政府既不能代替企业家，也不能代替资本所有者选择企业家。在这里，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如何培育发达的资本市场。

——要重朔劳动力市场，围绕生活世界与经济系统的良性边界，深化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机制。长期以来，劳动价值论与资本的迷思，本质上在于生活世界被全面殖民化了。因此，重建生活世界，正本清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很重要。在经济领域，劳动力市场重要的还是在契约精神的贯彻，重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伦理。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重要的还是要围绕生活世界的治理来设计制度机制。比如，我们今天围绕原子化个人的各种社保，应该考虑改为以家庭为主，个人的这种方式只能是一种补充。

——要再造法治政府，以高水准的法治能力和营商环境，让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共享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关键在各级政府。过去，政府直接上阵，充当准企业家的行为，应该杜绝了，不能再有了。尤其是县（市）级政府，在过去，正如张五常教授指出的，直接挽胳膊上阵，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今天，最大的困难也在于政府的行为惯性和自己唱主角的冲动。须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政府搭台，企业家唱戏。因此，更直接地说，县（市）级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应该再搞国有企业，不能再有亲儿子。现有的地方国有企业，也应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全部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与民营企业性质相同的国民企业。总之，政府必须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重点聚焦于法治建设，把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优化作为中心任务。

3）持续德化上层建筑，全面提升治理能力。

《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即今天讲的民意，其易入于妄（看看今天的民粹），故危。而道心则是指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极难于纯，故微。道心是体，人心是用，精以晰而其几一，常守至中，德乃无瑕。故孔子一言归结之，曰“为政以德”。德化上层政治，是华夏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义。

现代化的中国，其上层建筑有二个来源：一是现代性所要求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是传统中国所长期积累下来的治理资源和治理传统。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开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

其一，党统立宪，与人民民主。

吾国传统政治长期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是一个皇室—国家的治理统绪。今天则是以党取代了皇室，形成了一个政党—国家的治理统绪。这是立皇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整体治理统绪却依旧在清晰的传承。这种处在传统中国延长线上的党国治理，我们称为党统立宪。

党统立宪的这个政党，显然必须是能够承担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先进政治团体。这与美西发达国家的那种竞选型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政党是在一个业已完善的国家政治平台上，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这种竞选机制确乎也很不错。但构建这类平台无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很明显地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治理传统的影响。我们看俄罗斯的情况就清楚了，从当初叶利钦全盘西化学美国，到今天俨然集权于一身的普京大帝，在名与实之间，就凸显出了这个制度运作的摩擦和成本。

现代中国的政制发展，无可避免地遵循了从皇统到党统跃迁的内在脉络，从而开启了全民党的政治统绪。这就把多党的政治博弈与选举，转化为党内的政治博弈与选举，从而更有利于超大规模治理的政统禅续。须知全民党的政制，显然不是政治人物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从晚清以来的不断动荡和不断探索中趟出来的，无疑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磨合成本的制度选择。

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此种全民政党如何构建可欲的民主？毕竟，民主是现代性的内生要求，是现代化时潮中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构建。答案是人民民主。全民党是本于人民民主来展开制度构建的。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一是协商民主。

党内民主是一个政统禅续的问题。全民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核心要旨是培养和选拔具有极高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实践智慧的政治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全民党就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基于尚贤的选举体制，是一个“选贤任能”的大平台、大熔炉。现有8000多万党员，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并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考验，形成层层历练和筛选的贤才培养和晋升通道。从党代表到中央委员，再到政治局，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遴选机制，最终产生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全民党的梯级举贤制，是新时代的“皇位继承法”。

协商民主则是一个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和政协显然都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其中，人大是块块代表制，按地域配置民意代表；而政协则是条条代表制，按传统利益集团配置民意代表。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条条块块格局的民主协商制度。当然，此种协商机制，需要能够有效地衔接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才能真真切切地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

应该说，党统立宪，其立宪的一面是由人民民主保证和构建的。那么，党统取代皇统，则是保证了其与传统中国超大规模治理体系的有效衔接。我们从杜佑的《通典》，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十通》中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领先的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如钱穆先生讲的“汉家自有制度”是也。这些制度及其蕴涵的治理经验，仍然是今天我们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照。

总之，全民党的政治统绪，是现代性条件下适应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奠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底座。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沿着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发展，构建党国政制的理由。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大国治理谱系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今天的政党—国家的治理统绪，才能因应时代反本开新，发展出更具活力的政治文明。

其二，上下行路线，以及孔庙教化。

今人言治理，古人则言政教。盖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丘濬语）。王夫之云：“盖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礼记章句》王制篇）

政、教皆总系之辞，其要在《周礼》六典：一曰治典，掌经世之大法，要在纲纪四方，张理上下，整理人道也；二曰教典，即教化以安民，不唯是今天的教育，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当然，现代社会，教化越来越沉入民间，如宗教、礼俗之类。三曰礼典，礼主和，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今天，礼显然也更多地下沉民间了。四曰政典，即军政大事，以平天下，不唯今天讲的军事武装力量，也包括政法委之类，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五曰刑典，任刑罚之事以诘禁天下，即今之司法与监察也；六曰事典，这个事乃富民之事，即今天讲的经济。

以今比之，富民之事典，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无疑份量是比较重的，这是今天行政系列的重心所在。此外，教典、礼典中未能下沉民间的部分，以及政典中军事力量以外的部分，这些今天都从属于行政系列，统归国务院管辖。基于刑典发展而来的公检法和监察体系，当然也包括中纪委，这是司法系列。治典之职权目前则主要是以党章、宪法、最高决策权和立法权多位一体来运作的。

这种围绕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倾向与构建，因应现代社会的治理，确乎有其长处。但其失，则是令教典与礼典无所安顿。教典以安民为主，养民以教，盖养立而后教兴也。后世视养、教为二事，富而不仁，贫而无乐，身心无法安顿。教是学，礼是行。礼运曰：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乡、冠、昏、朝、聘。故礼典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也。后世礼乐不兴，人无以检束其心，纵情蔑理，遂多邪慝。故教典与礼典退出国家治理谱系，导致教化退化为单纯的教育，其失大矣。如今虽辅之以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核心价值观，然亦甚是单薄，杯水车薪。

此种格局，显然是受西人“政教分离”时潮的影响。古代帝国的政教关系，大体说来有三种：一是政教合一模式，如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帝国首脑同时也是宗教领袖，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不分；二是政教并立模式，如中世纪的欧洲，教权与王权此消彼长，相爱相杀；三是政教协同模式，主要是中华帝国，其朝廷制度是以政教一体来实现优良治理，但在人事角色上是君师分离，君主政，师主教。

工业革命兴起，对国家构建能力有更强烈的依赖和要求。于是，政治的重心也就从过去传统的人伦世界，转向科技与经济领域。政治从此更多的是关涉权力与财富，人伦教化之责由是让位给下落到民间的宗教来担当。这就是政、教分离的缘起与意蕴。

也就是说，政教分离的本质，是在治理体系上采用上、下行路线。上行路线侧重世俗治理，重心在科技与经济；下行路线侧重人伦教化，重心在民间的生活世界。

这个格局对西人是很自然的，因为其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建制化的宗教组织，刚好可以接盘下落到民间的人伦教化。但吾国则不同了，吾人的教典和礼典，长期是融合在六典之中，是一个整体咬合的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而我们今天围绕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上层构建，虽然顺应现代政治的要求，从国家治理谱系中排除了教典与礼典，但却没有相应实力的成建制的民间教化机构来接盘，从而导致了人伦松弛、教化凋零的困局。

蒋庆先生洞察到了这一点，故提出了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所谓上行路线，是指董仲舒“复古更化”的传统路线。换而言之，也即是在政治上恢复道统。同时，根据时为大的原则，因应时代采取一种变通的“下行路线”，即走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

吾人传统教化的道场，主要是祠堂和孔庙。祠堂是小家嵌入大家的重要设置，是宗族秩序的精神纽带。我们前面已经指出，重建生活世界，重建祠堂和宗族这个大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构建。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在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中，只有重建孔庙教化，才能全面接盘已从国家治理谱系中失落的教典与礼典。这对于整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谱系，重建工业时代的礼乐文明，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需要厘定教典、礼典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二分。比如，教典，其基本原则是养民以教，是以“掌土地之宜，居民制产”为基础来立教的。但今天，经济治理交由国家，教化之事则可依赖孔庙。礼典也是如此。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祭天、祭山川社稷、祭先烈与先贤等。而比如婚礼、祭祖皆民间之事，于国家无涉。除了相关国家领导人，丧葬之事显然也是民间之事，而与国家无涉。这些都落于孔庙来接盘。

孔庙作为公共的教化场所，按照蒋庆先生的设想，其功能有五：1）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即报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之恩、报国家建立稳定和谐秩序之恩、报祖宗赐予国族生命与个体生命之恩、报历代圣贤教化文明之恩；2）定期讲经讲道（讲《四书》《五经》、讲尧舜孔孟之道）；3）解答信众关于孔教信仰的疑惑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4）信众举行公共祈祷、相互交流信仰心得与相互印证信教体会（团契）；5）举行各种孔教礼仪活动，如举行出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归宗礼并聚听“雅乐”及合唱《雅》《颂》圣诗等 。
 

由此逐步发展出整全的民间教化形态。如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与社区自治（礼俗乡约）、慈善事业、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等等。还包括比如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制定并主持各种民间祭祀礼仪等 等，以及开展“全民读经”运动，尤其是致力于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形成民间的士人共同体等等。如此，上下行路线相得益彰，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其三，乡绅自治，与央地重塑。

大国治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政制中谈地方，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治理概念。换句说，所谓的“地方”不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而是独立的自治体系。

吾国传统的“地方”政制，主要有二种方式，分封制与郡县制。三代以分封制为主。自秦汉以来，则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分封制有利于强化地方自治权力，但其风险则是地方坐大而削弱中央权威。清代对西藏、新疆和蒙古的治理，我们今天的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显然都是一种变革了的分封制。

而在郡县或行省制下，地方自治机构在县（市）而不在省。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至于省，本来就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与各部平级。如果说部是中央的条条，省则是中央的块块。中央就是基于这个条条块块，来实现对郡县的治理。如此，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我们今天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就应该是中央与县（市）一级的分税。

县（市）作为自治性质的地方治理机构，显然更有利于地方的细化治理，更有利于民生关怀。但对于今天而言，这是理念上的而不是现实上的。我们的党统立宪与人民民主，对于构建大国治理中央一级的现代政制甚是有效，但对于地方自治和乡村治理，显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有二个经验值得借鉴，一是传统上的乡绅自治，一是现代西方的竞选体制。历史的经验，在一个小家嵌入大家的宗族或准宗族秩序中，乡绅自治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今天正面临重构生活世界的重任，乡绅或乡贤依然是宗族或社区治理中的中坚力量。各种传统的乡规乡约，皆有赖于这个群体的领头和践行。

在此基础上，县（市）级这个地方政权的自治，如何有效构建？有了基层的乡绅自治和上层的人民民主，县（市）级这个承上启下的中间层自治机构，核心是透明与务实。对下要务实，要把乡绅自治基础上的公共民生事业和社会秩序治理好；对上要透明，要能及时反馈社情民意，在中央治理与乡绅自治之间做好桥梁。

显然，此处完全可以学习西方的竞选体制，搞县长直选或竞选。我们看西方的竞选体制，虽然在超大规模治理上弊端重生，但对于地盘不大、人口不多的地区级治理中，还是有其卓越之处。尤其是今天，我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现县（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成为严重瓶颈。趁此机会，大力推进地方政府的竞争性构建，能够极大地抑制官僚主义，激发地方自治潜能。这对于夯实现代治理体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小结：新唯物史观的一二三四五

一、人民至上。

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这便是全民党的“祖宗之法”。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疑就是尚书讲的“民之所欲”。《尚书》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又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无疑趋向了道心。道心即天心。我们这个党所奉为圭臬的这个“人民”，便一步一步，在一个现代化的西化时潮中逐步靠向了儒家天命。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物质文明是从器物层面讲的，在今天就是工业生产力。它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刚健特质，是刚是乾。精神文明是从文化层面讲的，华夏文明的根本特质在礼乐。它顺承天道，厚德载物，是柔是坤。

我们的现代化，乾提供了物质力量，坤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易系辞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有乾必有坤，乾坤是一种阴阳和合，共同铸就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共同铸就现代文明。

三、三足鼎立。

好比《大学》讲个体修身，在明明德（本也），在亲民（末也），在止于至善（以终为始也）；整全的社会治理，则在夯实经济基础（本也），在德化上层建筑（末也），在止于生活世界（以终为始也）。

如果说，政治秩序依靠的是《宪法》，商业秩序依靠《民法典》，那么，生活世界的宪典就是《朱子家礼》。本于此种三纲秩序，是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的独特治理体系和治理经验。

四、四个全面。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旨在夯实“新中体”，全面建设工业时代的礼乐文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礼乐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里融为一个整体。

全面从严治党，旨在夯实党统立宪，通过铸就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培养士大夫精神和责任之重，锤炼卓越的政治家团队，全面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旨在强化法治政府，为现代经济体系保驾护航，为重建生活世界再造礼乐传统而奠基。最终从法治到礼治，全面提升现代治理水平。

全面深化改革，旨在本于“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立足于“新中体”这个根基，以和为终局愿景来成长和演化。中庸谓之“致中和”。其要在通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来精心照料精心耕耘，造就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现代礼乐文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五、五位一体。

如果说，三足鼎立的三纲秩序，是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静态结构，五位一体则是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动态演化。这是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体的发展与变迁的关键。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火、礼）是根本，政治建设（金、义）是保证，文化建设（土、信）是灵魂，社会建设（木、仁）是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水、智）是条件。这是一个五行相生的生态演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的结晶。

古者在天曰五行，在人曰五事（五常），在民则五势。这个五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五位一体：一曰方域，生态是也；二曰食货，经济是也；三曰群伦，社会是也；四曰君师，政治是也；五曰风俗，文化是也。

五势相生相制，而成王化也。方域之势，要在制民之产，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也；食货之势，要在富民，方能“养生丧死无憾“也；群伦之势，要在孝弟仁义，盖王者欲致太平，成仁道，当由孝弟始；君师之势，要在王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是也；风俗之势，要在和美，“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也。

势者，治乱之势也。五势均衡则治，失衡则乱。荀子曰：“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性恶》）治则善，乱则恶，民性之化成盖系于治乱也。

故王者必重教化，如时雨化生。董仲舒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对胶西王》）圣心通贯于五势，以仁道化民成俗也。仁道者，礼乐教化也。礼乐教化是谓“顺”，故《孝经》谓“至德要道”以顺天下，纯王经纶天下之规模与事业在是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