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师道

作者：徐梓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初四日戊申

          耶稣2018年9月13日

《人民政协报》编者按：今天，我们迎来了第34个教师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中国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师道传统，师道反映并影响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古往今来，中国传统师道不断得以传承、发展。《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师道，旨在弘扬高尚师德，发扬全社会尊师重教新风尚。本期讲坛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徐梓教授为此撰文，讲述中国传统师道。

作者简介：本名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元代书院研究》《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文化通志·家范志》《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等多部，主编《历史》《国学》《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等中小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等课题多项。所讲授的“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程。2017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师道”都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但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为师之道，二是指教师的地位、作用以及尊师的风尚。我们曾有专文谈论“中国文化的尊师传统”，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另行撰述，这里，仅就前一个意思即为师之道来谈“师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或者说，传统文化对于一位教师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尊重教师，礼敬教师，与这种尊崇相适应，全社会普遍对教师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和要求一个教师德行完美、学识丰博、尽心敬业、善教有方。

德行美好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根本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把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文化，描述为“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排除了人的命运为天神所主宰、为外物所役使之后，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就是自己德行。这也就是周人在总结商亡周兴的历史教训时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明朝袁黄在教给自己儿子的《立命之学》中所说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是否应该相信命运”这样的问题上用力，而是强调应该正确地看待命运，强调修身养性、积善行德和人的命运之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在自己生命历程中，只要持续地改过迁善、立善行德，就能够趋吉避凶，有余庆而无余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也是这样。

基于这样的理念，传统文化就由以人为本，自然地迁转到了以“德”为本。《左传》说“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论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礼记》说“富润屋，德润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新语》说“积德之家，必无灾殃”；《论衡》说“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汉书》说“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后汉书》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三国志》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士有百行，以德为首”；《资治通鉴》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等等，众口一词，都说明了“德”的重要。以“德”为本，就要敬德，崇德，黾勉行德，积善累德。周人甚至提出要“疾敬德”，也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潜能、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急切紧迫地向德趋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朝德迈进，快速提升自己的德性和德行。教育教学、读书学习，就更是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对于学生而言，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涵养性情，学会做人之道，明白事理，懂得如何为人处事。

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教师德性的重要。《玉篇·帀部》有“师，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的说法。西汉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中指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明太祖朱元璋也说：“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形端才能影正。铸模造范，必须端正规整，不差毫厘，否则，由此模子范式中生产的产品，就会无一例外地存在瑕疵。正如石成金在《传家宝初集》卷之二《师范》第十中所说的那样：“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是以文人才士，虽不必过于迂腐，但俨然为人师范，举动间亦须稍自检束，令子弟有所敬惮。”一个合格的老师，必须是学生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意识到了教师的榜样作用，都强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以身作则、以己示范，是比给学生一大堆规则、反复进行道德说教更为有效的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通常都规模较小，人数较少，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熟识，共同建立起了人文教育所必需的亲密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的品质、人格、习惯和处世态度，就会时刻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正如宋朝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所说的那样：“所谓师弟子者，皆相与而终身焉。难疑答问之外，则熏陶其气质，矫揉其性情，辅成其材品。如良工之揉曲木，巧冶之铸顽金，蜾蠃之咒螟蛉。使物物皆曲成，人人皆类我，而后为无歉。吾夫子之陶铸七十子，盖如是也。”

由于教师不仅肩负“授业解惑”的传习使命，而且怀负“时而化之，德而成之，材而达之”的教化责任，所以，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也无论是学塾还是书院，都非常注重教师的德性和德行。在选择各级教师时，把这点放在首要的位置。清代的李淦叮咛家人：“既谓之师，必其范足以为楷模而后可。故当择其文行兼优者为上，文优而大德不逾闲者次之。若品行有亏之人，虽文才出众，教法超群，不敢请也。”即便学识丰博、高明善化之人，如果德性有瑕疵，德行不检点，那人们也不敢请，最终不会请。很多家族在选择塾师时，都有这样的要求。

为了确保教师的品质，古人设置了很多的门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具体条件。魏校在督学广东时规定：“教读不许罢闲吏员及吏员出身之官，或生员因行止有亏黜退者，丁忧者及有文无行、教唆险恶之徒。下至道士、师巫、邪术人等，宜先自退避。”明确规定了罢闲吏员、黜退生员、有文无行之徒、道士邪术之人等不能担任教师。他同时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隐情冒教”，一定要查究革除。明末清初的冯班，强调延师时要远离市井浮薄之人，“得淳厚有家风者为上，其次则自好喜读书者”。《粤东议设启蒙义塾规则》高度注重塾师的选择，认为只有“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习者，方足以当此任。”有一些地方官和家族甚至规定，塾师不能选择轻佻、放浪、浮躁的年轻人，而必须是40岁以上的、齿德俱尊的老成之人；不能选择品行难以访问、为人不易了解的外地人，而有必要选择非亲即邻、相处已久，道德品行、已有公论的本地人。

学识丰博

教师的职责不止于“授业解惑”，但也包括了“授业解惑”。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没有好的品行不行，但只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识更不行。可以想象的到，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起码的学识，教学活动根本就无法开展。所以，古人在强调一个教师要“行谊谨厚”时，也要“文义通晓”；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同时，也指出“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绝对必要；在说明教师必须“以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时，也强调要“守教法，正学业，分句读，明训解，考功课，以尽教人之事”。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俱美，或者说是行为世范，学为人师。

在论及师道时，古人时常感叹师道的逐渐式微。在清中期的陆以湉看来，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夏商周三代，最重视的是道德；而两汉时期，人们重视的是经术；唐宋时期，重视的是辞章；而明清时期，更降而为举业。“有志世教”的他“思所以救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经术、辞章和举业就百无是处，无益可废。实际上，在他的著述《冷庐杂识》中，就有诸多夸赞教师指画有方、让学生一举高中的事例。他不过是在感慨师道的日益狭隘，越来越偏枯，越来越不丰盈，走上了“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的道路。问题出在本末倒置，轻重失次，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弃经术、辞章和举业。

明朝学者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中，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节义”好比读书人的“门墙”，“德行”好比读书人的“栋宇”，“心地”好比读书人的“基址”；而“文章”好比读书人的“冠冕”，“学问”好比读书人的“器具”，“才术”好比读书人的“僮隶”。诚然，基址不坚，栋宇不固，门墙不稳，难有大厦的巍然挺立，但没有冠冕、器具乃至僮隶的装饰，也不成华屋，难以称之为美轮美奂。进而言之，没有一定的知识和学养做基础，就难保德行不偏离正道，不流于表浅。所谓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离开了学的滋养，任何德性都会枯涩。只有具备一定的学识，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德性和德行，把问题看得深刻，对道理理解得透彻，才能有效地克服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所以，学识既以德行为依归，又是德性的保证。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拥有丰博的学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作为教师“祖师爷”的孔子，他好学的精神、丰博的学识和他以身作则、以己示范，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的师德，共同构筑了“万世师表”的风范。他号召人们“博学于文”，认为只有和学问广博、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才有意义。他鄙薄饱食终日的懒惰，蔑视无所用心的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好学的人。他忘情于学，以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甚至“不知老之将至”。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一部《周易》，就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不以“生而知之”自居，不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自诩，本着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随时随地不耻下问，以开放的心态，增益自己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眼界。正是因为这样以学为志业，好学乐学，他不仅通晓并有能力整理和写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而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面对博学多通的孔子，人们一方面由衷地感佩，称颂“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另一方面把他当作一部百科全书般地请益问疑。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直接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实际上，一个“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的胸无点墨之人，往往成为人们的笑柄。《笑林广记》等民间笑话中，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故事。比如，把《论语》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念白字；把《大学序》的开篇句，读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的读破句，把《百家姓》的开篇句，解释为“不过姓李的小猢狲，有了几个臭铜饯，一时就精赵起来”的臆测杜撰、强作解人等等。这样的嘲讽，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丰博的知识对于教师的重要。古人不仅有人师、经师之分，还有硕师、庸师之别。硕师和庸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硕师有抱负，有学识，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丧失原则，不迁就东家；庸师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学问，只得不顾师道，佞谀谄媚，以固栖身，以图馆谷，以获束脩。

尽心敬业

教师从事的教育工作，是一桩良心活。姑且不说我国古代课程观念极弱，一年、一天上多少时间的课，一部书用多少时间学完，几乎完全由教师自行决定；即便是在同一单位时间内，教师也有用心和不用心以及用心到什么程度的区别。所以，教师的工作量无法精确测算，教学质量也难以准确考核，教学效果更是要多年乃至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教师工作效益隐性而不是显性、长期而不是即时的工作特点，也就要求教师除了具备高尚的道德、渊博的学问之外，还要求有对自己工作的忠诚，对东家信任和托付的负责，对他人子弟前途乃至家族命运的郑重。这样的自律，这样的情怀，用古代的话来说是尽心，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就是敬业。

敬业就是崇敬自己的职业，不苟且，不懈怠，以一种敬畏的态度、一种虔诚的心情对待自己的工作，忠于职守，把自己的职业和一种高远而神圣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全身心地忘我投入，努力做好分内的事情。教育的对象，被寄予了读书明理、延续家业的使命，肩负着通过读书来改变家族命运、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们的身后，或许是寡母的“饮冰茹蘖，艰苦万端，举目无依，专望其子成立”；或许是“单传之子，累世宗祧关系一身……其先代更无可属望之人”；或许是没有文化的父母，“苦不知学，辛勤拮据，令子从师，专心相托，望眼欲穿”。即使为了这些殷切的希望不至于落空，也有必要尽心加意，全力以赴；何况还有东家的礼待，子弟的崇敬，就使得这种冀望更加深切乃至沉重。“父母为子延师，竭力措办束脩，加意供奉饮馔，安心委付，即如托孤寄命的一般，日望其子明理醒事成人。子弟就拜门墙，尊称之曰先生，亲称之曰师傅，俯躬听受，即如投胎望生的一般，日求其师傅传道授业解惑。盖人家一代之兴替，全关子弟；而子弟终身之成败，系于师长。西席一位，并于天地君亲之列。其责任之重，为何如哉？”一个家庭的盛衰在子弟，而子弟的成败在教师。子弟秀良，则家道昌盛；教师失教，则子弟愚顽而家道衰败。一个教师，实在是一个家族“数世所依赖”。这样看来，教师的工作就不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他人前途命运的神圣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石成金在《传家宝》中，专列《师范》一章。其中既有《随时用功》，提醒塾师启蒙教育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不可一刻放松，对于童蒙“一切内外事体，都宜时加提拔，不是教伊句读识字，便足塞责”；更有专门的《时刻尽心》，教诫老师“督课必须严紧，讲贯必须透彻。文艺之外，必须一切人情世事、品行心术，俱当一一指示，令其朝夕熏习，庶有裨益。若喜其聪明，更不督责；恶其顽钝，便不鼓励；或作文不加评阅，或读书不立课程；悠悠忽忽，误人子弟，问心岂不缺然？至于旷馆闲荡，一曝十寒，其过不可不戒。”

尽心是师道的核心内容，也体现在教师生涯的全过程之中。如果别人延请之初，自己不愿意接受，或者自量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就不应该贸然应允，而要勇毅地推辞。做了教师之后，如果和东家的教育理念严重冲突，那就不应该贪恋自己的职位，因循苟且，循人之私，阿谀主人，奉承学生，全然不尽为师的本分；而有必要从东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子弟健康成长的大局着眼，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直道无隐，尽心无愧。为了获得修金，不顾实情，轻率应承，草率应付，就是欺心。“不思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不惟管束不严，且纵放以市恩；不惟督课不勤，更姑息而避怨。冒滥时名者，会文拜客之事多；经营俗务者，离家进馆之日少。即有株守者，勤于自课，懒于教人，存心苟同，涂饰是事，暮四朝三，一曝十寒。既鲜日进之功，焉有日计之效？”这种误人子弟的罪过，等同于图财害命。又由于它不只是害人身，而且害人心，不只是害一人，而且累及人家数代，这样不尽心的“欺心”，甚至是比害人一命更重的罪过。

教育是需要有爱心和热情的工作，是一项必须投注全部心力的事业。如果缺乏对于教育事业的敬重与热忱，缺乏对于教育对象的热爱和负责，以简单的完成任务、应付差事的心态从事这一工作，就是不称职、不合格的。教师受聘执教和设学施教，为了谋得馆谷，获取修金，以仰事俯育，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教学不是单纯赚取束脩的手段，不是一项为了谋生而不得已的活动。古人一方面强调做东家的、为父兄的，不可吝惜学费，轻慢教师；另一方面也劝谕教师，“不可计较学赀，而阻人殷殷求教之心”。束脩的多少，主人礼遇的厚薄，不应该成为是否尽心的考量要素。真正的尽心，就是不计报酬的竭尽所能。即使遇到贫寒人家，不能筹办学赀，“亦宜体大道为公之心，竭力施教”。甚至有的子弟，根本没有随自己受学，从与人为善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指导提携，曲为成就。作为教师，最不应该的就是因为赀薄而倦教；在自己的所得和自己的付出不匹配时，不尽心尽力。“既嫌赀薄，应不受人之请。既受人请，即当忠人之事，岂可草率为教，而误人子弟哉？”可以选择推辞和婉谢，不做教师，但既然做了，就要尽一切可能做好。

善教有方

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个教师性格气质和学识素养的集中体现。对于同样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教什么，由教师根据自己的认识和能力自主选择；怎么教，更是百花齐放，各不相同。如何教，不仅直接影响了学生能否产生学习的兴趣，从内在产生一种驱动，自我强迫地走进教育的过程之中，变“要我学”而为“我要学”，而且决定了教学效果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否。所以，教师的善教和学生的乐学，有着直接的关联。“弟子称师之善教，曰如坐春风之中；学业感师之造成，曰仰沾时雨之化。”在论及一个人有所成就的因素时，旧时说得最多的是个人的天资聪颖，刻苦勤学，此外就是教师的训导有方，高明善化，让学生如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

善教有方因此成为教师的重要品质，师道的核心内容。一个称职的教师，不仅应该能教、可以教，而且必须会教、善于教。在古代，更换教师是一件大事，人们通常反对轻易更换，认为这不仅是对教师个人的不尊重，而且是对师道的亵渎和轻慢。但是，如果遇到实在不善教的教师，就连“木铎老人”余治这种极端保守的人，也主张辞退另请。“延师一事，最宜审慎。倘不善教导，即应辞却另请。”而那些有学有识、尤其是善教的老师，也就能够获得学生的好感，成为家长们争相迎致延请的对象。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员也深知教师的教法对于教学和学生的意义，很注意教师的“训读之方”。比如，叶镇在《作吏要言》中曾建议：地方官员在下乡经过学校时，“不妨到馆，先与馆师讲究训读之方，示以学徒应读之书。下次经过，复至馆查问奖劝。不徒知馆师学问教法，学徒内有资性可以上进者，亦可物色。”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广大教师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比如，在古代有关启蒙教育的文献中，除了蒙书即教材之外，流传最多的就是关于教育方法的文献。如宋代王日休的《训蒙法》，明代沈鲤的《义学约》、吕坤的《蒙养礼》和《社学要略》、佚名的《教子良规》，清代王筠的《教童子法》、陈芳生的《训蒙条例》、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石平士的《童蒙急务》、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陈介祺《授蒙浅语》、王廷鼎《彪蒙语录》、锡山三素居士的《蒙筏》、方浏生的《蒙师箴言》、黄庆澄的《训蒙捷径》、计恬的《训蒙条要》等。其他如明代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各种各样的义学章程、学塾规条以及家谱中众多的塾规、塾铎等，也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一个教师，如果能有效运用这些文献中所总结的原则和方法，就属于善教。这其中，既有教育的一般原则，如以豫为先、及早施教，德教为主、蒙以养正，教之以事、培养习惯，宽严有节、宽猛相济，不动火性、不轻扑责，择一顽劣、惩一警众，多说恭敬、少说防禁等等；也有教学的原则，如识字为先、目标单一，量资循序、少授专精，诵读为主、适当讲解，可法宜戒、引导践行等等；还有具体的教学方法，如学习礼仪与习惯养成、讲说故事与日长月化、认字仿写与识字教育、诵读为主与记忆教育、作诗作对与写作教育、歌谣舞蹈与游戏放松等内容。这些原则和方法，贯穿在我国传统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既是传统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指导了千百年来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所在。作为古代教育珍贵的遗存，很多在现今的传统文化教育中，依然具有不朽的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