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选制：民主的两个世界？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香港橙新闻，2022年1月26日                    

2022年1月3日，新选制下的香港立法会依法宣誓就职，香港代议民主新秩序启幕。这似乎是香港民主的新纪元。关于香港民主何以如此及向何处去，没有哪份文件比《“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讲得更清楚了。然而，新选制似乎仍在遭受来自外部世界的非议和抗议。就像中国民主白皮书试图确立中国民主道路正当性一样，香港民主白皮书及新选制也是要确立“一国两制”范畴的香港民主正当性。但这种确立行为本身触碰到了一种叫做“民主霸权”的东西，必然引起西方世界的激烈反弹。西方人怎么看香港民主？《经济学人》2022年1月8日社论《香港新立法会是对民主的愚弄》一文可谓代表性声音。偏见愈深，则独白专断式的批判愈烈。                   

这篇社论还有一个“小字号”的副标题“香港媒体正在丧失任何的独立性”。这一判断显然来自香港国安法下某些极端媒体如《苹果日报》、众新闻、立场新闻之类的解散或被依法检控。民主遭受愚弄，媒体丧失独立性，法治走向威权，公民社会萎缩凋零......外媒记者的这些观察和评论，针对的正是制度转型中的香港。他们认为那个为西方所熟悉且爱护有加的香港已经消失，一个中国威权下的香港正在形成，因而歇斯底里，捶足顿胸，其社论充满“大批判”与全盘否定之风。事实上，2021年3月20日《经济学人》就有过关于香港民主的封面故事重磅文章，其中还有一定篇幅采访过我，但其行文基调是无比“忧伤”的，认定香港的旧式形态正在消逝，对香港的“中国化”表达深切忧虑。这种负面评价，固然来自对香港变化的“见仁见智”，但更与西方人秉持的“一元化”自由民主价值观有关。在香港民主白皮书宣布香港民主前景更加光明之际，《经济学人》在其社论结尾宣布政治阴霾已笼罩曾经活力四射的香港。新选制，划出了民主的两个世界吗？   

《经济学人》不是《苹果日报》那样的民粹小报，而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精英思想刊物，是在维多利亚女王黄金时代诞生的、有理论深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媒体平台。《经济学人》的上述总体观点在香港社会、台湾社会乃至于一般西方社会不能说是孤立的，而是有较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我们需要客观承认，“一国两制”的话语权争夺远未结束，用以诠释和引导香港民主走向的西方观念范式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话语霸权地位。如果我们“翻墙”搜寻西方社交媒体相关主题下的网络讨论，会发现仍有相当比例是接近于《经济学人》立场的。 

《经济学人》在社论中以极度的讽刺口吻对香港民主白皮书的“民主进步论”和“光明前景论”大加挞伐，对香港泛民主派的“整体出局”扼腕叹息并指控国安法之专横，同时对香港即将展开的本地23条立法表达关切和忧虑。这些观察角度和基本结论都是经典的西方范式，对事实的描述和法理的阐释有高度选择性和意图导向性。实际上，《经济学人》质疑的并非香港民主法治变迁的细节，而是中央主导下塑造“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整体方向及其合法性。整体性质疑落在了具体的事件细节上，产生了激烈的话语和立场冲突。香港民主白皮书坚持香港民主的进步论，《经济学人》则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                   

针对《经济学人》的社论可能对香港民主秩序及国际声誉的污名化与不利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李家超于2022年1月11日发出了官方公开信，对新选制及香港民主方向进行辩护，要点在于：其一，新立法会选举公平公正，爱国者要求合法通行；其二，选举不存在任何操纵，试图操纵和破坏选举的是反对派势力；其三，香港基本法保护居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警方的任何行动依法进行并受到本地法律程序约束；其四，民主是多元的，香港民主不接受外来强加，香港国安法维护了香港民主秩序和营商环境。相比《经济学人》的讽刺笔法和幽怨情绪，李司长的回应可谓冷静镇定，坚持以基本事实和法理作出解释说明，并释放出香港依法走自身民主道路的决心和意志。实际上，李司长的回应指出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中央主导下的香港民主从此不再有西方干预的余地。恰恰是这个事实深深刺伤了西方民主帝国主义者的历史优越感和现实尊严。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香港民主白皮书，会发现《经济学人》幽怨情绪的微妙由来。白皮书整体上提供了关于香港民主来龙去脉的完整历史线索，点出了三个关键之处：其一，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其二，香港民主是中央主导下发展和演变的；其三，香港民主在新选制下将稳定地成为中国民主的一环，前景光明。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民主不仅无“寸功”，更是多次阻挠香港民主进程，煽动对抗国家主权和法治，埋下钉子，制造分裂，是香港回归以来民主乱象的重要推手，直到占中之乱和修例风波之乱。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是中央的拨乱反正组合拳，是“一国两制”的法治重构，高扬“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从制度上彻底排除反中乱港势力。《经济学人》扼腕叹息的那些无底线的民主反对派，恰恰是国安法和新选制予以警惕和排除的对象。当“一国两制”法网收紧，制度边界清晰化，无论是香港反对派，还是英国《经济学人》，才猛然发现，原来香港真的回归了，香港管治权的真正重心和源头在北京，香港只能基于中央授权而高度自治。           

某种意义上，白皮书就是香港民主的地方志，也是香港民主的发展纲领，新选制在其中获得了历史合理性与制度正当性。理虽如此，民主的两个世界还是在加速形成，这种现象有中美全球民主大辩论甚至“新冷战”的宏观背景，也有“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战略下英国政治家和文化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抵触情绪，更有西方五百年现代性秩序出现结构危机和霸权消解的深刻焦虑。“四小龙”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甚至自由民主进程中的香港，曾是西方现代性的典范，是西方改造和控制东方的优良的殖民据点和遗产城市。今日，崛起的中国以东方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代表身份，在“一国两制”范畴因应危机和全球秩序波动压力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制度重塑策略，引导香港民主走向立足中西、锚定国家主权秩序、坚定爱国者价值基准的新方向。   

这一民主取向，从中国的长期文明史及东西方关系的再平衡视角来看，再平常不过。但《经济学人》所代表的西方精英心智尚无法理解和认同。香港平台的民主话语权争夺还将持续，其观念和制度的定型远未完成，让我们相信“一国两制”，给香港民主一点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