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学家的角色

作者：陈彦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天涯华文》2017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十八日丙申

         耶稣2018年3月5日

天地生物以养人，君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山泽之利上》

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乔治·施蒂格勒《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最成功的学科可能就是经济学。因为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imperialism)的扩张，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中几乎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台前幕后都有经济学家的身影；而且似乎经济学家有着无限的角色延展性，可以到处演讲去指导人生，可以出书摆弄哲学，还可以当官施政，总之是三百六十行，行行经济学家都可以指指点点甚至越俎代庖。这很有点让我们恍然如生活在传统中国的感觉。

《宋史·王安石传》记朱熹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明史·选举志一》讲“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今日的经济学家看上去与古代士大夫一样，都是无所不能的经世济民的好手。但仔细分辨还是差别明显。

在古代士大夫那里，经世济民总是与自身道德文章紧密相连，所谓“经世”就是经纶世务，“经”一般理解为治理，但把它理解为“六经”的动词化也未尝不可，而且在古人的语境中这样讲似乎更合适，因为不少古人相信“六经”可以直接拿来治理社会，当然，真正的“经济”大家对于“六经”更多的是取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立场；而所谓“济民”就是孔子称道的“博施于民而济众”，“济”就是帮助，帮助一人与帮助众人，有同有异，譬如在仁者的用心上，二者完全一致，但行为方式上就可能迥异，毕竟三人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斤斤于助一人的方式有时就会严重危害社会的整体福利。

而我们今日的经济学家，即便谈人生谈哲学也常是出于讲求利益和效率的现代经济学思维，多数时候所扮演的角色，一个是“二传手”——把短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转运到中国，一个是“吹鼓手”——鼓动中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挟西方发达繁荣生活的强大感动力，“搬运工”也有了超凡的魅力而为大家所信任，心甘情愿视之为能者。

然而，事情总是会起变化。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慷国民之慨救助金融危机的制造者，一时间人们心中的西方经济学美妙大厦土崩瓦解，大家纷纷指责经济学家编制美妙市场交易关系实际在帮助强取豪夺。曾经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是需要思考一下如何摆正自己在与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角色位置了。“一旦经济学家进入华盛顿，那么他的可信度就与其他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如果仍将他作为博士或教授看待，那就是自欺欺人。”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这话虽然不免绝对，但反思之时听听也是不无裨益。

施蒂格勒在自传中说他对经济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创建了信息经济学，诺贝尔奖也是为此而颁发给他。中国读者还熟悉的是他的政府管制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这两个方面在中国经济学家那里的搬用或运用实在是不亚于信息经济学方面，管制理论方面尤其多。《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一书收入了施蒂格勒在这三个方面的多篇重要论文。在书中，施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话语的力量，成功地在经济学界树立起发言的权威从而占住了说教者的位子。

经济学家是说教者？想想，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从事的正是说教，只是以前不承认，要人们奉自己为科学（实际上是拜物教，不是真科学，真科学恰恰是要求怀疑和实证）的化身，等到威信不在、扭扭捏捏承认自己不过也是在说教时，说教又太拙劣而已。施氏是坦然地站在说教者的位子上的，他写了本《经济学家与说教者》广而告之。

“在经济学家并不拥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伦理体系时，他怎么能够如此广泛而又毫不费力地对政策进行批评？答案是他批评错误无需任何伦理体系，他仅仅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算术家。”政治算术家，说得多好。在理性人假设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广为人知并不知不觉接受的情况下，不妨说人永远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而经济学家也不能例外。但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在其中）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不工不农不商，多数没有一个固定的利益站脚地，自身效用最大化往往在他们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不懈地说教的时候实现。

政者，正也。政治的本义就是要理顺社会从而有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实现，而知识分子是天然的政治家，不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的是，知识分子要运用自己学得的专业知识和悟得的智慧做各种高速“算术”运算，以实现说教时自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完美统一，知识分子，为了这里行文的方便不妨说经济学家，是政治算术家，是政治说教者，我们的经济学家太缺乏这样的自觉，自然陷入被动是难免的。当然没有自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术业不精，满足于搬运西方经济理论而不能创造在中国的土壤上融会贯通的自己的理论。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一书的中文版前言里，施氏说：“我的这本书主要是为美国、西欧的研究者写的，中国读者可以就它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作出自己的判断。”施氏是清楚的、坦白的，正因为此，他才能在欧美、在中国直接和间接说教时，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经济学家的说教有自身的套路。首先要熟悉已有的学科体系和观点结论，然后要敏锐地捕捉现实中与已有观点结论相背离的现象。应该说，这种捕捉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因为经济学的语言是一种多层符号化的语言，第一层是符号化的语言概念，比方工资，当我们说工资刚性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任人宰割的无助者抛到了爪洼国，工人成了经济不稳定的集体祸魁；再上一层是货币化，在经济学的推算中，一块钱就等于一块钱，否则，同一律破产，经济学家就没了说教的强大工具，但，我们明明知道，在北京花一百块钱办到的事，在西北小县城也就是几块钱能解决的；现在经济学达到的最高层符号化是指数化，翻开经济学教科书和书籍，几乎可以说就是翻开了数学书，《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就到处是数字列表、曲线图和数学推算。符号化的结果是使经济学语言总是和现实保持着距离，捕捉到背离现象容易，但能不能敏锐地察觉解决这种背离的现实重要性并将之纳入符号化的语言体系中难。强调现实重要性是很必要的。施氏说：“如果一种理论的早期的、有力的表述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而后来的重新表述却被这门科学所接受，那无疑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只有当一种思想符合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时，它才能被这门科学所接受。”被排斥在经济科学界的外部是无法实施说教的，而要不被排斥，除了你能证明你的问题足够重要以至于经济学体系要接纳它外，你还要将你的问题符号化而成功纳入经济学语言体系中。所以，捕捉后，就要给出假设，再给以合乎经济学语言的证明，最后它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经济学界接受的问题，接受的观点，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施氏这方面给大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构建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起因是他关注到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通过观察和分析，他发现是知识的昂贵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信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施氏演绎出许多的推论。譬如，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信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可以预期，经常重复购买的财货，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财货，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为搜寻信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施氏还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对厂商串谋问题的分析。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其重点是要侦测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通过引用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可以侦测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为。而所有这些都是运用并发展经济学的符号语言而实现的。施氏成功地为经济学开创了新的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帝国。

作为一个说教者，一个经济学家说教者，在运用经济学语言说教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最终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或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否则，最后也难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一般来说，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的不受人为干涉地自发运作往往会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这是斯密以来就被牢固树立起来的经济学“教规”。经济学家就要充当着对人为干涉“泼冷水”的角色。施氏在为《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写的前言《经济学家是好人吗？》中讲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例子：“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粮食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朗菲尔德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演讲集》中则指出，富人们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在下一个丰收季节到来之前，小麦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短缺，因此除非富人们能少吃点粮食，否则穷人能够得到的小麦数量不可能有真正的增加。朗菲尔德天才般地证明，仅靠金钱的转移并不能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只会使那些谷物交易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付的一样多。”很显然，经济学家朗菲尔德就是在扮演“泼冷水”的角色，但这冷水不是要比鼓动富人做无用功、助长穷人依赖心更有益于社会吗？与其最后穷人发现没省到钱也没填饱饥肠，富人发现好心没解决问题还落骂甚至还激发穷人对自己财产的觊觎心，不如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此路不通，这样，穷人种点瓜菜带粮或销售换钱，富人提供点土地方便或自己省点吃粮并多买点穷人的瓜菜，岂不更好？同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大家那里也有。对于富人，对于高利贷，一般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该“夺富与贫”，该禁绝高利贷，但明人邱浚认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高利贷者也是有利于人的，“通有无以相资助，使人不至于匮乏”，而禁止民间借贷，常常的实际结果是“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对矣”。对于土地兼并，一般人痛恨并希望抑绝之，对于均田、授田，一般人总是拍手叫好，但明末大儒王夫之反对抑兼并，他认为兼并不是豪民对贫民土地的强夺，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赋重而无等，役繁而无艺”，只须减赋节役，“而田自均矣”；王夫之也反对均田、授田，他认为均田是夺人田而与人，“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施氏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在朗菲尔德的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利率标准，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总是给大家带来坏消息，也因此获得了坏信使的骂名。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乃是必要而且重要的。那些办起事情来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施氏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施氏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政府对某些领域进行管制，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对管制的效果，也没有谁产生过一丝怀疑。而他研究发现：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由此，施氏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他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在施蒂格勒看来，管制无非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同样要受供求规律支配，只不过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些利益集团而已。同时，他坚信“有关人类行为只有一个一般理论，那就是效用极大论”。无论厂商、官员，还是消费者，概莫能外。厂商对管制有需求，是因为管制能为他们招财进宝。比如直接的货币补贴；政府颁发营业执照使竞争者难以进入；禁止价格竞争使他们利润稳定等。施蒂格勒说：“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施蒂格勒认为，官方的一纸便利的、必需的营业许可证，要比企业自身设计的任何策略，都要更有效地阻止新厂商进入垄断产业。但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获得政府管制也需要支付成本。如为政府官员提供竞选费用、活动经费、选票等。同样，政府官员又何尝不是按效用极大化原则行事。实行管制，官员们得到了经费和选票，但必须付出不菲的代价。如失去反对者的选票、“安抚”反对者需要的费用等。他们必然比较成本和收益，选择获利最大的行为，比如，管制或不管制，管制多或少。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情况千差万别，力量各不相同，政府将根据供求条件来决定管制究竟为谁服务。所以，有些行业得到管制，有些得不到；有些行业得到多一些，有些得到少一些。施蒂格勒还具体分析了什么行业容易得到颁发营业执照的管制。某一行业的人数越多，提供的选票越多，政治力量就越强大，越容易得到管制；收入高的行业财大气粗，支付得起管制所需的高价，往往令官员们刮目相看；再则，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如果聚集在同一地方，也有利于节约开支，集中人力物力，去争取使其受益多多的管制。这样，施蒂格勒就运用经济学最通常的原理：供求和效用最大化，对光怪陆离的管制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施蒂格勒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他始终持怀疑态度。既然管制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活动得来的，它就不但不可能真正代表公众利益，反而会与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管制过日子，命运还得自己掌握。所以，施蒂格勒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各经济主体展开自由竞争，八仙过海。

当然，施氏说经济学家就要充当着对人为干涉“泼冷水”的角色，并不等于施氏就反对一切干涉，譬如经济学家自己就要想法去干涉现实，影响时代，否则，怎么称得上是一个说教者呢？。不过，经济学家干涉现实往往是通过完善或校正前人流传较广的理论和观点来间接实现的。在产业经济学领域，施蒂格勒挑战了众多这样的理论和观点。按照传统的观点，实现规模经济是兼并的主要原因，规模不经济又是限制兼并的主要因素。但这实际上掩盖了市场上限制或推迟竞争的真正原因。通过分析，施氏发现，资本市场状况和反托拉斯法是刺激或抑制兼并和决定兼并特点的主要因素。施氏说：“对于理论家，本文（指《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一书收录的《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下同）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兼并活动和被普遍接受的稳定竞争范畴、不可抗拒的垄断范畴不太吻合；对于研究社会政策的学生，本文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假说：不太积极地执行反托拉斯法，是可能改变产业结构的趋向的；对于社会科学的学生，本文提出了一个极其乐观的——从另一角度看，是极其悲观的——意见：当经济学家认为某一变化趋势是不可避免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传统上人们总是将斯密提出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定理同垄断联系在一起，但施氏却据此提出产业生命周期假说，成功地解释了各国工业化模式不能简单模仿的问题。施氏据此提出了忠告：“现在，美国的生产方式在国外被广为模仿，……我们的工业化模式对规模狭小的经济是根本不适用的，……巨大的辅助产业网，在我们这里可视为当然，而在小经济中就不存在；小国的教育机构也不能输送分场专业化的人才；并缺乏能改良原材料和产品的专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模仿我们的小国可以模仿我们今年的办事方法，但不能仿照我们明年改变事物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巨大作用。我们体系内的各产业可能比西方落后很多年，但它的完整性是它能够很快地形成学习和消化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针对传统的最佳规模厂商的概念难以进行可靠的测度，施氏提出了生存技术方法，通过实证指出：不同规模厂商的竞争会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从厂商个体成本看如是最佳那就是最佳规模，每一个产业最佳规模的范围相当大。实际上，施氏成功地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转化为经济学中可检测的验证方法。施氏很清楚地看到：“所谓有效率的厂商规模，其含义是在这一规模上，企业家能对付它在世纪经营中碰到的所有问题：如紧张的劳工关系，日新月异的创新，政府管制，不稳定的国外市场等等。……当然，社会效益可能是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最有效的厂商规模或许缘自垄断力量的占有，令人讨厌的劳工使用方法，歧视性的法规等等。”生存技术方法的提出，无疑将马克思所批评的拨弄商人生意经的庸俗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自己的领域里从自我标榜的高雅学术殿堂带回到阶级利益冲突的真实世界。

经济学是门科学，虽然在这个时代科学总给人救世主的幻想，但经济学不断发展，而这个世界仍旧是充满着错误，且还在不断产生着种种新的错误，其产生速度毫不亚于经济学家纠正旧的错误的速度。然而，这恰恰意味着这个世界更需要自己的经济效率专家，而且是嘴不谈道德伦理却从生活的处处得到道德伦理并将之有意无意隐藏在经济算术之中的经济学家说教者。“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想成为一名道德哲学家——无疑我们也能干得不错——那么他应该使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政策的含义已经成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而不是表达个人偏好的工具。”我们的经济学家虽然言必称斯密，却不知斯密还有本《道德情操论》，一直以来总是忘记了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还该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当然，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术业不精，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学知识和人才的多年积累及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种局面是会慢慢扭转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经济学家走出被讽为搬运工的阴影，出现施蒂格勒那样的成熟的经济学家说教者。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