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

作者：郭晓东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公羊家之“异外内”，包括夷夏内外、鲁与诸夏两个面向，既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有“内其国而外诸夏”，所要凸显的是“素王”孔子之治世，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先正京师，后正鲁国，然后诸夏中国，然后夷狄，王化礼教逐级放射，以至于天下和洽。但于“三世”，其辞法、书法皆有所异，须予以分别阐述。董、何皆尊此法。郭晓东教授敢于率先标榜并坚守经学路线，助推春秋学的当代精进。作者基于清人苏舆的发明而在董、何之间仔细辨析，找出异同。通过“别外”以“尊内”而“王鲁”，由夷夏之辨而进退褒贬，董、何相一致。对“善稻之会”中“不殊卫”的解释，董仲舒却以吴为鲁之同姓，而非何休的分疏夷夏内外。至于“黄池之会”，何休以为诸夏背天子事夷狄，有大耻故用讳辞、微辞，吴以中国之礼大会天下而被进称子，但董子则称不以为外以近内，毋宁“变而反道乃爵不殊”。实际上这只是董、何解释视角是站在诸夏、还是吴国的不同，并不构成观点对冲和义理矛盾，更无从说“董子之说或别有师说传承”或“可能是董仲舒传《谷梁》家言”。董子是公羊大家，长于义理发挥，解决的是现实时政的天下大课题，不能用何休章句之儒的学术“系统性”标准予以比拟和束缚。因为文献阙如而“通过何休理解董仲舒”，但起码还须剔除东汉所盛行的忠孝一体、君天等齐的奴性和谶纬穿凿的气息。“张三世”内容丰富，饱含小国、夷狄之君的爵位、卒葬、月日、大夫有无等书法内容，不可单把“异外内”看作是它的“一体之两面”。《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之《奉本》《观德》篇皆由于首奎先生所执笔，而非主编钟肇鹏。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衡水学院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余治平博士

摘  要：“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虽然均以“外内”之辞言之，但其指向又颇有异趣。

关键词：董仲舒；何休；《公羊传》；《春秋》；异外内

作者简介：郭晓东（1970－），男，福建霞浦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家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宋氏注曰：“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何休在《文谥例》称，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1]5。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俗称为“异外内”。宋氏、何氏之说，足见“异外内”在两汉公羊家心目中的重要性。

苏與在《春秋繁露义证》中引钱塘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其又曰：“何氏三科九旨，所谓‘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三代改制》篇；‘异外内’，见《王道》篇。”[2]22则学者颇以为何休三科九旨之说渊源于董仲舒。然而，何氏《公羊解诂》于董子未赞一词，则董、何之间，是否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与相应的学术传承，亦颇启人之疑。

然而，就董子而言，实甚重视“内外”之论，如其言“以内参外”（《春秋繁露·立元神》，以下只标注篇名），又言“正内而外应”（《三代改制质文》），又言“辨乎内外之分”（《仁义法》），又如其言“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奉本》）等，屡见于《春秋繁露》一书。但这些话头大多不是在公羊学的语境下说。那么，何休的“异外内”之说，是否如钱塘、苏與等人所说的那样，在董仲舒那里已发其先声，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鉴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子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之说，我们不妨以何氏之说为参照系，以此来考察董仲舒的相关学说。

 一、何休的“异外内”说

“异外内”之说，本之于《公羊传》。《春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何休注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1]758

按《公羊》传文及何氏《解诂》，其大意可从三个层次来讲：

首先，传文本身是为外夷狄而发，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吴为夷狄，《春秋》不许吴与诸夏等列，故殊会吴。又如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1]657殊夷狄，意谓夷狄不得与中国抗礼。《春秋》严夷狄之防，《公羊传》屡言“不与夷狄之执中国”（隐七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庄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昭二十三年、哀十三年）等。隐公七年，《公羊传》“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何休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执天子大夫而以中国正之者，执中国尚不可，况执天子之大夫乎？”[1]97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夷狄与诸夏亦可以进黜，夷狄行中国之礼则进夷狄为中国，如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为夷狄，本不当书“吴子”，然以其能忧中国，故进而称“子”，如何休注曰：“言子，起忧中国。”[1]1070徐彦疏曰：“然则夷狄之人，能忧中国也，皆进之。”[1]1170反之，中国为夷狄之行则退中国为夷狄，故《公羊传》昭二十三年有“中国亦新夷狄也”之说，何休注云：“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1]998

其次，“内其国而外诸夏”。《春秋》依托鲁史而作，以鲁为内，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何休那里，并不是简单地以我与他者的区别来分内外，而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在何休看来，孔子作《春秋》，是以《春秋》当新王，故其以“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为一科三旨。然而，《春秋》只是一部书，欲行王者之权，须有所依托，故何休又有“《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1]7的说法，此即“王鲁”之意。鲁与诸夏各国俱为诸侯，然而《春秋》既托鲁为王，则通过内外之辞以表现之。如隐公三年，“宋公和卒。”何休注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1]64徐彦疏曰：“鲁得尊名，不与外诸侯同文，即是尊鲁为王之义。”[1]64按礼，诸侯去世曰薨，大夫去世曰卒，而宋公作为诸侯，《春秋》本当书“宋公和薨”，然而不书“薨”而书“卒”者，是通过贬外以褒内，从而体现《春秋》“王鲁”之意。再比如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传》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解诂》云：“传言来者，解内外也。《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1]108也就是说，鲁被假托为王者，而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所以凡外诸侯来鲁国称“朝”，鲁国朝外诸侯称“如”，以示“王鲁”之意。是以“异外内”之说，当视鲁为内而诸夏为外时，何氏多以此发明“王鲁”之说。钟离之会何氏《解诂》以“京师”视鲁国，亦是“王鲁”之意。

再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进而阐明王者之治世，由内而及外，由近而及远，即先治鲁国，再治诸夏；诸夏既治，乃治夷狄。这是一个由近及远的“以渐治之”的过程。然而，“由近及远”尚是在空间上说，在何休看来，就时间而言，则是一个“由远而近”的“以渐治之”的过程，隐公元年何氏注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1]38

隐公元年传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因之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即所传闻世、所闻世与所见世。在何休看来，孔子作《春秋》立新王之道，以二百四十二年为王者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世代不同，治法便有所区别，从而书法亦有所不同。王者之治始于所传闻世，亦即衰乱世，王者欲治此衰乱之世，当区分内外，内为己，外为人，欲正人当先正己，当详于治内而略于治外，故先治鲁国后治诸夏，即以鲁国为内而以诸夏为外；到了所闻世即升平世，鲁国之王化已经遍及诸夏，则内外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从而详于诸夏而略于夷狄；至于所见世，文著太平，王化遍及诸夏、夷狄，则内外不复存在差别，从而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样，就世代而言，由衰乱世而升平世，由升平世而太平世，是为张三世之说；就空间而言，则是先正鲁国而正诸夏，诸夏既正乃正夷狄，此为异外内之说，二者恰好形成对应关系。

二、董仲舒之“异外内”说

苏與称董仲舒之“异外内”说，见于《王道》篇，意谓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已有所发明。不过，以何休“异外内”说的三层含义为参照系，则董子之“异外内”说，并不仅仅见于《王道》篇，在《春秋繁露》的其他诸篇，也有诸多体现。

《竹林》篇云：“《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据此，《春秋》之内外，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说，一是以鲁为内，以诸夏为外；一是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但这一表述仅仅是为了说明《春秋》之“偏战”，相对于“诈战”为义战，相对于不战为不义，就像诸夏相对于鲁国为外，相对于夷狄为内，故并没有太多的内涵。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道》篇的表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凌曙、苏舆、钟肇鹏等人的注均引《公羊》成公十五年传及何休注[2]112,[3]136-137,[4]266。显然，在他们看来，就《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何无异义也。徐勤则说：“此董子发明《春秋》所以立内外例之故。盖至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势之所不能骤变者也。”[5]415就此而言，苏舆称何休之“异外内”说，见于董子之《王道》篇，亦是言之有据。然而，徐勤“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云云，按何休之说，指的是太平世；“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云云，按何休之说，指的是三世的不同书法。则徐氏显然以何休的“异外内”说视董仲舒，即我们前文所说的，即将“异外内”与“张三世”视为一体之两面。那么，徐氏这种解法，是否合理呢？《俞序》云： “《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盟会要》曰：“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按：“详己而略人”，朱永嘉、王知常两先生曰：“己，指鲁国；人，指诸夏。”[6]故“详己而略人”，也就是何休详内略外的书法，即所传闻世，“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之类，《仁义法》云：“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亦此之意，此徐勤所谓“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因其国而容天下”，即何休以鲁国为京师，所谓有“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此徐勤所谓“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

又《奉本》篇：“大国齐宋，离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黄铭认为，这一段讲的是所见世的书法[7]，是也。在何休看来，所传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齐宋相对于鲁国为外，故大国如齐宋，亦离不言会。到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书外离会，则“大国齐宋，离言会”。至于所见世，如苏舆所说：“所见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外离会。”[2]280-281则所见世齐宋亦书离会。所以“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者，在所传闻世，录大略小，大国之君卒日葬月，小国之君不书卒葬；在所闻世，较所传闻世略详，小国之君卒月葬时；在所见世，远近大小若一，大国小国一视同仁，皆为卒日葬月，故董子曰“录而辞繁”。又所传闻世，不治夷狄，所闻世始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则夷狄进至于爵，故董子称“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至于“当此之时，鲁无鄙疆”，此时即所见世，鲁所以“无鄙疆”者，凌曙云：“无鄙疆，言王化所及者远。”[3]349苏舆曰：“所传闻之世，来接内者书其小恶，其不来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则内外渐进而从同矣，故云“无鄙疆”，此所谓王义也。”[2]275由此可见，《奉本》一节，董子以“三世”说“外内”，与何休之说可谓若合符节。

何休的“外内”说，颇阐发“王鲁”之义，董仲舒亦然。《王道》篇云：“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按：这句话单独看颇不易理解。朝聘本诸侯之间常礼，何以谓“诸侯来朝者得褒”？何以谓“王道之义”？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公羊传》语境下，同时参之以何休的《解诂》，则其含义自然就能呈现出来。我们先看董仲舒称外诸侯能来朝鲁可以获得褒奖的四个例子：其一，“邾娄仪父称字”，指《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认为，仪父是邾娄国君之字，而所以不书名而书字，是褒扬他。之所以要书字以褒扬邾娄之君，何休称：“《春秋》王鲁，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1]20其二，“滕、薛称侯”，指隐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滕、薛为小国，爵不至“侯”，而称“侯”者，何休《解诂》曰：“称侯者，《春秋》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隐公，故褒之。”[1]108其三，“荆得人”，指庄二十三年，“荆人来聘”。何休《解诂》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1]300其四，“介葛卢得名”，指僖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何休曰：“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义。”[1]488这四个例子，均是以外朝内，即外诸侯能来朝《春秋》所托之“新王”，以故予以褒赏之。董仲舒进而称“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所谓“内出言如”，指《春秋》的一种独特书法，鲁国国君或大夫到他国行朝聘之礼称“如”，如庄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陈”，何休注云：“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1]312何休所以称“尊内”，是因为“内出言如”，使之与他国之来鲁国朝聘相区别来看。隐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传》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何休注云：“传言来者，解内外也。《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1]108在何休看来，《春秋》王鲁，而“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所以鲁国君臣外出朝聘称“如”，使之与外诸侯之来朝来聘的书法区别开来，从而通过“别外”以“尊内”。这样，通过何休的阐释，董仲舒称“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为“王道之意”的说法便不难理解。可以认为，《王道》篇董仲舒的这段文字所指向的，就是《三代改制质文》中所提到的“王鲁”，亦即是《奉本》篇所提到的“《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故其称“王道之意也”。可见，通过“别外”以“尊内”来体现“王鲁”者，董、何并无异趣。

上节提到，何休之论“异外内”，又着眼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从而有分别夷夏与进退夷夏之两个面向。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也是如此。《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所谓“《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意谓从一般角度来说，《春秋》认为夷夏之间存在区别，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观德》篇云：“是故吴、鲁同姓也，钟离之会不得序而称君，殊鲁而会之，谓其夷狄之行也。鸡父之战，吴不得与中国为礼。”钟离之会，见前引成十五年经传，《公羊传》以为，吴为夷狄，故殊会吴，此正“内诸夏而外夷狄”。鸡父之战，见昭二十三年，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经书日而不书战，从书法上讲，该战书日为“偏战”，但不书战，又是以“诈战”之辞言之，《公羊传》以为，这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故董仲舒称“吴不得与中国为礼”。此正“《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的意思。

从另一方面来讲，董仲舒也认为夷夏之间存在进退关系。董仲舒以邲之战为例来予以说明。宣十二年，“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公羊传》曰：“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徐彦疏曰：“内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叙晋于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恶晋者，但楚庄德进行修，同于诸夏，讨陈之贼，不利其土，入郑皇门，而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宁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是晋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于其上？既序人君之上，无臣子之礼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恶晋也。”[1]662从严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讲，序晋于楚之上，这是《春秋》之常例。然而，其时楚庄王“德进行修”，“卓然有君子之信”，应当进之为中国，故称楚庄王为“楚子”，即以诸夏之爵称之，从而视楚国为诸夏之一员。楚既进为中国，则经文所书“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即是意味着诸夏之大夫序于国君之上，从《春秋》常规书法而言，这表明晋国无礼之极，是以如董仲舒所说：“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这里夷夏双方的关系被彻底地颠倒了过来，原是诸夏的晋国被黜为夷狄，原本是夷狄的楚则被称为楚子，从而进为诸夏。可以说，董仲舒这样的一种夷夏观，与何休并无二致。

三、董、何“异外内”说之异义

从上一节看，董仲舒之论“异外内”，基本上可以在何休的视域下加以考察，董、何之间并无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经传具体文本的理解上，董、何虽均以“外内”之辞言之，但其指向又颇有异趣。我们下文可以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观德》篇云：“卫俱诸夏也，善稻之会，独先内之，为其与我同姓也。吴俱夷狄也，柤之会，独先外之，为其与我同姓也。”这一段文字也是董仲舒论内外的重要文本。曾宇康《春秋繁露补证》云：“此为《春秋》外内之例。”[4]619徐勤亦以为此条乃“《春秋》先内后外之例也”[5]416。然而，衡之以何休之义，董仲舒的理解则明显不同于何休。襄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何休注云：“不殊卫者，晋侯欲会吴于戚，使鲁卫先通好，见使畀故不殊，盖起所耻。”[1]797按：就常规书法而论，经当书“仲孙蔑及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或“仲孙蔑会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而经文径书“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是为“不殊卫”。以何休之意，之所以“不殊卫”，是因为晋国欲会吴，先使鲁、卫通好于吴。“见使畀故不殊”。陈立以为“畀”当为“卑”[8]2126。刘逢禄《解诂笺》：“鲁臣见使于大国，未足为耻。此所闻世内诸夏之明文。董子曰：‘卫俱诸夏也，善稻之会，独先内之，为其与我同姓也。’得之。”[9]则刘氏颇不以何休为然。陈立《公羊义疏》引董子之说曰：“意谓殊吴不殊卫，是独见内也，与何义异。”又曰：“所闻世内诸夏，是董义胜也。”[8]2126从所闻世内诸夏的角度来说，殊吴不殊卫，确实合乎“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例，而不必如何休所言因有所耻而不殊卫。不过，董子称所以不殊卫，是“为其与我同姓”，而非“内诸夏而外夷狄”，则董子之论，并非如刘逢禄、陈立所说。若就“内诸夏而外夷狄”而论，齐、陈等国虽为异姓，亦诸夏之国，亦当内之，不独以同姓之国为然。则善稻之会之“不殊卫”，就董子而言，重点并不是在“内诸夏而外夷狄”，而在于所谓“德等也，则先亲亲”（《观德》）。由是可见，善稻之会之内卫，董子并不是在何休“异外内”的意义上加以阐释。

襄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何休此条无注。陈立称此书法与钟离同[8]2156，是也。则柤之会之殊吴，亦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陈立云“所闻世始外夷狄，故吴见于经，殊之以张义”[8]2126，陈氏之说应合乎何休之意。然而董氏以“为其与我同姓”而外吴，此亦不是在“内诸夏而外夷狄”上立说，实未详董君之意，若强为之解，其或是因为鲁、吴俱为同姓，出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遂对于同姓之夷狄，则独先外之。

又《奉本》篇：“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按：隐、桓为《春秋》之所传闻世，隐公篇之“公子益师卒”，《春秋》不书大夫卒，《公羊传》称“远也”；桓公篇稷之会“以成宋乱”，《春秋》不为桓公讳，《公羊传》亦称“远也”。然而，从何休的角度来说，是由于“恩有厚薄，义有浅深”[1]38，故三世异辞，近辞详而远辞略，其曰“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1]38，故益师卒不书日；又曰“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1]125，故近辞微而远辞显，从而不为桓讳大恶。至于董仲舒称“以远外也”，隐公、桓公在所传闻之世，其固“远也”，但作为“亲《春秋》之先人”，又岂可以“外之”？至少可以说，董子这里的以“远”为“外”的说法，并不同于《公羊传》与何休《解诂》的通常用法。

又黄池之会，见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何休《解诂》曰：“时吴彊而无道，败齐临菑，乘胜大会中国。齐、晋前驱，鲁、卫骖乘，滕、薛侠毂而趋，以诸夏之众，冠带之国，反背天子而事夷狄，耻甚不可忍言，故深为讳辞，使若吴大以礼义会天下诸侯，以尊事天子，故进称子。”[1]1181按传文的意思，《春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吴为夷狄，而所以称“吴子”者，是因为吴国事实上主导黄池之会，故使与晋侯并为两伯。何注则认为，吴强会中国，诸夏背天子而事夷狄，耻莫大焉，故为之讳，似乎吴已然以中国之礼义大会天下，从而进而称子。不论哪种理解，均非董仲舒所说的“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苏舆称：“董意以吴进称子，为远近大小若一之征。”[2]276钟肇鹏先生认为：“此言不以吴为外，因在所见世，时代很近，故亲之，内外如一。”[4]644就公羊学的一般原理而言，所见世文著太平，确实是如何休所说：“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但具体就黄池之会而言，传文与《解诂》均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观德》篇又曰：“至于伯莒、黄池之行，变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徐勤评论曰：“至黄池之行，变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夷狄之名，从变从移如此。”[5]415按：据《公羊传》及何氏《解诂》，吴王在黄池之会上不仅没有“变而反道”，而且恰恰相反。则董子之说或别有师说传承，亦有可能是董仲舒传《谷梁》家言，以为黄池之会书“吴子”，是“变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如果这样，也就与《奉本》篇的“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之说统一了起来。但总的来说，就黄池之会吴称“吴子”，董子《观德》《奉本》两篇与《公羊传》及《解诂》显然存在不同的看法。

四、小结

综合上述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虽然董子之论说或语焉不详，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董仲舒的“异外内”说遂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及《公羊》经义不可能没有在宏观上的共同理解。如果从正统公羊家的角度来说，董、何所诠释的公羊微言大义，正是先秦以来师师口传的结果，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与思想渊源。董仲舒与何休年代未远，源流相接，虽然未必密合无失，但大旨应该相差不远。东汉末的何休与宋均虽然家法各异，但都将“异外内”作为《公羊》的核心义旨，亦足见此说由来有自。就此而言，钱塘所谓“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同样，就方法论而言，通过何休来理解董仲舒，亦未必不具合法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从西汉到东汉，经学渐渐派生师法与家法。师法与家法的不同，使得对经义的理解渐渐出现歧义。这使得前汉的董仲舒与后汉的何休之间，对经义的理解，不可能不出现某些细微的分歧。具体到与“异外内”说相关联的《春秋》经传文本，也就很自然地存在董、何之间的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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