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的大争论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南方周末》2022年5月30日

孟子生活的时代，有一位神农学派的许行，反对社会分工，率领几十个弟子跑到滕国，穿破麻布衣服，自己打草鞋、织席子、种田，一副自给自足、拒绝社会分工的画面。这时楚国有陈相、陈辛两兄弟，本来都是儒家陈良的弟子，跟着他学了几十年儒，结果老师死后就叛变了，拿着农具从宋国跑到滕国去，见到许行搞自耕自足，无比欣赏这套，于是放弃儒学拜许行跟着他学（《孟子·滕文公上》）。

许行拒绝社会分工，从打草鞋到种田都要尽量亲力亲为，这一学派，钱穆认为是南方楚国的墨家，是禽滑釐的弟子（《先秦诸子系年》）；梁启超认为许行是墨家和道家之间的学派，类似“现代俄国劳动政府”（《先秦政治思想史》）；徐中舒认为许行代表了“南方农村公社的观念”（《先秦史十讲》），许行这派确实与俄国民粹派有些相似，喜欢赞美村社、劳动、自给自足，对城市和商业交换，以及必要的行政组织之类也充满抵触。陈良、陈辛跟着陈良学儒，都是陈氏，很可能是有点血缘关系的同族，属于降到了民间的没落贵族，但又有点血缘性的“南方农村公社”生活经验，所以看了许行这套后觉得是理想主义升级版，立刻就皈依了。

陈相作为刚加入许行门派的“皈依者狂热”，就去找孟子辩论。孟子说，许行一切都要亲力亲为，那他戴的帽子是自己纺织出来的？陈相说，许老师的帽子是拿自己种的粮食换来的。孟子问，那为啥不自己纺织帽子？陈相说，这不是精力不够，自己纺织就妨碍耕田了嘛。类似的，许老师用的铁农具、做饭用的陶器瓶瓶罐罐，也都是用自己种的粮食换来的。孟子说，看来许老师也不是啥都能亲力亲为，还是得参与社会分工啊，那么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就会出现“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换我们现在话说就是要出现专门的管理职业。

这种专业的管理职业，按照孟子的说法，起源于文明诞生前夜的治水时代。当时黄河流域发生猛烈洪水，大禹率领各部落进行“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的巨大复杂公共工程，此后中原没洪水了，才能耕田种粮食。这时大禹忙得三过家门而不入，就算想自己耕田，那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这个时代不产生最原始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管理职业，是根本不可能治理洪水的。大禹之后，出现了后稷这样的农官，契这样的司徒民政官，必要的管理科层组织建立了起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不是什么盘剥民众。

这一论述，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的一个比喻。当时罗马平民觉得罗马的“劳心者”在占自己便宜，集体出走了。后来元老院找墨涅尼乌斯·阿格里帕去解释，他就说国家相当于一个完整的人体，有胃有嘴巴有四肢，各部分看到只是胃在接受供养，觉得不公平，于是嘴不接收送来的东西，牙齿拒绝咀嚼，以为这样可以制服胃，最后发现整个身体都陷入了极度的消瘦。这时候身体各部分才发现，胃不仅仅是接受抚养，它还吸收营养，然后均衡地输送到各个部位。听了这个，罗马平民们便改变了以前的看法。

因此，孟子说的“大人之事”“劳心者”或者古罗马人比喻的“胃”，其实都是在表达，社会需要分工，除了一线的生产劳动之外，也需要一些人脱离直接生产，用他们的管理能力、德性、专业知识去凝聚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这门职业就是“大人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智慧是相通的，而不是什么“中西文化差异”。

除了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分工出来以外，孟子认为商业市场的交易，也是需要分工合作的。杨宽在《战国史》中提到，神农家和法家一样，有抑制商业的主张。许行这位神农家教育下的陈相就认为，理想状态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相等，轻重相等的丝绸和麻布也都价格等同，这样就算五尺高的小朋友到了市场，也不会受到欺骗，这就会实现社会正义。孟子针对这种人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谬论，提出这是乱天下的观点，如果大鞋和小鞋子都同一个价格，谁还去生产大鞋子？如果丝绸原料和麻线原料轻重价格一样，谁还来生产丝绸。所以许行这种想法是“乱天下也”。道理很简单，如果要像许行那样，一切自给自足，尽可能排斥市场交易，而一定要交易，就得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这一定会导致最后人们都买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价格管制的结果是一切物资都短缺。可以说，儒者孟子在这里是为市场的自主运作辩护的，谁也不要僭妄到去制定价格，以为自己比市场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