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子春秋學提要 甲、朱子春秋學

作者：吴笑非

来源：“尊周書院”微信公众号

明朝朱子春秋學提要

【今日有先生談及朱子春秋學，或許是近代術語的緣故？把朱子的“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解讀為經、史的差異。果如此說，則孔子稱“不若見諸實事”，又曰“知某罪某”，講謂聖人亦惑於經史之別乎？然則非聖人惑之也，西人惑之耳。蓋中國論史，以為義自分明，故所謂其事則史，所謂資治通鑒者，亦不過說事之餘，略示興衰去取而已，豈若洋人之鴻篇巨論也？然則洋人既謂史論必比肩哲學，縱橫上下，而今人以其經學，則不得不以史料之不足道，而以為實事之無關議論也。然豈古人之道乎？諸君猶不知，則賀景瞻（仲軾）《春秋歸義》為朱子春秋學之殿軍，可以一觀。史論春秋者，則張天如《春秋三書》為其巨擘焉。】

甲、朱子春秋學

朱子論《春秋》無多，要在天理以推求，《春秋》皆實事，大義自分明。若求一字一辭之例，則破碎穿鑿，又豈知聖人肚裏事？

一、朱子春秋有從古學來者

1、如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又曰“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案：此漢公羊家“見諸實事”之說。

2、朱子曰：“《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説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説話？”案：此《公羊》三世說。

3、駁《胡傳》夏時冠周月。“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直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周正之説，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葢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

4、異内外。公子益師卒，朱子曰：“内大夫卒，而畧外大夫，是别内外之辭。”

5、災異、感應。“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隂，隂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髙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故《春秋》日食必書。”又：“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6、討賊。“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案：稱天理，引論語，與漢學不同，然討賊一也。

7、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葢臣子隠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案：此出《公》《穀》。

8、朱子曰：“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案：此從《左氏》說。

9、復仇。朱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没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徳，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夫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

10、謹妾母。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汪氏曰：“朱子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為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婢某氏為后，葢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本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11、大夫盟。朱子曰：五霸既衰，湨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固自是差異不好。

二、有從道學來者

1、罪私盟。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案：《公》《穀》有惡盟之義，蓋譏其亂是用長而已，未必以爲諸侯不得私相盟也。《左氏》、《周禮》不譏會盟。故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案：亦可謂善斷三傳者也。朱子罪私盟，蓋以《周禮》有司盟主之，故謂不告司盟者爲私盟也。予未見朱子自證，皇朝唐荊川有之，諸君可參。竊謂司約、司盟雖有掌凡邦國之文，不過二下士，七在官者而已，以二司十八人，貳於市朝則可，詛於諸侯則不可。然周禮之意，諸侯小事聽其會盟，大事訟於訝士可也。

2、諸侯自貶。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葢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有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强陵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又曰：“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案：《左氏》杜注、《穀梁》范注，皆以時王所黜。

3、郊、禘、大雩。“《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郊，祭天。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内山川，只縁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案：此從程子說：“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案：漢學以天子諸侯皆有禘、祫，自禰至於始祖皆饗之。又天子祭天有郊，有禘，有饗。宋儒因王子雍，唯南郊祭天、明堂饗帝而已。故以禘爲宗廟專稱，又禮記言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程子有此說。漢時鄭注有“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而《公》《穀》注但曰旱祭。或程子受之《公》《穀》，故以魯不得大雩，而其大雩者則僭天子矣。朱子從之。

4、焚咸丘。朱子曰：“盡物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為也。”案：出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莾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案：此用《左氏》說，以爲魯地。《公》《穀》以爲火攻，不同。

5、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榖《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葢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6、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諸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見讎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讎在面前不曽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没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个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絶了。

7、稱桓文。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案：朱子雖深於孟子，未嘗以爲無道桓文之事，較郝仲輿罪桓文之説允矣。

8、責成季。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寛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没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個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髙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9、無義戰。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案：此自孟子來。又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别。”

10、責里克。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隂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髙祖簒周，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説。獻公在日，與他説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11、責荀息。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

12、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案：滅同姓名，三傳所同，朱子但不信凡例耳。

13、晉文譎。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又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隂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案：此用筆削、凡例處，見朱子亦自不免也，然救例尚從古說耳。

14、喪中吉服。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祀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新君，葢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

15、晉侯伐秦。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案：不信一字之例耳。

16、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己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案：此體貼經文輕重甚是，從婦人無關是非。

17、朱子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説。

18、論季文子。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

19、邲之戰。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狥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

20、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21、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税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

22、汪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葢取法於《春秋》呉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黙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

23、欒書。朱子曰：“文定之意，葢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

24、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甚强，主盟中國。”“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

25、不伐喪。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榖，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26、朱子曰：《春秋》權臣得衆者，皆是厚施於民。朱子曰：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并祿去公室二章，疑皆定公時語。

27、治戎狄。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28、墮三都。朱子語録：三家孟氏最弱，季氏最强。强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及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别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薦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歛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榖説，則圍成非孔子意，必不知之也夫？

29、蒯聵。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屣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又曰：“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背。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髪私意於其間耳。”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説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説。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案：惜朱子之義，必待筆法之辨而明。

30、吳孟子。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當時吳盛强，中國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31、獲麟。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32、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説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强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論文定過處

《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説，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説道聖人當時之意，説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

二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某平生不敢説《春秋》，若説時，只是將胡文定説扶持説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

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説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説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四、義自分明，筆法、凡例則穿鑿。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春秋》大㫖，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王室，内諸夏，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説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縁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説，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説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春秋初時，天王尚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惡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説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説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葢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葢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㫖，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問於《春秋》未有説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已意，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説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逺矣。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諸貶自是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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