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以智为道德原则之一，将智德列入五常道和三达德。另外，义德、时中、中庸等原则，都与智德密切相关，都依赖于智的配合。可以说，在儒家，智慧是道德的智慧，道德是智慧的道德。良知的知，可以理解为智慧的智，良为至善，知为大智，良知是德与智在最高境界上的合而为一。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这是道德的要求；《诗经》主张明哲保身、孟子提醒“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这是智慧的表现。儒家强调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但反对暴虎冯河，反对无谓的冒险和牺牲，这是儒家对待生死的中庸之道。
    
    
    面临生死关头，当生则生，君子重生，岂能轻死？当死则死，君子取义，岂能苟活？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死”，什么时候“可以不死”，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不同而不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何正确判断，也属于智的范畴。
    
    
    儒家的明哲保身与现代作贬义词用的成语不同。语出《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孔颖达释：“既能明晓善恶，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祸败。” 这里的“明”指“明晓善恶”，“哲”指“是非辨知”。意谓明达事理、洞察时势的人，善于择安避危保全其身。
    
    
    二
    
    
    在儒家，子路可谓典型的莽夫。子路武功第一，特别勇敢，但过于急躁鲁莽。孔子曾评之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谓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舍，就象一块没经过栽剪的原木。
    
    
    孔子又曾警示他：“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不是怯懦而是处理事情的认真和慎重。用老毛的话说，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临事而惧”与“勇者不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临事而惧，是为了把事情干好，干成功，好谋而成。
    
    
    只可惜，后来子路未能听从孔子的教导，最后还是由于不明大义而“不得其死”：仕于不值得出仕的国，助了不值得襄助的人，于孔悝之难中，死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方孝孺死得有一定价值和意义，但付出的“十族”的代价未免太高，可谓勇有余而智不足。智不足，迂腐腾腾，有伤于仁。方孝孺是一个勇者，却称不上一个仁者。自己尽忠故主，拒绝草诏，一死足矣，何苦激动燕王之怒，让十族之人同归于尽为自己陪葬？（关于方孝孺，我有专文论述，兹不赘。）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说谋道不谋身。谋道与谋身、保国保民与保身有区别，但不一定矛盾，不一定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谋道与谋身都离不开大智慧，保国保民与保身都需要“明哲”，不能保身者往往拙于谋国。因此王夫之指出：
    
    
    “不能谋身而与之谋国，其愚不可瘳；不能谋国而许之以安民，则论史者之耳食而涂说者也。”（《读通鉴论》）
    
    
    有智无勇，其智难正，有勇无智，其勇难大。极而言之，有智无勇是懦夫，有勇无智是莽夫。自古以来不少正人君子，在“可以不死”的时候一死了之，或死于奸佞盗贼之手，或死于非正义、反文明的事业，毫无价值，甚至误国误世负面价值，主要原因就是智慧不足。
    
    
    千古艰难唯一死。死，难；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死”什么时候“可以死”，更难；为民为国为自己死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意义来，更是难上加难，这只有仁智勇三德俱高的圣贤才能做到。历代圣贤无不智勇双全，谋身与谋国、保身与安民都有一套，即使万不得已非死不可，也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对于儒者来说，政治、教育是老本行，当然得心应手，如果干上别的行当，商则儒商，将则儒将，也往往出类拔萃。象王阳明曾国藩就是大儒领军的典型。这是由儒家智慧的特殊性决定的。
    
    
    道家绝圣弃智，佛教绝欲弃世，两家都是无为法出世法，它们的智慧只表现在对“道体”空寂虚静的觉悟。儒家所认证的“道体”有所不同，故表现的智慧也有所不同。儒家智慧即道即器即体即用，即是道智慧又是器智慧，无为而无不为。智在儒家，是道德，也是见解、思想、学问和各种知识，包括一切物质、自然、世俗、政治、科学知识，“广大”得很啊，真可谓“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当然，儒家智慧唯有圣人才能高度开发，贤者和一般大儒差些，子路方孝孺们则差的更远了。作为儒者，他们很真，但不大，远未达到贤者境界。古代某些“平时袖手谈习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家（心学家）也同样，勇或有余，智却不足，谋身谋国都不行，可敬而不可靠，可用但不可重用，不可寄托或者主持军国大事。
    
    
    三
    
    
    仁智勇缺一不可，又以仁为核心。仁者必智必勇，智者勇者不一定仁。不过，如果不仁，纵然有智有勇也不足道，进不了儒门。不仁，勇会勇于为恶，智必邪智奸智。
    
    
    所以，不仁者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能成小事难成大事，纵然侥幸成事，也是暂时的成功一时的辉煌，留下的是千古遗恨万古骂名。任何正义、伟大的事业都有可能被他们搞砸弄坏，搞成罪恶或者弄成笑柄。从整体、全局和历史的高度看，小人都很愚昧，恶人尤其愚蠢。
    
    
    毛党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殊不知孔子“通五经贯六艺”，不仅好学，四体亦甚勤；孔子和儒家不务农，但也不至于象毛党那样“五谷不分”，在农业问题上屡犯常识性错误。毛党不仅“五谷不分”，而且是非黑白善恶正邪一概不分，愚昧颠倒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愚昧特别是政治愚昧，不仅害人害世，也会害了自己，古今中外，恶人多没有好下场。想想毛氏及其亲信“四人帮”的下场吧。毛泽东能够寿终正寝是侥天之幸，但弄到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不仅绝后断代，尸骨未寒而老妻不保，作为开国之主，下场也够惨淡的了，史无前例啊。
    
    
    我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人世间的铁律，一个人心坏了，行为就会变坏，命运也会随之变坏。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上。当然，在一个不正常、反常的社会，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甚至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人卑鄙恶毒反而荣华富贵，但那只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表面荣华其实并不安乐，福报一尽噩运随之而来。作恶之人，贫也苦富也苦贵也苦贱也苦，无时无地不苦。古人云：为善最乐，为恶最苦。然哉然哉。
    
    
    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把小人恶人的危害性降到最低程度，甚至有可能转小为大变恶为善，问题在于，小人得势恶人当道的社会，恶制是最难以改变的（某些时候迫于无奈不得不作一些改良，也是表象性、枝叶性的，无关乎制度本质。）特别是恶人恶制有异端邪说作意识形态背景、而其邪说又受到国民相当程度的认可的时候，其人其制要改邪归正，历史要跳出暴力循环的圈子，几乎不可能。
    
    
    另外，小人恶人有“同性相吸”现象，恶法恶制有逆淘汰功能，都会排斥善良团结宵小，毁弃黄钟雷鸣瓦釜。一个“小”或恶首领、头脑、领袖人物宠爱、信任、重用的往往是宵小，而如果身边和下属宵小成群，作为首领的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有的小人恶人比较聪明，在成大功大气候之前懂得礼贤下士，但那是暂时性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贤士”们迟早逃脱不了被藏被烹的命运。因此，历代大儒大都“良禽择木而栖”，不轻易为人所用。即使面对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或有相当群众基础的事业和势力，在投入之前，也会对其主要领导人进行一番品德考察。
    
    
    即使由于某种外在或“历史”的原因确定了君臣关系，大儒也不会对恶君、暴君愚忠效命，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一旦发现“君”无礼---不遵守儒家的各种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又不接受劝谏，那就敬而远之独善其身，或能躲则躲走为上计。
    
    
    四
    
    
    儒到大处，自有识人的慧眼及辨“理”的法眼，一般文人则不具备，很容易误把伪人当伟人、误把歪理当真理。当年大量投奔延安及后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看朱成碧，作了伪人和邪说的帮闲帮凶，误了国家误了苍生也误了自己。
    
    
    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比起古代儒家士子，不仅文化品德差得远，眼光智慧也差得远。
    
    
    就拿清朝时期的儒家群体来说吧。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檄文写得冠冕堂皇，招牌打得响当当，什么“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可是谁是夷狄或谁更夷狄，却瞒不过绝大多数儒家人物。
    
    
    据说晚清三杰之一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近距离考察过太平天国领导层。大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化装成打柴人，只身入太平军营，谒见翼王石达开，自称姓高名季左（左宗棠字季高，此为其姓字倒写），纵谈天下形势，为太平军出谋献策。石知他实为湖湘名士左宗棠，欲为引荐给天王洪秀全。后遇东王杨秀清，左向东王直言太平军兴以来三大失误，东王不悦，竟要以“清妖坐探”罪名捉拿左。左大失所望，决定不再进见大王，拜别石达开而去。
    
    
    这个故事倒不是空穴来风。民国时期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1947年，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引述了上述传说：“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不过，上述所言都属捕风捉影的传说而已，我相信不是真的，因为没有必要。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们值不值得效力，凭左宗棠的儒学修养根本用不着通过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结论，仅凭他们拜上帝教和反儒反孔这两点就足以作出判断了。凭这两点，石达开的噩运，太平天国队伍中正人君子的噩运就已经注定了。至于洪秀全们个人品质怎样已毫无意义----凭这两点，他们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像法家或马列的虔诚崇奉者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
    
    
    2011-3-31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