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视野

作者：李长春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稣2019年12月18日

“启示与理性”编者按：2012年10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开设“启示与理性”栏目，邀请张志扬教授主持。该栏目每年三期，根据主题分为“中西方古典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大专题。2019年第1期“中学专题”，“启示与理性”栏目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组稿并撰写了导语。感谢作者授权本公号推送。

2019年第1期“启示与理性”栏目目录

李长春（中山大学）：《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视野》

黄   铭（重庆大学）：《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远近内外”为中心》

谷继明（同济大学）：《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马永康（中山大学）：《显微镜、望远镜与康有为的悟道》

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无疑应该是“经学”。

经学之“经”，既是“经典”之“经”（典册），亦是“经常”之“经”（常道）。作为“典册”的“经”，是各种古典学术类型、知识类型和思想类型展开的基础；作为“常道”的“经”，则构成了吾人精神生命的基本样式，它不断地展开为吾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图景。“史”之原意，本为对于典册的掌管和使用。因而古典史学，自其诞生之日，即与典册（经）密不可分。既为对于典册（经）的掌管，则其用意不惟在保存记载于典册（经）中的史事，更应在守护贯穿于史事之中的常道（“天道”）；既为对于典册的使用，则其功能不惟在为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提供借鉴，更应在昭示内在于人事之中并且借助于人事不断展开的天道。即此可见，在古典文明的整体之中，在经史之学的共同起源之处，“经”近“体”而“史”似“用”。

实斋以为六经皆史，皆先王政典，后世多有误解。依实斋之意，六经记载三代以上先王政教，就其为先王政教之“实迹”而言，它当然是“史”；然而，三代以上政教合一之“史”乃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就其高于此后一切历史并为此后一切历史垂范而言，它更是“经”。史迁尝言：“夫学者载藉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可见古人不是依据学者之载藉（史）来判定六艺（经）是否可靠，而是以六艺（经）来裁定学者之载藉（史）是否可“信”。六艺体系的形成，乃是孔子“信而好古”的产物。故晚周秦汉之间，天下言六艺者，皆须“折衷于夫子”。于此可见，作为古学的经史，它可不可“信”，并非实证学术意义上的客观与否，而是天道性命意义上真实与否。

中国古学，源自六艺（经），人人皆知；晚周诸子，所习多为六艺（经），则知之者少矣；[2]秦汉一统，学术亦趋于一统，诸子之学或汇入经学，或流入古史（如《左传》、《史记》），于此则言之者众而措意者少。综合以上三点，大概可以看到，中国古学之基本脉络乃是：六艺（经）——诸子——经学/古史。六艺（经）不等于经学，六艺（经）是源头，经学是结果[3]；经学不是由六艺（经）直接衍生出来，中间经历了诸子这一重要阶段；经学也不是六艺（经）唯一的结果，经传注疏系统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古典史学系统的建立。换言之，无论是诸子、经学还是古典史学，都是六艺（经）这棵树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古典学术中，经、子、史同本同源，事理相通，脉络相联，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者时常感叹，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兴起，分科治学格局在中国的确立，则使得经学在现代学术中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在现代学术中无立足之地的岂止是经学？现代史学要通过重述民族历史而构建民族国家，而古典史学只能讲述“一家一姓”的王朝历史；现代史学要通过描述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推进自由解放，而古典史学却始终着眼于帝王将相的是非成败；现代史学要通过大胆假设和小心取证来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而古典史学却只能提供逐层累积的想象和传说。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虽为古典史学锲而不舍地追问，却完全不属于“现代知识”的范围。于是，古典史学便彻底地沦为“古代史料”，提供给“科学的方法”批判和整理。

诸子的境遇似乎要好些，因其具有说理的性质与形式，在现代学术中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哲学”。但是，就诸子全体而言，并非都具有说理的特征；具有说理特征的子书，又不一定都符合现代学术的论证形式。若以是否具有严格的论证来衡定，则对诸子的“哲学”品质可能会做出与古人截然相反的高下区分。以此标准，墨胜于孔，惠高于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日益“严格”和“科学”的哲学“规范”中，诸子的遭遇并不比古典史学更为幸运。

现代学术处境下，要真切了解中华古典文明，深入理解这一文明的最高理想，就必须回到孔子六艺（经），回到六艺（经）所代表的精神源头。要真正回到这一源头，就必须借助于一个整全的古典视域。如何重建古典视域？首先当然是重建经学。重建经学迫在眉睫，这已是学界共识。然而，古史、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推进？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第2121页。

[2]《庄子》之《天下篇》即以诸子皆出六艺；清人章学诚、近人马一浮，皆有类似看法。

[3]张志扬老师曾区分“元典”、“经典”、“经学”：“‘先王政教典章’即是‘元典’，经孔子编修之后旨在‘纲维天下’、‘取法乎上’，于是编修的‘先王政教典章’之‘元典’就成了‘经典’。但，待到秦汉及其后人把孔子编修宗旨：‘犯上作乱以致礼崩乐坏’之‘尊先王’，解读成‘法今王’之‘纲维天下’，于是‘经典’解读成‘经学’。”（张志扬：《开端·元典·经学》，载《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这一区分无疑极富洞见。本文旨在勾勒古典学术的总体图景，故只强调六艺与经学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