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比干庙

作者：盛洪

来源：“盛士微言ONE”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十八日庚申

          耶稣2019年3月24日

路过新乡，听说有比干庙，顺路游览，不想大有收获。大多数中国人，大概是从《封神演义》中知道比干的名字的，我也是。他的故事，大致如《封神》所说，因批评商纣王被挖心而死。在正史如《史记》中，太史公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极谏而死的记录。

比干庙就设立在当初的比干墓的位置上。《尚书》记载，“武王克殷，封比干墓”，大概就是在这儿。有周武王的铜盘铭为证。当然原物早已丢失（一说为日人所藏），留有拓片。铭文说，“左林右泉，前冈后道；万世之灵，于焉是保。”说是“万世之灵”，即是说他的行为有垂范万世的价值。

周武王铜盘铭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的政治做秀。但后来周朝的成功，决不是一时的机巧所能解释。周人眼睁睁地看着殷商丢了天命，不会只是认为自己的运气好，他们着实认真地总结了殷商的历史教训。在伐商的《泰誓》中，周武王已说，“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残害进谏忠臣，坚持自己的罪恶，就该兴师问罪。在《尚书》中也有充分的记载。其中一点，就是后期的商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统治者。当有人警告商纣王“老百姓要造反了”时，商纣王竟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既然生来就是统治者，就无需担心被人推翻，也就不需要纠正什么错误，强谏之人比干也就该死。

这对周人来讲真是“殷鉴不远”。所以周朝就逐渐形成了搜集和鼓励批评的制度。如《诗经》中《风雅颂》之“风”，被《毛诗序》解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据说周朝专门设立“风官”，其职能是到民间采集“风刺”之诗，用来警戒和检讨施政之失。《诗经》中之“风”部主要是采集而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句，也是出自周朝的召公之口，当时是批评周厉王“弭谤”所发。以周开创的传统为基础，中国经汉唐宋，形成了较成熟的谏议制度，即正式的批评皇帝和行政部门的制度。

一贯崇尚西周制度的孔子，自然很肯定比干的精神。在比干庙中，我们发现有“孔子剑刻碑”。碑文曰“殷比干莫”，为变体隶书。如真是孔子所刻，那就是孔子留下来的唯一真迹，甚至是春秋留下来的唯一碑刻。不过多数行家以为春秋时尚无隶书，所以应是汉以后的人所作，并非孔子。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可信可不信的小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孔子在文化价值上肯定这种批评精神。他说“殷有三仁焉”，比干位列其中。孔子的肯定非同小可，因为其后两千多年，均以孔子儒家为正统，比干精神就是政治正确。

孔子剑刻碑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笼罩下，历代政治人物要么真心遵循，要么假意称颂，总之不会公然反对。庙中还有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干文”的碑刻，洋洋洒洒，文辞华丽；其中说道“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既颂扬周武封墓，又渴望比干一样的忠谏之士。大家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是进行了汉化的鲜卑皇帝，接受肯定批评的政治正确，可见他深得中华精髓。

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干文”局部

接下来就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赠殷太师比干诏”，这与李世民“从谏如流”的形象颇为吻合。作为诏书，其一开篇即是：“门下。……”即写给门下省之意，这是汉以后逐渐形成的诏书格式。之所以要写给门下省，《比干庙古碑刻解析》（霍德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解释说，“‘门下’属政府机关中的审议机构，有权反驳中书省所拟之诏。”仅这一格式，就说明当时的谏议审查制度已经发展到何等成熟程度。皇帝发诏书首先要写出草稿，交由中书省拟诏。如中书省有不同意见，还可驳回，称为“封驳”。据此碑中残留的信息，此诏由中书令岑文本所拟。拟诏时，首先想到的是此诏书要经门下省审查，所以直接先写“门下”。

唐太宗“赠殷太师比干诏”局部

唐太宗同时也有祭文。在一贯的称颂比干和谴责商纣外，对比干的具体批评形式颇有婉转微辞。如“三谏不入，奉身而退，圣人之道也。何必殉形于国，以速商殷之亡；剖心于朝，以深独夫之罪！”其意强调，批评很好，但要珍惜生命；也包含了“批评最好不要激化对立和冲突”的意思。这也在肯定批评的大前提下，对批评有着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唯一标准。在有时，“死”代表了强度和决心。

比干庙历经战乱，几毁几建，延绵不绝。这说明比干庙只是比干精神的外在躯壳。后来元明清各朝都有士大夫或帝王前来拜谒，清乾隆皇帝也题诗一首颂扬比干。直到民国，林森主席也曾两次派人祭谒。今天来到比干庙，仍是游客络绎。这说明，自周传承下来的政治正确的批评精神，无论遭到何种打击，都仍是中华文明不可否弃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

只是近几十年来，它曾被人遗忘。因为当批评被分为“好的”和“坏的”，“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时候，批评精神本身就会受到压抑。因为当政者不喜欢的批评就会被冠以坏批评而遭压制。这在毛时代达到极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那种压制批评的极端情形不再存在了，但这种否定批评的传统依然延续了下来。

在另一方面，比干精神遭到另一种形式的解构。有人说，比干给商纣王提意见，不过是为了挽救商朝的腐朽统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为商朝而死不过是一种“愚忠”。这种议论暗示，只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貌似激烈的议论，反而解除了自己的批评武装。因为推翻暴政的威胁究竟是最后手段，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实际上，效果恰恰与革命者主张的相反。他们如果只是推翻了一个暴政，并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如果制度不改，革命者自己迟早还会回到旧制度。人们多是只谈“汤武革命”，而忽略了周在制度上的根本变革，这就是建立制度化的批评机制。而这又来自比干以身殉道的强烈警示。

由此，比干庙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就是一个永远的制度警示。

2017年5月6日于五木书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