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诠释学及其批判性——读刘强先生《四书通讲》

作者：刘青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博览群书》2021年第8期，题为《用“道”破除“不道”》

历史上，儒学的两套经典系统“五经”与“四书”是交替出场的，汉唐重“五经”，宋明重“四书”。晚近以来，“港台新儒家”重“四书”。“大陆政治儒学”认为自己关心的是“古今问题”，相对于“港台新儒家”关心“中西问题”而言，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话语范式和思想谱系，在经典系统上昌言倚重“五经”。

平情观察历史，时代问题的存在及其化解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东西方文明冲突对话的时代开始至今不过一百多年，“港台新儒家”面临的“中西问题”并没有结束，毋宁说在全球化时代，这反而是一个永久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到了时代问题发生转换之际，“五经”和“四书”中除了有应对特殊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也有解决人类文明永恒问题的思想资源。推崇“五经”而贬退“四书”，对于解决时代问题和继承经典永恒价值未必是周到而有利的选择。

在此学术与时代背景下，刘强先生以《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发扬源远流长的“四书学”，不但凸显了他独到的问题意识，而且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点和现实关怀。

一、道贯“四书”：通达古今的传道宗旨

儒家的学术格局是“内圣外王”，“五经”“四书”都包含了“内圣外王”之学，而略有侧重点之不同：“五经”侧重“外王”之政治学，“四书”侧重“内圣”之心性学。这意味着如果要发挥儒学的普遍真理，就要对“内圣外王”都加以强调，尤其不能放弃“四书”内圣学之于“五经”外王学的基础意义。在“内圣”心性与“外王”政治的两种区分之间，始终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就是“道”，心性和政治都以天道为本源展开。故表彰“五经”“四书”的永恒价值，不能不揭示其发生的逻辑起点，此乃根本前提。

刘强先生的新著《四书通讲》一书，最清晰夺目的思想主题就是强烈的“明道”和“传道”意识，“道”被旗帜鲜明地标举为全书宗旨。作者直言：“使这四部经典有效且有机贯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道’字！”“‘四书’又几乎可谓是一部‘究天人之际’‘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道书’！”“如果说本书有所谓‘关键词’，大抵不外乎‘四书’和‘道’二端。”（《四书通讲·自序》）

如此开宗明义地揭示著作的核心思想，既彰显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也使读者获得了进入此书义理范域的“方便法门”。黄宗羲云：“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明儒学案》）“道”正是刘强先生的“得力处”，也是学者对于此书的“入门处”。

那么，刘强先生是怎么认识“道”的？在他看来，首先，“道”具有普遍性：“夫‘道’之为物，彻天彻地，至大至刚，可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俟诸百世而不惑。”（《四书通讲·自序》）其次，“道”具有立体性：“‘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四书通讲·自序》）最后，“道”具有切实性：“既然是‘人道’，当然只能由‘人传’！一句话，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四书通讲·尾声》）

《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都较为注重“道”之超越性的形上学意义。但从“知行合一”的儒学传统着眼，超越性的“道”必须要有一个切近的下手处，不能改变人生且使之日臻完善的空洞之“道”，对人来说毫无意义。作者紧紧抓住“道”的普遍性、立体性和切实性，张扬了人主动“体道”“行道”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刘强先生之所以用“道”来统领全书，源于他对“文明赓续”“以道抗势”“现代功利”等历史文化问题的深入观照。

其一，他认为，在文化处于下降态势的元、明、清三朝，“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不绝如缕，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是由于读书人以“四书”所承载之“道”来型塑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使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得以赓续凝聚（《四书通讲·自序》）。

其二，他认为，在“道统”“学统”“势统”等“三统”并存的历史语境中，“道统”高于“势统”，“以道抗势”的儒家价值理想是“‘维系斯文于不坠’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四书通讲·自序》）

其三，他认为，受近代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儒学被误解“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庙堂之学，是不切实际甚至虚伪迂腐的高头讲章”（《四书通讲·自序》），殊不知，毁弃儒学后，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仅没有在现实中消失，反而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祛除现代人功利主义“病毒”的“解药”，还只能是“道”。

文明之赓续依赖“道”，抗衡皇权专制依赖“道”，拯救功利主义依赖“道”，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得以繁荣并在未来继续繁荣的可能依据，都集中于“道”之一物。“道”的义理如此高明，作用亦如此广大，知“道”者自然会毅然担起传道的使命了。

二、道派十八：系统开放的道学诠释

牟宗三先生云：“成德之教是道德的同时即宗教的，就学问言，道德哲学即函一道德的形上学。”（《心体与性体》）但儒学也拥有浓烈的伦理学色彩，或者说伦理学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对“道”的阐释不能不见诸各种伦理关系。正如刘强先生所说：“故儒学者，人学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处理好各种关系。”（《四书通讲·自序》）“四书”之道根源于天道而表现于人道，尽人事而天道自在，通天人以为一体。作者既以“道”为全书宗旨，又以人生问题为焦点，于是，基于人伦关系建构起一个庞大而系统，严密而笃实的道学阐释结构。

全书总体分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为师、交友等十三个“道”，还可细分为学道、修道、孝道、悌道、忠道、恕道、仁道、义道、权道、诚道、敬道、正道、直道、中道、治道、家道、师道、友道，凡十八个子目。由一个纲领之“道”派生为十八个条目之“道”，体现了作者“证道”之深刻与广阔。这些条目之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机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又体现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匠心独运：“既可独立支持，又能相互勾连，彼此贯通，同时也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次第和首尾呼应的内在联系，恰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四书通讲·本书读法》）。

这个阐释结构本身就符合道化万物的特征，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说，“道”在本体上是“理一”，在功用上是“分殊”，“理一”不能不流行发用为“分殊”，“分殊”不能不收摄反归为“理一”，“分殊”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统摄于“理一”，“理一”不是“分殊”的机械相加，而是“分殊”的内在统一性，使万物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

刘强先生道学阐释结构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全书章法上，就是每一个道学条目的专题论述也体现着显明的系统化倾向。如《为学之道》一篇论述学习之道，先解释“学习的真义”，其次区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不同，其次指出“为学的三种态度”，其次概括“为学的四种方法”，最后表明“为学的四种境界”。细读斯文，学习的定义，学习的性质，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学习的境界，凡是学习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无不覆盖。全书是一个大系统，每讲是一个小系统，大系统包含小系统，小系统充实大系统，唯有系统化的阐释方法才能构成自身义理的圆满自足，这种方法或可名之曰：“道的诠释学”。

所谓“道的诠释学”，即以“道”自身的存在方式言说“道”，而不是以对象化的方式言说“道”；即以最能揭示“道”之浑圆特点的方式表现“道”，而不是以分解“道”之个别特征的方式表现“道”；即以论述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道”的呈现不在论述的终端，而在论述的过程，不是论述完了才明白“道”是什么，而是就在论述的当下便层层揭示“道”的意蕴。刘强先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道的诠释学”这一言说方法。

刘强先生“道的诠释学”既有系统化的一面，也有开放性的一面，系统化是构成内在的闭环控制，体现了“道”的圆融性，而开放性是构成外在的放射潜能，体现了“道”的无限性。开放性表现在中华文明内部，是打通儒释道的学派壁垒，破除门户之见，广泛征引各家学说以阐明“道”的底蕴；在中华文明外部，是超越中西学术之争，寻找“东海”“西海”的同心同理，以见证“道”的情同辞异。如在谈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范畴时，将道家的“神为形主”思想与儒家的“心为身主”思想勾连起来，以观其相通性（《四书通讲·修身之道》）。如在讲到儒家“万物一体”的仁爱精神时，认为佛教的“同体大悲”与此息息相通（《四书通讲·仁爱之道》）。如在说到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时，引证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遥相呼应（《四书通讲·中庸之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现代儒家三圣之马一浮先生尝言：“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全集》）“道”是普遍性的，放诸四海，概莫能外，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人生情境中，不同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人对之感受角度和言说方式或有不同，于不同中见其同，适为“道”说的应有之义。

三、道断是非：引导现实的道学批判

“道”不仅是万有产生的根据和归宿，也是评判真假、美丑、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社会和人生从不圆满逐步走向圆满的方向与道路。在儒家看来，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的进退出处皆应以道为依归，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如果说对“道”的阐释是“知”，那么，以“道”为准则进行现实批判就是“行”。

刘强先生不但在理论上讲述道学的思想内涵，也紧密结合现实作出批判和引导，《四书通讲》不仅是了解“道”的知识读本，更是实践“道”的行动指南，如此一来，“道”就不是作为学习对象的静止存在，而是鲜活地流动于此书内外了。

概括起来，作者对现实的“道学批判”包括三方面，即“方法的批判”“谬见的批判”和“生活的批判”。

所谓“方法的批判”，是指辨明中西文化对“道”的认识方式与实践工夫之别。“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为看重的是生命印证与躬行践履。”（《四书通讲·自序》）这个分辨极为必要，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挟强大的科学民主之力横扫世界，已成全球主流价值。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有助于破除中国古代文化中愚昧和专制的成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民主的迷信，良莠不分，全面荡灭传统文化，致使中国文化中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淹没不闻。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一件好事，有此参照物，在相互比较中我们更能准确认识自身特色，也更清楚自家长短。但这种比较应该是平和而全面的，不是偏激和片面的。有了方法上的自觉，才能正确叩开“道”的大门。作者在讲述“孝悌之道”时就说，孔子对孝的阐发并非如西方知识学那样下定义和逻辑推理，而是“在具体的生命情境中予以揭示和激发”（《四书通讲·孝悌之道》）。这正是中西文化之分殊所在，必由此入，才能获得体道的正确方式。

所谓“谬见的批判”，是指分辨流俗观念对“道”的错误理解。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最主流的话语是“启蒙”和“革命”，二者分享共同的作战对象，即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叙事语境下，产生了许许多多对传统文化的谬见。如果说当初谬见的造成是由于求亡图存的慌乱，那么在慌乱过去以后的今天，就必须拨乱反正，还中华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见，世俗多以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作者指出，此一命题的本义是“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四书通讲·修身之道》），实质是“公私之辨”。现代人提倡个人主义，在大力解放个性时也为私欲张目，故极反感理学家的“理欲之辨”。若回到本来意义上，公理与私欲的分辨无疑是正确的。又如对礼教的谬见，有所谓“吃人的礼教”之说，作者认为，这是基于“进化论”和“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方式和情绪化的表述”（《四书通讲·诚敬之道》）。实则儒家乃是“称情而立文”（《礼记》），礼与情自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所谓“生活的批判”，是指批评现实生活中各种悖离天道常理的社会乱象。由于方法和见识的谬误，导致功利荼毒人心，必须加以纠正。“道”的存在天然就决定了要破除所有“不道”现象，如果容忍“道”与“不道”的同时并立而无所作为，那么“道”就不是完整的。只有对“道”无限推扩和延展，扫荡一切“不道”，引导社会走向公序良俗，“道”才能在现实中圆满达成。不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依持“道”的准则批判和规范社会只能靠“得道”之人积极行动，不能坐待“道”之自行完成。如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刘强先生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应以孔子的“为己之学”加以矫正；如对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则以孔孟的正直之道予以批判，“避免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四书通讲·正直之道》）；如对政治上有人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的错误做法，又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正确理解进行拨正（《四书通讲·治平之道》）。如是等等，都体现了作者亲切笃实的现实关怀。

总之，刘强先生《四书通讲》以通古今之变的“道”为宗旨，以系统开放的“道的诠释学”为方法，以对学术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全面批判为关怀，志在开“道之窄门”，振“道之衰脉”，建构起一个集崇高的道义，严谨的架构，开阔的视野，深沉的批判，充沛的情感，生动的趣味为一体的道学思想体系。著名儒家学者、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评论曰：“刘强此书，既有如实的诠释，又有因应时代的反思，更有批判之继承与创造之发明。”无论对理论的创发，还是对现实的更化，都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适如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所言：“这是我们走进《四书》的阶梯，提升境界的门径。”信哉斯言！

作者简介：刘青衢（1983-），男，贵州瓮安人，贵州大学文学学士、史学硕士，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先后师从张新民先生、刘强先生问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古典诗学等。曾在《天府新论》《中原文化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