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铁骑】驳董建林《是谁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一文

栏目:曲阜建耶教堂暨十学者《意见书》
发布时间:2011-01-2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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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铁骑

作者简介:孙铁骑,男,西历 一九七三年生,辽宁铁岭人。2006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11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2012——2014年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教于白城师范学院政法学院。版专著:《内道外儒:鞠曦思想述要》《生活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在《哲学动态》《江汉论坛》《甘肃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驳董建林《是谁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一文
作者:孙铁骑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博士、吉林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
来源:作者赐稿



董建林,网传身份为西安市某主教,于《儒家邮报》147期发表了一篇短文《是谁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下称“董文”),以基督教“愤青”的口吻对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的反对者及儒家进行了狂热的攻击,并捎带着对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侧面抵毁。马克思批判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1],“鸦片”的麻醉使这篇短短的文章显得逻辑混乱,毫无章法,但却充满了对基督的狂热与对儒者、儒家及非基督徒的鄙视与仇恨,表达着董主教个人信仰的非理性。由于董文逻辑不清,语意零乱,无法以一贯逻辑进行反驳,故本文将董文原文按序分解,分别反驳。下面从序号1-12引用的“董文说”合在一起即为董文原文。

1.董文说:“最近一些儒家愤青联名反对基督教曲阜教会在建的一座教堂,理由之荒唐、立论之霸道,给人感觉不是文质彬彬书生的讨论,倒像是一帮磨刀霍霍的杀手在呐喊!他们公然抛开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原则,要学习董仲舒祭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棍!”

且不言董建林以“愤青”口吻将联名的“十学者”称为“愤青”是否恰当,既然董说十学者“理由荒唐”、“立论霸道”,“像一帮磨刀霍霍的杀手在呐喊”,那就应当拿出证据,“荒唐”在哪里,“霸道”在哪里,“磨刀霍霍”又在哪里。儒者的声音是反对“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而不是反对“在所有地方”修建基督教堂,中国大地上已经建立了那么多基督教堂,儒者反对过吗?儒者反对得了吗?有人“公然抛开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原则”吗?那董建林主教应当去法院告他呀!别说是儒者,就是共产党员,就是政府官员,你也可以告他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啊!有法律保护你,这么有理的事你都不做,为什么在这里“怨天尤人”呢?有人逼迫你董主教不要去信仰基督吗?如此逻辑混乱的话语当真是“荒唐”,当真是“霸道”,已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真有种“八国联军”对待清政府的味道,让人心里不由升起一种受辱后的愤怒感。

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语,更是荒唐之极,董文标题即为《是谁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儒家即已衰败,何来“独尊”之说?十学者只是在捍卫儒家文化的文化遗存免被破坏而已,就遭到了基督主教如此巨大的棒子,真是高抬了当代儒者的“雄心”。当今之世,恐怕是“百家可尊,独黜儒术”吧!

2.董文说:“看了很多的儒家学者的论文,发现一个基本的混乱,就是很少有人讨论儒家文化衰落的自身原因,更没有人讨论谁是儒家的敌人!”

不知道董建林真的看了多少“儒家学者的论文”,得出“很少有人讨论儒家文化衰落的自身原因”的结论,如此武断的结论证明了他的无知与浅薄。“儒家文化衰落的自身原因”已经被讨论得太多了,正是中国人给儒家文化找到了太多应当衰落的原因才把儒家抛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终于找到了根本原因,不是儒家文化有问题,而是中国人有问题,是中国人误读、误用了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要觉醒了。

但儒家文化没有寻找过谁是自己文化的敌人,因为儒家是化成天下的学问,“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2],有来学,无往教,不是强制推行自己的思想,最终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3],所以儒家没有要主动攻击的敌人,但却可能有天生对谁都具有恶意的“敌人”,故“儒家的敌人”这种说法只能来自董建林的基督教思维。

3. 董文说:“本人曾因以基督徒身份,受聘某国立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给基督教文化专业研究生班讲授“基督教思想史”(这个研究生班是当地基督教协会与大学合作的产物),被一些“儒家”,以在大学校园传播基督教的名义告到教育部等部门,给大学校方带来很多无端的麻烦。此一事件,已让我对很多儒家学者失去基本的尊重了。”

不知道董主教在哪所神学院毕业,或对基督教做过多少高深的专业研究,能够有资格给某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上“基督教思想史”。就职称来说,主教并不是教授,当无权在大学授课,更无权在大学传教。如果董主教有授课资格且从事正常规范的授课行为,当无人可以阻止。但我国法律禁止在学校传教,研究生教育也有相关法制规定,如果董建林的行为是正常授课而不是传教,自当不会因为“一些儒家”“告到教育部等部门”而“被停课”,“给大学校方带来很多无端的麻烦”。所以这些麻烦决不会是“无端的”,如果是“无端的”,教育部门当支持“董教授”的正常教学,而既然教育部门阻止了你的行为,就反证了你在学校从事了违法的传教活动。

4. 董文说:“授课被停事小,但此过程中,一些儒生的言语行为和近乎文化法西斯手段,让我充分领略了儒家个别儒生的“文明与礼貌”水平,逼得我写了一篇“对儒家文化的神学批判”的文章,诚心告诉某些儒生,作为农业文明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的工业化和国际化的时代中,作为文化遗产可以续存,但主导中原难再,其衰亡的必然命运,是谁也挽救不了的。”

“文化法西斯手段”就是指“儒家个别儒生”反对你在某师大授课吗?如果你只在教堂传教,而没有到大学校园违法传教,会有“个别儒生”的反对吗?这种反对“无端的”就能有效吗?如果反对违法传教的儒者是文化的“法西斯”,那么反对你违法传教的国家法律就该是法律的“法西斯”吧?“个别儒生”的“文明与礼貌”就应当是纵容你违法传教吗?基督教主教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但这种反对足以刺激起董建林对儒家文化的愤怒,“逼得”他写了篇文章《对儒家文化的神学批判》[4],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与对基督教的迷信不值评述,仅就他此处断言儒家文化“衰亡的必然命运,是谁也挽救不了的”加以反驳。且不说董主教有何高深学识与资格可以宣判儒家的灭亡,他可以看一看罗素如何把世界的希望寄托给儒家。单从学理上说,儒家文化不是等待“谁”去拯救,而是儒家文化在拯救天下人,儒者不否认儒家文化或许会有“衰亡的必然命运”,但那同时也就是人类“衰亡的必然命运”,儒者是为了拯救人类的命运而拯救儒家文化。而西方的尼采早已喊出“上帝死了”,那并不是说基督教就要灭亡了,而是说上帝拯救不了董建林一样的西方人,所以尼采呼唤的是“超人”,而尼采的“超人”似乎比不过儒家的“圣人”,因为“超人”从来就不存在,尼采也不是超人,而是变成了“疯子”,而儒家的圣人孔子却真实地存在过,影响了中国二千年。

5.董文说:“可悲的是,而今一些儒家儒生错误选择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敌人,将儒家的衰落归结于基督教兴盛,以侮辱的口吻将基督教戏称“耶教”,最近又大肆喧嚣攻击阻止山东曲阜基督教堂的建设!凡此种种,不禁让我对某些可怜兮兮的儒生生出一些怜悯的情怀,想告诉他们,“你们找错了敌人!”

 董建林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些儒家儒生错误选择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敌人,将儒家的衰落归结于基督教的兴盛”。这是一个宗教狂热者的基督教梦语,真是抬高了基督教的位置。基督教具有使儒家衰落的理论品质与精神境界吗?基督教自唐朝就进入中国,从未被中国人所接受,即使在清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基督教除了在政治上可以指手划脚,何曾拥有过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何曾击败过儒家文化?如果儒家文化不是被中国人的新文化运动自我绞杀,会有基督教今天在中国的狂妄吗?所以董建林不要产生错觉,以为是基督教文化打败了儒家文化,即使在儒家文化衰微不振的情况下,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基督教在中国“兴盛”过吗?显然是董建林自己要把“儒家的衰落归结于基督教的兴盛”,以抬高基督教的优越性。但儒家虽然衰微不振,但还不屑于把自我衰落的原因归结于基督教的“兴盛”,儒家的衰落原于中国人的无知,中国人的觉醒之时就是儒家的复兴之日,故不必由一位基督的主教来指点迷津。

而依董建林之意,既然儒生“找错了敌人”,那么儒家就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是谁呢?董建林在下文中似乎给出了一个隐晦的答案,那就是董建林所言的“不要忘了,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自命是秦始皇+马克斯,正是企图在中国消灭儒家的急先锋”。

而前文已述,儒家没有主动要寻找的敌人,董建林应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竖立起了一座高大的孔子像,而基督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

6. 董文说:“几千年来,基督教从来不妥协地认定(徒 4:12)‘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其他任何的宗教与人的学说,尽管可以借着普遍启示的亮光,给人类一些帮助和进步,但在拯救罪人脱离自我中心、自以为神的罪恶本性方面,毫无用处,当然也包括儒家的学说在内。但基督教不屑与任何人的学问和宗教为敌,受造之物的学说和宗教,怎能有资格与创造之神及其真理坐而论道呢?”

引用一位西方人的话来回答董主教这位中国人对“基督教从来不妥协地认定”吧,彼脱拉克:“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5]西方人早已不再相信自己的原罪而去求取“凡人的幸福”的时候,董主教却代表着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罪恶本性”而去寻求上帝的拯救了。

既然“基督教不屑与任何人的学问和宗教为敌”,基督教历史上为什么会发动“十字军东征”?为什么会有“巴比伦之囚”?为什么会烧死布鲁诺?为什么要设立“宗教裁判所”?为什么杀害无数的异教徒?而今天的董主教为什么不允许儒者反对在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

基督教的“创造之神及其真理”是谁认定的?难道基督教不是“受造之物的学说和宗教”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寻求人的理解吗?基督教堂应当由上帝直接空降入孔子故里,这样才不是“受造之物”啊,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啊。

7.董文说:“个人的自以为神,政党的自以为神,民族的自以为神,国家的自以为神,主义的自以为神,是人类自我中心本性的必然结果,所以人类因陷入不断地敌对和纷争战争之中。

把董建林一系列“自以为神”的排比对应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就可以作如下解读:“个人”是中国人,“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是中华民族,“国家”是中国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如此可以把董文“翻译”为:“中国人的自以神,中国共产党的自以为神,中华民族的自以为神,中国政府的自以为神,马克思主义的自以为神,是人类自我中心本性的必然结果”,从而成为使人类“陷入不断地敌对和纷争战争之中”的原因。那么基督难道不是“自以为神”吗?他又是凭什么“自以为神”的呢?上帝又凭什么“自以为神”的呢?基督教不是最大的“自以为神”吗?基督这个最大的“自以为神”不是基督徒“自我中心本性”的结果吗?不是使人类“陷入不断地敌对和纷争战争之中”的原因吗?基督告诉董主教只管指责别人而不必反省自己吗?

8,董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儒生想自以为王!……毛泽东批林批孔,因为‘儒生’想自以为天,当今天朝打压儒家,因为儒生想以儒代党……。”

此处已是胡言乱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是“儒生想自以为王”吗?恐怕连秦始皇自己都没有想到过这个罪名,读《史记》中李斯之言,“焚书”乃因“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6]。“坑儒”则是因为方士卢生等人为秦始皇求仙药之时秘谋偷逃而起,被坑者主要是方士而不皆是儒生。无论如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都不是“儒生想自以为王”,此显然为董主教所杜撰。

而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时候中国有“儒生”吗?中国连“儒生”都没有,又何来“儒生想自以为天”呢?

董文又言“当今天朝打压儒家”的语意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正在打压儒家,这分明是对党和政府的污蔑,董主教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竖立起一座高大的孔子像吗?信仰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应当打压的该不是同样不信神的儒家吧!而“以儒代党”之说更是血口喷人了,儒家是一种文化,不是一个党派,挑动这种“儒党之争”只是董主教内心渴望出现,可以让基督教“渔翁得利”的景象罢了。 

董文全篇几乎都在这种想像与杜撰之中,混乱之极,如此文章哪里还是文章。

9.董文说:“唯有耶稣基督教导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

基督总是这么霸道,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儒家没有让人舍弃自己跟从孔子走,共产党也没有让人舍弃自己跟从马克思走,儒家与马克思都是“让人更成为人”,只有基督才让人“舍己”,这是基督的伟大呢?还是他的非人性呢?难怪同是西方人的马克思对基督恨之入骨。

“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这句话早在基督出生前几百年孔子就说过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不只如此,孔子还说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8],正好送给基督教导出来的董主教。

10.董文说:“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科学的真理,也有关乎生命的绝对真理,握有绝对真理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人!请问儒家愤青,既然你们自认为握有绝对真理,何不放马中国一搏,靠自己的实力争取中国文化的领导地位,在曲阜建立世界第一高大的孔子学院,大可不必哭哭啼啼乞求共产党的政府为自己争取特殊地位!不要忘了,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自命是秦始皇+马克斯,正是企图在中国消灭儒家的急先锋。

首先说儒家求取的是生命之道,“朝闻道,夕死可也”[9],而不是董建林所谓的“绝对真理”,所以就不存在“自认为握有绝对真理”的问题,更不存在“放马中国一搏”的问题,这种语言只有充满仇恨意识的基督教才会有。

至于建立孔子学院恰是政府求借于儒家向海外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是儒家求借于政府去“为自己争取特殊地位”,董建林如此言说的语言中已经带有恶意的忌妒在里面了。儒家只是为了化成天下,自然获得了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领导地位,而不是为了“争取中国文化的领导地位”而去化成天下,如果基督教文化真能救中国,儒家会对基督感激涕零,但上帝在西方已经死了,西方人的基督拯救不了西方人,难道能拯救中国人吗?儒家又怎能不负责任的对基督报有希望呢?在儒家的眼里,不是儒家瞧不起基督,而是基督不够好。

至于董建林说:“不要忘了,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自命是秦始皇+马克斯,正是企图在中国消灭儒家的急先锋。”这已经是带有政治恶意的挑拨了,而董主教似乎具有某种不满,但本文止于文化,而不想扩大到政治,故不再回应。

11.董文说:“纵观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殉道的历史,正是众多基督徒坚持信仰、以生命捍卫和见证救恩真理,才使得基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为基督教真理甘愿舍命的人,几千年来前赴后继、络绎不绝,在今天的世界的很多地方,每天还有众多的基督徒为坚持信仰真理而殉道!上帝真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基督徒舍己舍命活出真理,才是基督教生生不息的根源。”

基督教的殉道史正是基督教的丑恶史,多少美好的生命丧失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下,这正是马克思激烈批判基督教的地方,正是基督教的非理性与非人性所在,董建林却把它提出来大大歌颂一番,真是是非颠倒,黑白不明了。儒家之道是让人来“弘”的,而不是让人来“殉”的。任何否定生命的宗教,让人去为之而死的宗教都只能是邪教。如果“在今天的世界的很多地方,每天还有众多的基督徒为坚持信仰真理而殉道!”那么我要说,基督教真是一个可怕的宗教。我希望董建林主教言说的不是基督教的事实。

12. 董文说:“请问儒家的愤青们,你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散尽家产、复兴儒家,甚至为你们的所谓的儒家真理殉道吗?如果你们有这样精神,儒家又怎能衰微呢?既然你们认定儒家是绝对真理,难道你不值得你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加以捍卫吗?你们这些签名的儒家如果愿意卖家产、付出生命代价,我想你们一定能在曲阜建设一座超过基督教堂的孔庙,若有如此破釜沉舟的精神,何愁儒家不复兴呢?

儒者在儒家生命中获得的是生命的滋养,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开花,而不是董建林血淋淋表达的“抛头颅、洒热血、散尽家产”,“甚至为儒家真理殉道”。在董建林狭隘的基督教思维中,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散尽家产”,只有“殉道”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享受着自我生命的成长,体悟着自我生命之道的儒家和儒者就不是真正的信仰。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充分证明基督教的本质捍卫的不是真正的生命,而是虚幻的上帝,而没有生命又何来对上帝的信仰?儒家的本质则捍卫的不是信仰而是生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0]用俑殉葬都受到孔子的痛责,何况人乎?儒家的“真理”,儒家的生命之道是让人珍爱自己的生命,光大自己的生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儒家与基督教的本质区别,也是基督教在历史上无法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儒家的复兴并不是依靠“在曲阜建设一座超过基督教堂的孔庙”,曲阜已经有一座孔庙了,所以儒者才不允许基督教堂盖在附近来亵渎孔庙的神圣,董建林显然是怨气之语,毫无理性可言。“儒家的愤青们”正在做的是把孔庙修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之中,立在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之中。

董建林显然太狭隘了,再盖十座孔庙也并不能代表儒者所追求的儒家复兴,同样,在孔子故里盖一座多高的基督教堂也不代表基督教已经胜利,儒者是“反对”在孔子故里盖教堂,而不“害怕”在孔子故里盖教堂,儒家会怕一个在西方已经死去的假神吗?你没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吗?他怎么不是基督呢?这是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天命,无法改变,儒家文化必然复兴,这是儒家文化的品质决定的,世界如果不想毁灭也最终要求教于儒家,这根本不取决于基督教如何。相反,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却取决于儒家的如何,当儒家复兴之日,基督教在中国的回光反照就要结束了,所以董建林主教才如此害怕和激动。

13.董文最后说:“但愿‘坐而论道百无一用是儒生’的论调,能被你们现代儒生用行动推翻!”

这句虚假的“但愿”不会是“但愿”,而是会变成现实,且“坐而论道百无一用是儒生”一语本来就是个假命题,中国近代以前的辉煌能缺少儒生的支撑吗?而中华民族自救图强的动力难道不是来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儒家精神吗?当代中国又有多少反对儒家的人在不自知地运用着儒家的精神呢?

中国人最终只能是儒家!董主教大可不必激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论语•季氏》
[3]《论语•公冶长》
[4] 对儒家文化的神学批判
http://www.cnwxw.com/xiandaiwenxue/wenxuezhengming/2009/0228/24566.html
[5]《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1页。
[6]《秦始皇本纪》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527.htm
[7] 《论语• 雍也》
[8] 《论语•颜渊》
[9] 《论语.里仁》
[10] 《孟子•梁惠王上》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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