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
民族主义和华夷之辨
——东海客厅论华夷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廿六日甲寅
耶稣2021年7月5日
一
关于主义之义,我在大量文章著作中说过很多次,兹再重复一遍。主义有主体、本位、第一位、第一性、独尊、最重要、最根本、至高无上等等意义。主义往往意味着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等等,至少对它们具有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故很多好东西,一旦主义化,就会极端化。
所以,凡是不能主义化的东西,一旦成为主义,就会极端化狭隘化。民族主义就是如此,没有不极端不狭隘的,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一样。
首先,不同民族主义之间必然相互敌视,例如汉族主义与满族主义,雅利安主义与犹太主义;其次,民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形态,但敌视其它形态的集体主义,例如天下主义,又如多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虵蜖主义;其次,民族主义敌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
所以,古今中西没有不极端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其本质决定的,想不狭隘、想宽容都宽容不起来。不仅民族主义,所有集体主义都是狭隘的。天下主义貌似广阔,其实一样狭隘。盖天下主义把天下放在第一位,必然实质反对和敌视其它形态的集体主义,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反对天下主义。民族主义是坏东西,被民族主义反对的未必就是好东西。天下主义就是坏东西。民族主义喜欢将天下主义说成个人主义的伪装。殊不知,天下主义又称世界主义、全球主义,也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只不过其集体范围特别大,比民族、国家都大。民族主义鼓吹为了民族而牺牲个体,天下主义主张为了天下而牺牲个体,目的不同,性质无异。
集体主义有很多形态,家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天下主义等等,广狭大小大异,政治本质无异,都属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都虚抬集体而缺乏对个体利益、人权、自由乃至生命的基本尊重,民族主义也一样。
或说,国家只要对本族人民好就好了,对别的民族怎样无所谓。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观点,纯属谬论。这就像一个女性说,丈夫只要对家人好就行,是不是恶棍无所谓。一个惯于为非作歹的恶棍不可能真正对家人好,一个毫不关心甚至肆意侵害异国异族的政府,又怎么可能真正对本国人民好。
民族主义把民族放在第一位,必不尊重个体,包括异族和本族的个体,故很容易产生内部矛盾并激化为敌我矛盾,你死我活自相残杀。洪杨帮就是典型,无数汉人死于自己人之手。洪杨帮就是汉贼!
内讧几乎是所有民族主义势力难以摆脱的宿命。民族主义害本族,这就是一大要因,内讧多多,危民害族。其次,民族主义不能维护个体人权自由,极不利于个体创造精神、创新能力和聪明才智的发挥,极不利于民族的健康发展。
二
民族主义最强调华夷之辨。殊不知,民族主义正是夷狄的标配。
纳粹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大日本主义,洪杨帮、义和团都是汉族主义奠基的,统统都是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轻则夷狄化,重则禽兽化,殆无疑义,这是民族主义的恶性本质所决定的。
作为中华偏统的元清,分别有浓重的蒙古主义和满族主义色彩。这两朝之所以不能完全儒化而成为正统,民族主义就是主因。
民国之所以不能中华化,不能开创出中华文明新一轮的辉煌,反而内忧外患深重而迅速败退台湾偏安一隅,民族主义是一大要因。虽然蒋君努力将其架空虚置并作各种独特解释,毕竟其名高踞宪位,名不正,一切难办也。
历代儒家,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以民族主义自命者;历代儒家政治,无论平叛剿匪御敌御寇改良革命,都不允许民族主义化本位化。即使面对民族主义势力自下而上的造反,或者自外而内的侵犯,儒家政府也绝不会以民族主义对付之。
这是王道原则的限制。别人民族主义不是自己也搞民族主义的理由。无论别人怎么坏,自己不能坏;无论别人如何,我有一定之道;无论别人怎样千变万化,怎样夷狄化禽兽化妖魔化,我有中道的正正之旗,王道的堂堂之阵!
有个披着儒皮的汉族主义分子言“民族主义还是多对内说”云。可见其人也知道,民族主义上不了国际台面,只能内部说。但那样做却是把国际社会和所有国家当傻子了。信息时代,对内说与对外说无别。除非这个“内”限于一小撮,或许可以隐瞒遮掩一阵子。难道将族主义限于一小撮,小圈子里相互打鸡血?
民族主义分子喜欢将民族思想等同于民族主义。殊不知,儒家思想丰厚富饶,岂止有民族思想,更有家庭思想,家族思想,社会思想,国家天下思想,还有格物致知思想,利用厚生思想,忠君爱国思想,差等平等思想,杀身舍生思想,义刑义杀义战思想,等等等等。焉能一一主义起来?
可见,民族思想与民族主义是两回事。将反对民族主义等同于反对民族思想和不知爱护民族,纯属民族主义者狡辩的话术,巧言令色,自欺欺人。
民族主义爱讲爱有差等,其实这是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无关。爱有差等,即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爱物,落实于政治,即五服制,“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帮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国语》)
这是民族主义思想所不具备的。民族主义把民族放在第一位,从根本上取消了对父母亲人和民众个体的爱,取消了人民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以族类作为判断华夷和正邪善恶的最高标准,又从根本上架空了仁义原则和标准。所以,无论民族主义者如何巧言如簧,改变不了民族主义反儒反常反道德的本质。
周应之同仁言:“顺小人之理而大言之,必至荒谬;顺君子之理而大言之,必见光明。”然哉,可称为应之律。很多伪理歪理、邪知邪见都有这个特点: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似乎也没大错,但经不起推敲和推衍,更经不起实践,个人实践之,德智必出大问题;政治实践之,社会必出大问题。
有微友说:“凡论事,必先强调正统,然后辨别华夷;凡论学,必先强调道统,然后辨别异端。”说得好,特补充如下:凡论政,必先强调正统,然后辨别华夷;凡论事,必先强调正义,然后辨别正邪;凡论理,必先强调真理,然后辨别真伪;凡论人,必先强调道德,然后辨别大小优劣君子小人。
汉族主义不明中华正统,不明正义正理、道德真理,焉能辨别华夷哉。
三
有自由派朋友认为,华夷之辨正是儒学难以适应当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是误以为华夷之辨是辨族别了。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在现代可以分为八个方面如下:
信儒为华,信邪为夷;儒政为华,反儒为夷;礼制为华,非礼为夷;民本为华,党本为夷;自由为华,奴役为夷;人权为华,极权为夷;正义为华,邪恶为夷;仁爱为华,暴虐为夷。
说明两点。其一、上述某些说法并不准确,只是方便而言。严格地讲,邪恶、党本、极权、奴役之类比夷狄更坏。称之为夷狄,历代夷狄有知,都会起而反对。
其二、说华代表文明,特指中华文明。然中西文明具有相通性,中华五常道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五常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具有相通性,故不矛盾。
关于“信儒为华,信邪为夷”,有自由派厅友责问:“我不信儒,我就不是华了?我就不是中国人了?我就是夷了?”
答:在政治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儒家政治是中华文明的支柱,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任何政权、政府,如果不信奉儒家,不将儒家道统置于政统之上,就非中华,不能代表中华。至于个人,信邪就成了邪教徒,称为夷狄都是抬举,当然不配为中华人了。
注意,汉族主义喜谈华夷之辨,其实不明华夷之辨的正义,歪曲、混淆甚至颠倒华夷标准,堕为夷狄而不自知。汉族主义更不知华夷之辨只是《春秋》义理之一,华夷之辨之外或之上,更有是非、善恶、正邪、华夷、圣贼之辨。
《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才是《春秋》大义、王道大义的核心。
人禽之辨是华夷之辨的关键。夷狄无文化不文明,仍属人类,禽兽则非人矣。陈颐先生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可见华夷之辨须以辨人禽为先。极权时代,很多人虽有人形实无人味,纯属人形兽人形魔,辨人禽更是当务之急。
从容厅友说得好:“慢谈江山一统,先辨人禽两路。”东海学舌曰,慢谈华夷之辨,先明人禽之别。在国家监狱化、社会丛林化、人民牛马化、权力豺狼化的极权时代,比华夷之辨更重要的是正邪之辨和人禽之辨。
或说,你严厉批判民族主义,尽管言之有理,但难免得罪很多人,包括泛蓝和汉圈,不利于团结,造成儒家孤立云。(大意)东海答:政治自有大义,要讲道理,团结要有共识。指导思想悖道非理是政治大忌,缺乏基本共识的团结没有意义。
儒家代表中国未来,必须坚持原则,不能拿原则做人情,不能牺牲原则谋求其它。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能者不必强求也。同时有必要提醒各种民族主义群体,坚持错误的思想导向,无异于自缚手脚,自树众敌,自绝于儒家和未来!
学术是要负大责任的。道德性学术,是生命之学,要为自己和信奉者的性命负责;政治性学术,是社会之学,要为家国天下和万世苍生负责。是真理正义,就必须坚持到底;对邪见谬论,就必须严肃批判。儒学集道德性政治性于一体,更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最来不得丝毫偏差,最不能够丝毫苟且和乡愿。有诗自题:
夜长百载觉来迟,一杖纵横破万疑。
神挡诛神佛诛佛,谁知东海大慈悲!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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