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明担当意识

作者：李长春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5日

中国哲学领域存在着的最大误解在于，把中国哲学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当然是中国哲学学科的主要工作，但并非它的唯一内容。中国哲学学科的另一重要工作可以概括地表述为针对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这个词组由“中国”和“哲学”两个概念组成。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兼具“中国性”和“哲学性”。但是，对于何谓“中国性”、何谓“哲学性”，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中国性”是指它处理的是中国文献；“哲学性”指的是它必须基于逻辑进行论述。这种看法很流行，但是经不住推敲。基于文献，是一般传统学术的共同特征；符合逻辑，是所有学术表述的基本要求。两者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性。

中国哲学的“中国性”乃是指它更多地基于中国文化经验，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问题。中国哲学的哲学性乃是指它必须保持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的关切。中国哲学不得不立足于中国文化经验，不得不围绕中国问题展开运思，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置于人类哲学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之下进行思考。

根据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儒学研究一家独大。相比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各个领域内相对均匀的分布，最近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儒学研究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

其次是经学研究异军突起。冯友兰以来的儒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宋明理学为重点，最近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逐步向经学转移。

再次，经学研究中礼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礼学研究的学者群体在学术实力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礼学研究与当代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更易引起学者共鸣并引发社会关注。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多地直接回应“中国问题”。学术关心社会、学术思考社会、学术引领社会的意识，在中国哲学学者中变得日益强烈。

但是，在上述变化中也隐藏着许多问题。譬如，中国哲学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应对现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但是，在目前的研究格局中，儒家以外的道、佛诸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明显被严重弱化。再如，经学研究的推动者们往往在经学与理学对置的前提下强调经学的意义，这种视野之下儒学传统势必被理解为一个内部撕裂的传统。另一些经学研究者把从事经学研究视作对业已中断的清代经学的接续，同时又把现代学术分科（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传入）视作经学瓦解的原因。这样一来，经学就成为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的对立物。又如，很多儒家经典中的论题被简单嫁接到现代政治术语中，产生各种不伦不类的政治论述。

当代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国哲学？这是摆在每一个哲学研究者面前的考题。

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整全的学术视野。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中国哲学传统本身，不但要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而且还要不断更新和发展这种了解。单纯的理学视野或者经学视野，都可能无法认识儒学的全部；单纯的儒学视野，也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思想传统，以及和这种思想传统密切相关的政教传统。以往基于理学建立的儒学乃至中国哲学认识框架自然需要打破，目前基于经学对现代学术分科的批评（隐含着的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批评）未尝不值得反思。

第二，更新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认识，必须同时更新我们对于世界哲学的认识。更新对于西学的认识，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讲，首先意味着要转换阅读西学的心态，尤其要摆脱把西学视作“方法”和“工具”的心态。要在对西方哲学古今之变的历程的了解中来更新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整体视野。

其次，必须从中国文明的整体来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新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必须具有文明担当意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与它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关系。它既是华夏族群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之生产生活的创造物，又是华夏族群的文明历程所能贡献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智慧结晶。同时，华夏文明之所以是一种伟大、包容、优美、精致的文明形态，也有赖于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精神生活样式而得以呈现。换言之，中国哲学既是华夏文明的产物，又是华夏文明的体现者，它也当然应当成为华夏文明的担当者。

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哲学研究自然要以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从精神上重述中华文明、从现实中支撑中华文明为己任。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具体研究上就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第一，要从整体上看待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制度变迁和思想演进，既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又要看到后者也在形塑着前者。

第二，要认识到作为文明整体的社会、制度和思想，其内在的深刻的统一性才是这个文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要从过去过于强调三者紧张关系的认识泥潭中挣脱出来才能重新发现这个文明复兴的共同根基。

第三，要实现这一认识的转变，又必须转变中国哲学的问题导向和研究方式。这一转变意味着历史观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体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必然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复兴。

对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国的历史性格和政治品性的探讨，乃是建立中国哲学的文明担当意识的最为重要的议题，早期经学和先秦诸子甚至古典史学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性质亦将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