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中西一代豪

——悼王康君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廿七日壬戌

          耶稣2020年5月19日

惊悉王康君仙逝，不胜哀悼。

对王康不曾识面早相知而有前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会第一人会长是刘宾雁先生，王康曾是刘先生秘书。2013年5月，河南郑州朋友召集“中原论道”雅会，蒋庆、王康两位和我与会，得以相见，大慰平生。

三人就中华文化现实政治诸问题作了交流和碰撞。主办方曾根据录音整理出《儒家与当代中国—— “中原论儒”座谈会记录》发表。蒋和王，性格特征、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各不相同。与蒋庆是重逢，与王康是新识。他交游广泛言谈直爽学识渊博，对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研究精深，对苏俄帝国崩溃原因的分析甚为独到，连容貌和胡须都颇有俄味。但略微出我意料的是，他对俄罗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推崇，仍高于对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尊重，如其自己所说，是“偏右派”。

王康对红色回潮和红色帝国重现充满忧虑，我认为，局部的风险仍然存在，王康的提醒不无意义，但也毋庸过虑，现时代的国际环境、国内土壤和历史大势已经大异，已不具备极左崛起、文革再现的条件。

会议主持者邵老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儒家与各种学说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东海回答是仁本主义三观特别是世界观，与众不同。王康认为这个说法可笑，认为儒家没有世界观，但对这个话题并未展开，转而谈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西方文化阳性，中方则阴性，充满女性的特征。东海不以为然。

很遗憾会议没有完成原计划要形成的共识。要取得儒家意义上的文化共识，颇为不易，东海在交谈中提出，以儒经为中华最高经典，圣德为人类最高道德，道统为国家最高指导思想等，王康就不认可。但取得泛共识则不难，如承认儒家经典为伟大经典，儒家圣人为伟大人物，儒家道统为伟大思想等等。

郑州雅会结束，我与王康应朋友吴总之邀同游三门峡。与王康一起游玩了参观了召公祠、甘棠苑、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大坝和一位农民办的“胡耀邦纪念馆”，进一步讨论、商榷了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专门从灵宝过来的儒生格筠有一篇《写史之心》有所记录。略摘一段，可见一斑：

“在年龄上，王康先生长东海师十余年。东海师是儒者，王康先生通达中华传统文化，但思想更偏向于西方；东海师同情自由人士，但认为儒家是解决中西问题的根本。王康先生质疑儒者陷于学究，不能与时俱进；东海师认为儒释道、自由民主可取长补短，与时偕宜正是儒家精神；王康先生痛斥道家误国害人，激赏基督教；王康先生自嘲是一个“流浪汉”，东海师认为儒家是天下最大最好的“家”……于是饭桌上、茶几间二人言谈不时碰撞，虽然温和，但显见存异。在动用思想时，王先生抽烟凶猛，藏否间痛快淋漓，东海师则安然小酌，静气听说，平和辩驳。当王康先生谈到，儒家应该学习西方思想，援儒入自由民主时，东海师认为，应是援西（自由民主）入儒。儒家讲究日日新又日新，不会固步自封。”

在甘棠苑，王康播放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东海以为，在国家哲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相同，都是马主义；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民族社会主义，与马主义同中有异：共和国倡导“民族劣根性”，第三帝国鼓吹“民族优越性”。日本帝国信奉中华文化，只是由于民族主义作怪而产生了变异。三种帝国类型，性质大不同，不可混也。

王康曾谈到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大意是，中国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同时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可能性，他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仍然存在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云云。

东海以为，帝国形态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如有君主制、教主制、僭主制、党主制等等区别，依据的意识形态因之有异。如秦王朝依据法家，斯毛依据马家，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依据儒家。儒家君主制，又有公天下、家天下之分，有封建制、郡县制之别。

临别前夕，王康总结说，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上，自己为偏右派，蒋庆为极端保守派，东海为中间派。他的自我定位很准确。对中华文化充满温情但偏重西方。与儒家不同，与自由派和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也喜欢他对我的定位。中者中正、中道也。然对于道统，我与蒋庆一样以“极端保守”为荣。

临别前，王康赠以书法“八风不动定如山”，融儒佛两家精神于一言，深惬我怀。

别后不久，我寄赠一副嵌名联给他：历劫更新王道梦，回天依旧老康心。王康回赠：树静风动梦如烟，祛魅复性东海情。

后来偶尔电邮联系，知悉王康已离乡去国。去年底闻其病重，电邮联系失败。前不久闻其皈依耶教，并不感到意外。我觉得在王康心目中的文化地位，道家高于儒家，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又高于中华文化，归宗耶教是迟早的事。甚感遗憾，可以理解。在我心目中，王康不是儒者，却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更是一代豪杰，值得我、值得所有有志之士尊重和怀念。谨悼以小诗曰：

辟毛破马语如刀，学富中西一代豪。 

精爽归天留我在，临风遥祭痛三号。

2020-5-18余东海于南宁

附：与王康君之通信（各一封）

東海：

此次中原得晤，某也有幾點感觸。

關於儒家義理，發抉，固守，自為儒者本份；損益，充擴，與時推移，更是儒者使命。先賢往哲所述大義精理，已賅備無遺。吾代所對，與三代孔孟不僅為古今之變，亦成天人之隔。至熊梁唐牟，則不在東西之辯，而陷西西之爭。馬列主義入主中土，雖一甲之短，卻已從政治與精神道德上征服中華。此次征服，非元蒙滿清蠻族武力征服可比，乃意識形態之征服。其中有幾點需明辯：1，歷史演變之劇烈迅猛，不可不察。蘇俄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蘇美冷戰，國共內戰、1949、1957、1966、1989至于今，中國若干事件對民族精神生命一挫再挫、一損再損宿命式變局；2，科學技術理性對東西方傳統人—神文化系統之全幅傾覆，核戰爭可能性及全球生態環境空前惡化對人類精神之整體異化；3，民族—國家主義撕裂人類，世界無政府主義流行；4，在反對納粹和共產兩大極權主義之斗爭中，西方基督教與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貢獻居功厥偉，遠在中國之上；5，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難脫干系。

港臺儒家，于花果飄零之際，全幅生命返本開新，旨在復興中華文化，遇合西方思想，進行前所未有之對話與綜攝，可稱盡性盡命。

大陸儒家，處境由艱危轉寬和，對其使命卻未能明辯，更未能篤行。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大陸儒家，其處境較包括港臺儒家的前輩儒家并非更困厄，其使命更重大，卻沒有交出應有的答卷，其澹泊迥迫不能推諉于外。實在需要自覺自省自我批判。略舉二例以參考。

1905、09年，俄國知識界“路標派”兩度自作檢討，對俄國西化派與斯拉夫派60年論爭作深刻反思，對激進思潮在俄國的得勢發出嚴肅警示，對一億俄國人將臨魔化的前景深以為憂。雖未能阻止布爾什維主義，卻在思想世界為俄國預留一份遺產，并在74年腥風血雨浩劫后為俄國保藏一片精神呼吸空間。

1960年代，第二屆梵蒂岡公會，沉痛反省基督教近2000年罪錯，承擔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強調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必須重新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大陸儒家在現代中國歷史自行缺席，罔顧億兆生民存在，自我設限自我隔絕，實行“不在場主義”，其孤苦寂寥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無論動機背景如何，中共當局從革命造反無法無天轉向“小康”、“和諧”、“以人為本”，轉向“復興中華”、“中國夢”，民間自發轉向傳統歷史文化，台灣以“中華文化領航者”自任，總是否極泰來的徵兆。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圣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重慶事件絕非“迴光返照”，而有深厚土讓與權力需求），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

鄭州論儒，本是幾人達成基本共識，值此歷史關頭發表吾人共同主張的天賜良機。令人扼腕，人不齊，心不同，徒然各執一念言不盡意，匆匆來去。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發表《就中國文化敬告世界宣言》，無論存有多少不足缺憾，畢竟山高水長，留下一陽來復信息。

此次聚首，徒剩見面之憶。遙比朱、陸“鵝湖之會”，新亞諸子之業，其心胸氣象，何以道里計。

非常之士，當邀非常之人，出非常之思，以建非常之業。天道好還，再共勉并進吧。即頌思祺！

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

                                                 王康拱手    2013,5,8    重慶

補充幾句：不瞭解東方的專制愚昧麻木，就不瞭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不瞭解西方的神圣信仰，就不瞭解東方的高明圓滿。21世紀沒有定于一尊的思想，人類還在童年時代，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

王康先生：

河南幸会，大慰平生。未能成就一定共识，虽然遗憾，却也无奈，人不齊心不同，乃机缘未熟也。

赞同此说：“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圣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然也有些异议。

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当然“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却与“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无干系。恰恰相反，是“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被打倒，才让马列主义如入无人之地，直到鸠占鹊巢。对于被缴了械甚至捆住了手脚者，吾不忍指责其不抵抗也。

俄國知識界“路標派”的自我檢討，基督教第二屆梵蒂岡公會对近2000年罪錯的沉痛反省，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责任感，当然值得敬佩。但这种“自覺自省自我批判”是他们应该的，与儒家没有可比性。

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儒家经典义理高度正确，不需要重審；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儒家文化则缔造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有功无过。历史当然有各种阴暗面，但不是儒家造成的。儒家始终以张载“四为”精神“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这句话其实无意中提示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重大缺陷。驅逐馬列回歸孔子之后，还要“阻止世界毀滅”，试问：毀滅世界的危险来自何方？

叨在相知，冒昧直言，乞谅。一些以后有机会再论，姑且求同存异吧。

大函言“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似未轉。故东海复函亦仅呈先生一人。

东海顿首2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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