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才是左右两派的出路——“牛津共识”五周年座谈会发言

作者：陈明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七日壬辰

           耶稣2018年8月28日

我简单讲一点。    

牛津共识论坛这事情一晃好几年了，首先自然是时间感，又老了5岁！另一个是时局感，跟个人没关系。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环境，变化也很大。当时应该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吧？刚刚看了一下5年前的牛津共识文本，是以中国崛起几个字作为背景。现在，五年过去普遍的好像是一种压抑的、悲观的感觉，连《人民日报》都出现了共克时艰这样的用词。    

那么，就根据这一变化，看看各个思想流派在解释、解决这个变化上，我们还有没有共识？    

从描述的角度说，这个变化一个是经济下行，国际环境恶化，另外一个就是各界共识缺乏，各种管控趋紧。在提出我的解释之前，我先想像一下左派和右派可能的看法和解法。左派，可能会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原因在代表性断裂，脱离了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共裤连档，出路是回到毛时代；一种则会说就是要这样，现在如何如何有必要。右派也会有两种说法，都是批，一个是说背离了普世价值，一个说是背离了八十年代，出路则是回归民主宪政或韬光养晦。    

 图片来源：周迪/摄影

儒家的看法或我这个儒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如果说左派论述的核心概念是阶级，右派的是个体，儒家的则是应该是家国——价值观、方法论与核心概念紧密相连。讲家国，就要进入历史语境。我们这个国，从政治上说是承接满清帝国的政治遗产而来，当然之前也是广土众民，是中央集权，但这里说的帝国政治遗产，包括有更多明朝并不统属的民族和区域。这意味着各种同质性建设，书同文，行同伦，治同法以及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工程量特别大——我用国家国族建构总括这些内容。这显然需要足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分权的话，不仅没法实施，甚至整体都可能维持不下去。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美国内部。我们不用这样的概念，但类似问题决不能说不存在。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对付这种社会异质性的挑战，白左的理想主义很可能是无效的，而经由行政方式进行处置，过程和结果可能比民粹主义的自发运动都要好很多。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帝国瓦解成民族国家后开始的。我们则必须在整体上进行现代转型——这是大陆儒学现在重视康有为的主要原因。这在意味着刚才那些问题的同时，意味着产自西方的左的右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可能不宜意识形态化，用作我们的教科书。例如所谓的党国体制，是不能用列宁主义或政党俘获国家之类来描述解释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都声称自己是革命党救国党，都选择党国体制。这种相似性，不应简单从专制角度或革命角度定性评估，很大程度乃是基于组织系统的效率需要。因为面对列强救亡图存，不组织起来只有死路一条，组织起来后系统不足够坚强有效也没法对抗取胜。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现代国家产生的要害和关键。    

既然救亡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需要，组织系统以效率最大化为原则是必然的，那么组织和动员理论就成为当务之急了。本土的儒家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理论，具有地方主义或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法家的理论则以君主权威的存在为前提。西方提供的选择，一个是基于欧洲主流经验的自由主义，一个是反主流又在苏俄取得成功的马列主义。因缘际会，就这样成了。    

自由派学者喜欢用契约论来解释国家的发生，其实没有哪个国家是由个体签约而成的，外面的殖民者和内部的陈水扁热比亚可能跟你签约么？这样的救国党建国党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种种问题实际都是近代史或前国民党、共产党时期留下的，因此应该从更大的历史甚至文明的演变这样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定位，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执政党对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自觉。    

不维稳不行，不追求国家统一也不行；体量这么大，全球化格局中难免会与老大形成结构性矛盾；各种体制积弊，新团队和决策有待磨合拿捏，意识形态的干扰与冲击，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逆料……我想这就是大家感觉颠簸不适的原因。对此不感到忧患与焦虑才不正常，但我觉得近代以来的这条主线不会断，那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不可能改变。这个目标虽然说内在的本土的，但绝对与普世的现代的价值不相违背，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支。    

左右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和论证可能是有用的，但必须清楚它并不提供解锁密码和正确答案，本土化才是出路。儒家这些年虽然热闹，但其实很弱，在公共领域没有提出什么可供讨论的见解。今天本来只想怀旧和吃饭，却很偶然的说了这些。右派到场的比较多，所以针对性偏这边。抱歉！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