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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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2-20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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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立善

作者简介:石立善,男,西元1973年生,2019年卒,吉林长春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女子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日本近畿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2019)。创办《古典学集刊》并任主编。编著有《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冊,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


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总序


 


 

《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第一種《年號之部》

水上雅晴(日本中央大學教授)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主编

出版社:上海社会壳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汉文,在古代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与地区,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的地位,长期以来是官方书面用语,是贵族的语言。直至近代西学东渐之前,汉学一直是东亚诸国意识形态的根基与学问的主流,各国史书及政治、思想、宗教、法律、医学、文学等领域的主要著作无不用汉文书写编撰,汉学乃是贵族与知识阶层必备的素养。因此,东亚的汉学与西方的汉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东亚汉学的特质如是,至于其范畴可从两个层面加以定义:一是狭义层面的,即研究中国经史子集等四部的著述及相关学问;二是广义层面的,凡是用汉文编撰的著述及相关学问皆为汉学。后者则不限于中国四部典籍,还涵盖了用汉文撰作的该国典籍及相关研究。职是之故,我们将“日本汉学”领域的研究范围大致界定如下:

 

一、日本传存的中国钞本(唐钞本)、中国刻本典籍(宋元版等)。


二、日本人钞写(含传钞)的中国典籍(旧钞本)、日本人刊刻的中国典籍(和刻本。五山版、古活字版)。


三、日本人编撰的关于中国四部典籍的注释、考证及相关著述,即“准汉籍”。


四、日本人用汉文编撰的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


日本乃至东亚诸国的汉学,是中国学术之“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我们不仅要关注移植之初的苗木及其来源,更要研究考察移植之后其成长与变化的情况及历史。迄今为止,上述第一类与第二类受到重视较多,而第三类与第四类则颇为薄弱,有待于具备深厚学养的学者加入与研究。

 

日本汉学在东亚汉学研究中地位显著,然而受制于人才匮乏、重视不足、资料应用受阻等原因,导致战后的日本汉学研究滞缓,成为该国最落后的学术领域之一。日本汉学本身早已衰微,后继乏人,而日本文学与日本思想史等日本领域的学者大多苦于语言障碍而难以深入,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则囿于识见而视本国汉学如敝履,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汉学的原始文献与资料大多沉睡在该国各地藏书机构,累世不见天日,严重阻碍与影响了该领域的发展。今日之日本汉学百废待举,亟需开展的首要工作就是原始文献与资料的公开与整理。

 

数年前,我蒙水上雅晴教授之邀,加入他主持的“日本年号勘文资料整理与研究”团队,切思讲磨,心孚意契,于是联手筹划编纂《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本丛书着眼于广义层面的日本汉学,尤其以第三类与第四类为核心,主要影印刊行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四部典籍的注释、考证与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并附以详细的解题研究,旨在为学界提供原始文献资料及研究基础。自知道长智短,责重才轻,唯以为吾辈之任,岂敢有丝毫懈怠之心,勉力为之耳。

 

丙申腊月朔日 石立善序於滬上有文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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