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孔教与文化软实力战略

作者：尔雅台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一、政教分离是现代性的治理原則

今人理解的政教分离，指的是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这尤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国会不得制订关于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之法律为典范。

然而，这里隐含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即其所指的"宗教"究竟为何物？由是也引发了吾人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而近代以前吾人则从无此纠结。

大致说来，我们今天讨论"宗教"，往往涉及二个维度：其一，是信仰维度，关涉一套通达天地的信仰谱系；其二，是组织维度，关涉信仰传播和民众教化的组织方式。

从信仰维度来看，又可以区分出神道设教和人道设教二种方式，传统宗教以神道设教为主，独儒家例外乃人道设教。

从组织维度来看，亦有三种形式：一是大集权的教团组织，如教会；二是分散的教团组织，如佛教；三是没有专属教团组织，而是附着在其他社会组织之上，以一种弥散的方式传播和教化，传统儒家就是这个特征。

因此，综合起来看，我们所争论的"宗教"，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一神教，主要是传统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皆是神道设教，同时又具有大集权的教团组织。

第二类是平民教，它们虽也是神道设教，但教团组织扁平而分散，比较平民化。我国的佛教、道教，西人的新教，都是这个特点。

第三类是人文教，是以人道设教，而且没有专属教团组织。传统儒家以及今天西方的人文主义都是这个特征。

显而易见，按照传统的宗教观，只有前二类以神道设教且又有专属教团组织，才被视为宗教。美国宪法规定的禁立国教与宗教自由的政策，其所谓的宗教因此无疑是指一神教和平民教这二类传统宗教。

按照这种狭义的传统宗教观，人文教不在其列，故儒家、以及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显然不是宗教。

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中则进一步扩大了视野，把宗教视为"建立在超人类秩序之上的规范及价值系统"。如此一来，西方自由主义者讲的人权，其实也是宗教。因此，在赫拉利看来，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是以人道设教而确立了人文主义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

既然人文主义是宗教，儒家当然也是。这是一种广义的宗教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教分离，其本质是一种宗教轮替，是以人文主义宗教取代传统宗教而成为了国教。

人文主义宗教没有专属教团组织，这与儒家很相似。然更为类似的，是人文主义所确立的宪政治理原则，与儒家的道统观一脉相承。比如，欧美自由主义发展出来的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正确，显然就有一种约束政治的道统意味。反过来说，董仲舒通过"屈君伸天"所开创的道统尊于政统的治理原则，其实质就是一种宪政。

然而，西人传统宗教，由于其过于强势介入乃至包办了政治，无法实现道统与政统之间的这种平衡与张力，最终导致反弹使其与政治彻底隔离，并发展出人文宗教来提供宪政支撑。

因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不得确立传统宗教为国教的原则，其实质是保障人文主义的国教地位。

而其关于保障信教自由的原则，则更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西人正是通过宗教改革确立了新教这种平民宗教，来与天主教竞争，才最终将传统宗教彻底驱逐出政治领域，继续维持二者之间的合理竞争，显然有利于拱卫人文国教；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宗教是一种薄的教化，它尊重每个人的内心，却无法对治物欲肆虐，故而需要依托传统宗教成熟而精致的教化力量来辅助社会治理。

这与儒家长期依赖佛教和道教的民间教化来作补充治理异曲同工。

在某种意义上，西人的政教分离运动几乎是在向儒家传统看齐。儒家社会向来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治理格局，它以儒家文教作为政治指针，以佛教、道教二种民间宗教作为补充教化。

而西人政教分离的后果，一方面是确立了人文主义国教，以提供更好的宪政治理；另一方面则是本于宗教自由的原则，在天主教和新教等传统宗教之间建立一种民间教化的平衡。

因此，所谓政教分离，并非是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简单切割，而是形成了"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现代性治理和教化格局。这便是政教分离的要义所在。

二、重建儒教应该全力着眼于下行路线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传统儒家与现代性之间确乎有着可通约的治理与教化框架。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是现代性的。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更值得认真对待。否则，就不会有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世纪争论了。

这个争论，实质上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争论，是近代以降，在"古今中西"的内在紧张中涌现出来的问题。

康有为学贯中西，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困局，故倡"孔教论"以应之。但是，康氏的孔教构想，显然是一个逆时潮的畸形儿，它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现代性教化与治理格局背道而驰。

康有为无疑是受了基督教之激荡，他的孔教构想显然是在模仿基督教的教阶体系。既如此，在一个现代性的时潮中，这应该是类似西人新教一样，立足于民间的宗教教化。但康有为是一个政治人物，其一生之志业皆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很显然，康与张之洞这类传统士大夫不同，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保教明纲之努力，依然遵循着传统儒家的道统脉络。但康俨然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客，其立孔教为国教的核心诉求，以及国教运动与帝制复辟势力的纠扯，既伤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儒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为五四打倒"孔家店"奠定了佐证。

蒋庆洞察到了这一点，故提出了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他称之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

所谓上行路线，是指董仲舒"复古更化"的传统路线。换而言之，也即是在政治上恢复道统。同时，根据时为大的原则，因应时代采取一种变通的"下行路线"，即走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

这就回到了"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治理与教化格局之中。从而，把康有为教会化的孔教构想圈定于民间，消解了其逆时潮的国教冲动。由是，康有为的孔教构想便又有了大放异彩的可能。

为什么需要一个民间的孔教？盖在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秩序变革过程中，文教宪政有一种"薄"的教化趋势。比如，欧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文教，就是一种"薄"的教化，它仅仅只是立足于"政治社会"的秩序构建，而民间"自治社会"的教化则主要交给了传统宗教。

我们今天的党国政制，显然深受这种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导致传统的教典与礼典退出了国家治理谱系。其后果，便是教化退化为单纯的教育。如果不立民间的孔教来及时填补，会导致教化真空，导致社会的空心化。

传统上，儒家乃是一种"厚"的教化，它通过教典与礼典，直接从上到下把"政治社会"与"自治社会"垂直贯通。

教典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养民以教，故它是以"掌土地之宜，居民制产"为基础来立教的。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此十二教，要之皆以安民为主。

礼典则宗天地之序，礼者，履也，示以吉、凶、宾、军、嘉，导民以行。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其要，在天神、地示、人鬼之祭享。盖王者顧諟天命，生成养教，当上合天心，祭之以天，事天如事亲也。天地无言无为，当司天地之功用于神祇，故祭山川社稷，以示品物流行。人鬼则己之祖先，以及先代圣贤，民之祖考，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故特以三者明礼之大矣。

显而易见，自秦汉以来，《周礼》所设之官职虽变化甚大，但以教典、礼典垂直上下的"厚"教化之格局则一任如故。吾人家国天下一体，其治天下之六典丝丝相扣，甚是精巧和精致。

传统儒家虽无基督教严格的俨然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教阶体系，但其本于三纲六纪，托以治天下之六目，于百姓日用之间导其所道，其教化之功丝毫不亚于基督教。

问题出在近代以降，从旧中体到新中体所发生的根本性的秩序变革上。旧的纲纪已逐次解体，新的纲纪则仍有一个成形、成熟的过程。

此种情形下，如果仍然秉承儒家"厚"的教化传统，通过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恢复教典与礼典，重新自上而下打通"政治社会"与"自治社会"，显然甚为困难。

盖传统社会以单一的"家庭"为乾元，"政治社会"与"自治社会"之间有一种简单直接的结构映射，而现代社会的乾元是基于"企业-家庭"的双重结构，"政治社会"与"自治社会"之间需要保持一种更为松散和灵活的结构关联。

或许说，即便如此，民间来个中西合璧，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教化之力便可，何须再立一个孔教？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幼稚病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文化裂痕导致的宗教战争，历史上比比皆是，形成所谓的教化合力谈何容易！

西人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文教，多个宗教"的现代性治理和教化格局，乃在于其人文主义、新教、以及革新了的落于民间的天主教，其实皆源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这是其能形成教化合力的关键。

吾人长期浸泡于儒家教化，即便在近代中国，文化的花果日益飘零，儒门日益淡薄，但依然"游魂不散"。即使自觉视儒家为安顿生命、润泽生命之精神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内心秩序、良知构成中，儒家的许多理念与精神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由于儒家的理念与精神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仍然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顺势向上一机，通过建立立足于民间教化的孔教，接盘已从国家治理谱系中失落的教典与礼典，对于整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谱系，重建工业时代的礼乐文明，必然大有裨益。

三、全球性的孔教及其建制化普世化方向

当然，孔教会无疑是一种新时代下的制度设置。故今天建设孔教，事繁纷杂，要做的事要考虑的事都很多。下面择其要讨论四个方面：

其一，立教原则。有三条基本原则：

1，民间立场，文化立场，与政制无关，与政治保持距离；

2，参照传统宗教的教团组织，形成民间建制化的教化力量；

3，以儒家六经为经典，以孔庙文庙为依托，实行礼乐教化。

其二，政府支持。原则上讲，孔教会是独立的民间教会，在宗教自由原则下自行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在初创期需要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

就当下而言，亟待政府解决的几件大事如下：

1，设立曲阜文化特区，特区财政归孔教会总会；

2，迎回衍圣公，担任孔教会总会终身大司徒；

3，财政拨款在各地建孔庙文庙，财产归当地孔教会。

其三，教会组织。康有为的孔教构想受天主教集权化教阶的影响，有逆时潮的冲动。实际上，从现代传教的方式发展来看，倒是新教的教化方式，或者结合佛教的方式，更适合今天的发展。

大体说来，孔教教会组织分二种：孔教总会与地方孔教会。孔教总会只能有一个，位于曲阜圣城，由衍圣公主持。孔教总会共设立15名大司徒为最高教会机构，除衍圣公是终身任职并嫡长继承外，其余14名大司徒由全球司徒大会选举产生，任期15年，只能连任一届。

地方孔教会则可以遍布海内外。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总会直辖方式，即人事、财务皆归总会节制；另一种是册封方式，这尤其适合国外设立的孔教会，其人事、财务皆自主，教务自治，只需到曲阜总会册封即可。

其四，教化方式。首先，需要厘定教典、礼典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二分。比如，教典，其基本原则是养民以教，是以"掌土地之宜，居民制产"为基础来立教的。但今天，经济治理交由国家，教化之事则可依赖孔教。礼典也是如此。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祭天、祭山川社稷、祭先烈与先贤等。而比如婚礼、祭祖皆民间之事，于国家无涉。除了相关国家领导人，丧葬之事显然也是民间之事，而与国家无涉。这些都落于孔教来接盘。

其次，是要立于孔庙，作为宗教公共活动场所。按蒋庆的设想，其功能有五：

1、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即报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之恩、报国家建立稳定和谐秩序之恩、报祖宗赐予国族生命与个体生命之恩、报历代圣贤教化文明之恩；

2、定期讲经讲道（讲《四书》《五经》、讲尧舜孔孟之道）；

3、解答信众关于孔教信仰的疑惑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4、信众举行公共祈祷、相互交流信仰心得与相互印证信教体会（团契）；

5、举行各种孔教礼仪活动，如举行出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归宗礼并聚听"雅乐"及合唱《雅》《颂》圣诗等 。

再次，由此逐步发展出整全的民间教化形态。如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与社区自治（礼俗乡约）、慈善事业、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等等。还包括比如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制定并主持各种民间祭祀礼仪等 等，以及开展"全民读经"运动，尤其是致力于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形成民间的士人共同体等等。

总之，民间孔教事业，起于儒家教化既衰之后，任重道远，事繁必艰，故必须通过"孔教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力量来承担。由是，正如蒋庆指出的，中国将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模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