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第一亡命徒到最大野心家

——东海客厅论人生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七月廿一日戊申

          耶稣2021年8月28日

明了真相就不可能再惑于谎言，

达了真理就不可能再困于邪说，

存了天理就不可能再役于人欲，

执了中道就不可能再迷于外道，

见了大海就不可能再拘于坎井。

——东海律

一

X君上台之后，我喝茶机会就非常少了，至今一共才两次。蛮怀念过去经常请我喝茶（其实以喝酒为主）的那几位故人。他们修养远高于一般官员，对人亦热情有礼。除了政治立场不同，其它方面共识颇多，不乏共同语言。好久不见了，念及往昔茶情酒谊，真诚祝福他们。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为止，期间喝茶不计其数。那十几年间，耳闻目睹不少异议人士被刑拘和判刑，与我有交情和文字缘的自由志士，死于狱中者就有三位。山巅罪乃至巅妇罪始终悬于我的头顶。

钱穆说过一句话：“人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来临。但同时，人亦该准备着随时可以不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还未来临。”

略改数字，就非常切合我的心态：我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以入狱，以待此罪名之来临。但同时，我亦准备着随时可以不入狱，以待此罪名之还未来临。

亲友们劝我无效，笑我天生的傻大胆，讥我是中国第一亡命之徒。

或许有天生胆大包天、大勇无畏者，吾未之见也。生平所知所见的胆大者，都是从小到大慢慢培养锻炼的。我自己就是如此，小时不敢打架，打多了就习惯了，不打反而手痒；开始不敢说真话，说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说反而难受。喝茶也一样，多喝几次就家常便饭了，不喝反而寂寞。

我尝想，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打几次大架，说几句真话，喝几次浓茶烈酒，那也太无味了。想一想都为之不值，为之嘴里淡出个鸟来。一些鸟人也不知道活个什么劲，活着也是行尸走肉，白白糟蹋粮食耳。

曾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老子就算被卖进青楼，也要做头牌》，不由得失笑，不由得想起江与湖时期自己的一句豪言：老枭就是被关进监狱，也是个大哥！ 

反对极权追求自由，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积蓄已久的意志，为此做了多年力所能及的准备，包括物质、精神和法律各方面的准备，然后就义无反顾了。

二程说：“感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叶采集解：“一时感慨，至于杀身而不顾，此匹夫匹妇犹或能之。若从容就义，死得其所，自非义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东海常以此自勉。

除了危险重重，前途莫测，还有生活的清贫。从小诗人、小商人变成大反派，由小奢入大俭，开始颇不习惯。好在早有精神准备。诗人时期就曾想，如果能让亲友民胞和子孙后代少吃苦，我愿多多吃苦，愿一个人把天下后世所有的苦都吃尽。当然知道那不可能，但不怕苦、愿吃苦是实。

我深知，古来没有不能吃苦的豪杰和圣贤；我相信，于天下于自己，吃苦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渐渐的就习以为常了，不以清贫和危险为苦了。尽管有旧雨为我而忧，新朋感到我苦，我越来越无忧无苦。人不堪其苦，吾不改其乐。

佛门有苦修派，刻意自找苦吃，那当然过于极端没有必要，于佛教也非正道。不过，佛教亦倡正道苦行，主动舍弃物质享受和世间贪欲，以检束身心，刻苦精勤。儒家不需要也不主张修苦行，物质生活，随缘既可。但是，对于本来的贫穷、自然的苦厄，亦不刻意摆脱之。

《中庸》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苦厄不期而遇，不求自来，不正好修行吗？不正好借以养浩气、明明德、致良知吗？连贫富贵贱都超越不了，还讲什么朝闻夕死、超越生死？那些因为贫贱而痛不欲生自我了断者，不仅不配为儒生，亦不配为佛徒也。

苏轼《洗儿》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可能的。但一个人若欲无灾无难而立德成德，则毫无可能。

有志之士承受的苦难和风险越大，其思想、智慧、道德就越成熟，成德成圣的可能性就越大。百炼成钢，苦难就是道德之钢不可或缺的熔炉。故君子不贵无灾无难，唯贵超越和战胜一切灾难，转逆缘为成长之顺缘，化灾难为生命之营养。

二

傻人有傻福，那两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没有落到我头上。我应该是当年猖狂程度最高、喝茶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而最终没有入狱者。如果说我几个朋友是商企界不倒翁，自己就堪称异议界不倒翁了。

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或与“护法”的得力、当局的“纵容”和东海的“迂腐”都有关。这里的“迂腐”与真诚同义。稻盛和夫说：“至诚所感，天地为动。”天地姑不论，至诚可以动人是一定的，这方面我颇多经验和体会。

例如，2006年“天鹅绒”总统竞选，引起有关部门高度警惕，境内不少游戏参与者纷纷被传讯、拘留乃至判刑。东海作为夺冠者却始终逍遥法外，遂主动要求与入狱者同案同罪，并有文章《请抓首犯余樟法》公开发表于海外。有体制内人反过来劝解我，并为我开脱，强调东海动机是“真正的为国为民”云。

说我真诚为国为民，固然不错，却是把我看得小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儒之大者，为己为道。为己者，为了成德成仁、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为道者，有机会则行道，无权位则传道。没有言论自由和传播渠道，就先传网上；国内不能传，就先传境外。天下很大，后世很长，总会有人听进去的。

至诚即良知，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这条东海律的提出，既有切身的体会，也有历史的经验。关键时刻，真诚和良知是可以救命的，这种故事史籍中很多。

例如，《明史》卷百三九：“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讐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諌曰：臣爲孟轲死，死有馀荣。时廷臣无不爲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

唐即钱唐，当时的刑部尚书。因为反对朱元璋罢孟子配享之命，几乎被杀。“帝鉴其诚恳”一句值得深长思。当时任何朝臣劝谏，只怕都无用，是钱唐自己心地和态度的诚恳救了他的命。此亦至诚动人之一例也。钱唐若是略有好名图誉之心，必然难逃朱元璋这种老枭之眼，哪里还有命在？

君子和文人学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名利之心。一般文人学者，即使利心较淡，名心仍重。唯君子能够真正淡泊名利，诚意正心，以道为重，惟道是从。当然，这里的文人学者是指传统型的，马邦文人学者，普遍名心利欲炽盛，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什么假恶丑的言论都能出口和下笔，贱类耳。

东海名利之心淡薄，但文化道德野心炽盛。二十年前就对多位体制内友人说过，我没有政治野心，此生都不会有。同时又强调，我有文学、文化和道德野心。皈儒之后，文学野心消退，但文化道德野心越来越大。文化野心是要替天传道，道德野心是要成德成圣，与王阳明先生十二岁的时候一样大。

归儒以后，越来越不认同谭嗣同先生混杂的思想，但依然钦佩他大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深深牢记他的一句话。他说：“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天圣贤帝王自待。”虽非中道，何其难得！回首当年，深受其精神感染和鼓舞，谨此拜谢！ 

三

立德传道，就应该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又包括以理服人，有其德必有其言、必有其理故。但对我来说，别人听不听服不服，有没有人听服，根本不考虑，唯一心一意把道理讲清楚。

道理指“性与天道”之理，中道之理，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别说别人不服，就是恶言相向甚至恶力相向，我也要千方百计地把道理说出来，不能让她们埋没了，更不敢把她们贪污了。

认死理，死认理，哪怕认理死，也寸步不让。这是东海生平一大特性，亲友们包括不少老前辈都知道。一切都可以退让，当理不让；一切都可以商量，道理没商量。亲友关系重在亲情友情，可以不讲道理。但如果要与我讲道理，就得遵守思想市场的规则：道理最大。进入思想市场，感情友谊就得靠边站。

有一段话讥笑国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感情； 你跟他讲感情，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他跟你讲现实；你跟他讲现实，他跟你耍蛮力；你跟他耍蛮力，他又跟你讲道理。”某些文人学者也沾染了这个毛病，自己有理就讲理，一旦其理有误，讲不成理，就不讲理而讲别的了，仿佛讲道理只是争名夺利争风吃醋的手段似的。这种人自由门儒门中都有。

殊不知，讲道理是为了明道理，明道理是为了明明德。自立自达是明自己之明德，立人达人是明他人之明德。明明德于天下，就是王道大业。道理之用大矣哉。

论理的时候，我是毫不谦虚的。我一向强调，谦德有其适用范围。对弱势不妨谦虚，对强权不能谦虚；在平时不妨谦虚，遇危难不能谦虚；评德评功礼当谦虚，论道论理不能谦虚，当仁见义不能谦虚，责任承担不能谦虚。

批判社会、异议政治的时候，就更不谦虚了。杨一清厅友说得好：“要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才敢说。那是千人万人礼拜的，不实见得非，不敢说。”既要实见得儒家之是，又要实见得异端之非，才敢实话实说。对于极权主义，除了实见得是非，更要实修实得，实明得明德，实致得良知，才敢真言直发。

极权主义有三挟：一挟文化信仰之势，一挟权位武力之势，一挟民意舆论之势。在其势力范围内，可谓无坚不摧，无诱不从，无攻不屈。不淫不屈者，非仁智勇具备的真君子大丈夫不可。儒者就应该是这样的真君子大丈夫。

历代圣贤豪杰都是我的榜样。这是去年山居之时的一则日记：

“读《正气歌》三遍，有神完气足、心通天地之感。古人说好书好诗可以养气，信然。二十几年来大破大立，大立仁本主义真理，大破物本主义、两极主义和古今中西种种邪说，魔挡杀魔，神挡杀神，一志孤行，一往无前，所凭依的主要就是这股子气。大哉正气，大哉正气之用！” 

或谓我过于猛烈，不像儒家。殊不知，儒家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我想，如果孔孟生于今生今世，也会一样雄猛刚烈。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但各国还留存着礼乐的碎片，故孔子温良恭让。战国之时学绝道丧，故孟子泰山岩岩。而这个时代，不仅学绝道丧，而且邪说恶制，故东海不能不狮吼棒喝，真言直发！ 

东海胆大，然生平亦有所怕，最怕者三：一是报德不足，临走的时候还欠着某些承诺没能兑现，某些人情债没有还清；二是尽心不足，没有把自己最大程度地仁义化美好化；三是传道不足，没有把真理最大程度地说出来说透彻。

真理最大者二：一是道德真理，用于立人达人成人；二是政治真理，指导王道建设。道德真理必须准之又准，政治真理必须正而又正，来不得丝毫偏差。前者略有不准，就无法通往圣境；后者略有不正，就不能开出王道。

论理义之准确中正，非儒学莫属，儒学又须以经学为准。欲正确理解把握经学，又非下一番审问慎思和诚意正心之功夫不可。思有不慎，意有不誠，便不能正心，不能契合圣经也。东海不敢不努力，不敢有丝毫马虎。大破大立，大破极权主义邪说，大立仁本主义真理，吾有责也。

这是一条东海律：论道德自信，儒家道德诉诸于圣贤君子自身的生命实践体验和良知实证。论道路自信，儒家的人生道路和政治道路都具有三正性，其人生即仁者，其政治即仁政，历代仁者无数无量，古典仁政举世无双。

论理论自信，儒家允执厥中，抓住了性与天道的大象，对所有正学具有覆盖性优势，对所有邪说具有压倒性正义。论制度自信，古典家天下礼制已经创造了数千年的文明辉煌，未来公天下礼制创造的中华文明新一轮，自当超越古典，赶超美西，直达大同。

四

王道政治新时代的重建，中华文明新一轮的开启，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政治基础，还需要一个优秀的儒家群体。优秀的儒群又具备三个基本特征：较好的道义形象和精神，一定的道德和政治共识，共同的政治和制度追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样的儒家群体和适合王道的条件和基础，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

从王道仁政转向极权暴政，中间必经霸道；从极权暴政转向王道仁政，中间也必经霸道。霸道固然远逊于王道，不足为训；却又远优于暴政，不无可取。

桓文是春秋霸道，美国是西方霸道。霸道必有霸术，管晏派法家是先秦霸术，自由主义是西方霸术。某些杂家文化如果落实于政治，也有望开出现代霸道。某些杂家文化，包括儒门杂家，佛门杂家，儒马结合、儒实马虚的杂家。

博而不精，杂而不纯，大而无当，支离而无本。这是所有杂家的特征，程度不同而已。无本，没有基本立场也。儒门杂家本不牢固，近乎无本。其它派别的杂家，根本有误，不如无本。但比起两极主义原教旨，杂家又不无可取。例如，马门杂家、马家儒者和其它所有杂家，都远远好于马左。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王道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美好的政治构思和制度设想。从马时代进入儒时代，必须有一个渐进的、量变的过程。这也是王道从理论落实为实践、从理想落实为现实的伟大过程。东海甘为通往王道过程中的一颗铺路石。功成必定有我，成功不必在我。

哈维尔有一句名言：“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同样，我们选择做一个儒者，坚持尽心尽力辟马弘儒，就是因为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最关键的。古今中西伟大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把正确和正义进行到底。至于效果和结果如何，听天由命。

哈维尔之言让我想起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位大师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所说异曲同工。哈维尔，这位著名哲学家，捷克首位民选总统，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虽曰非儒，吾必谓之君子矣。

从追求王道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此生不可能拥有亲自实践王道的机会，只能是为下一代更下一代作嫁。但我心甘情愿，相信功不唐捐。

吸收古今中西所有好政治好制度精华的新王道，将是一束崇高的火炬。这是思想的火炬，理想的火炬，道义的火炬，希望的火炬，一经举起，就会自放光芒，可以照亮体制内外越来越多有志之士的心灵，为人生指引最美好的道路，为社会指引最正确的方向。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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