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古典文明的比较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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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廿四日辛酉

          耶稣2019年11月20日

感谢本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的圆桌会议给我三分钟，让我有机会结合最近的一点思考和认识，谈谈古典文明的“比较与挑战”问题。

中华文明为什么到了近代迟滞不前，甚至几乎全面落后于西方？究其要因，中华文明之前一直没有遇到来自高等文明的对手和足够强大的挑战。昨天我和刘老师私下还聊到这个话题，可以归结为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势阻隔了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锋和冲突，青藏高原上这道巨大的天然屏障，不仅阻挡了印度洋吹来的西南季风，也阻挡了中西文明的交涉。放眼周边民族，来自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虽然武力强大，入主中原，但是都属于次等文明，只能凭借武力冲击和侵占，汉代的匈奴、唐代的吐蕃、宋代的女真和契丹及西夏无不如此，而在制度、秩序等文化层面，并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引领提升乃至质的改变。近代西欧的航海、造船技术的发达，实现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侵入，一举绕过了喜马拉雅山脉。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才第一次真正遭遇到来自海上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才发现走得更前的另一个高等文明的锐利和重厚，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高向下的，一百多年来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思维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之圆桌会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挑战所带来的巨变和震撼之中。那么，西方文明及其科学精神来源于何处呢？近期我读了几部西方古典学领域的书，其中乔治·弗朗西斯·希尔（1867—1948）的《西方古典学图谱》（Illustrations of School Classics）是一部近代古典学的初阶入门书，收录了包括钱币、雕塑、绘画、符号、地图的精美图录，并配有详细的注释，读来妙趣横生！近年上海出版的“寰宇文献”收录了一系列西方博物学的原版书，如《自然图志》（The IllustratedNatural History）、《本草要义（改订版）》（The Herball or Generall Hiftorie of Plantes）、《希腊植物志》（FloraGraeca）、《不列颠动物志》（British Zoology）、《欧洲鸟类志》（The birds of Europe）等，关于自然界的动植物图谱的绘制规模之大，手绘描摹和铜版印刷之生动精细，令人叹为观止。以动物、植物、矿物、地理、人体生理等为主要对象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无疑是近代西方科技和工业文明的重要古典来源，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更是视博物学为一切哲学的基础和知识的出发点。中国有没有这类书籍呢？自古就有，像《诗经》的鸟兽草木鱼虫图，《三礼》的礼器图和仪节图，《尔雅》、《山海经》及舆地类、职贡类、本草类等书籍都有配图，皆源于上古“左图右史”的传统，可是中国博物传统的延续发展是非常薄弱的，不仅边缘而且规模小、简陋粗糙，大都流于表面事实的记述而已。与欧美古典学家、博物学家相比，中国人太缺少对自然对物的旺盛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不止欧美，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冈元凤（Oka Genhou，1737—1787）《毛诗品物图解》（橘国雄绘）十九世纪后期传入清朝，竟风靡一时，产生了大量的翻刻本和重刻本，正是因为该领域的欠缺和不足，这类域外著作才实现了对中土《诗》学及古典学的反哺，心存感念的同时，我们更要自省。

我本人长期从事中国古典的版本、写本及文本研究，过去总觉得我国传统悠久而丰富，其实西方的版本学、目录学同样非常发达，看看西方书籍史就知道，同样是博大渊深。西方对“器”、“物”的重视，对物质的美和真相的求索、实验的进程走得更远。这就是古人所谓的“格致精神”！宋代哲学家程颐（1033—1107）和朱子（1130—1200）就非常重视和提倡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朱子反复强调要回归“物”，从“物”出发，“格物”则性自在其中。格者，尽也、至也。物，指的是万事万物，从宇宙日月星辰，到一草一木一根毛发一个细胞，乃至于天下所有事物的本质、逻辑及关联。格物就是要穷尽、到达万事万物的理，在每个存在、每件事上下功夫，极尽穷究、探索之所能，观察、记录、测量、绘制、实验、描写、汇总、分类、编目、研究……，以此类推，日积月累，唯有做到知无不尽、物无不格，此心自然能豁然贯通，这才是中国古典学的真髓，也是中国的科学精神。可惜的是，后世包括朱子学家们在内，忽视并远离了这条进路，双眼整天盯着“上达”而谈道、谈理、谈心性，缺少“下学”的工夫，甚至认为“物”是等而下之的，不屑一顾。可是若没了“器”、“物”的形而下存在，拿什么来“载道”，怎么体现至上的“道”和“理”呢？这可谓是中国古典学的大弊病！梁启超（1873—1929）在清末也意识到了这个大症结：“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古典学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科学的最基础研究，格致精神则是中国古典学的命脉也是基石，重新审视考究并发扬这个精神，是我们古典学者不可推辞的任务。西方博物学在十八世纪前后就已被逐渐分化到了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演化为更加专业化的科学学科了，今日当然不可能像过去博物学家那样去做大量的田野工作，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重拾并提倡“下学”——博物学、名物学和语文学等研究，不断回溯积累，从而推动和生成形而上的义理研究和相关理论研究。

“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之圆桌会议

其次，我要谈谈“比较”中的翻译问题。我国的专业翻译、学术翻译历来都是弱项，翻译人才太少，不仅酬劳低微，而且高校和研究机构不算作科研成果。做研究当然希望依据原典、原文，但国外一些好东西我们引介得太少、太慢，即便有也是质量堪忧者居多，大多是追逐潮流和热点，而对于有深度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前沿理论研究及海外古典原著、古典学论著的翻译更少。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Masukawa Toshihide）不懂英文，在瑞典发表的获奖感言只能用日文讲，之前从未出过国，但他几乎可以同步阅读到《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一些重要文章的日译。不懂外语，居然照样可以做出顶尖的科学研究，无疑是得益于翻译界和译者敏感而迅速的译介工作。懂多国语言进行研究，固然是理想状态，但凭借准确可靠的译文、译本，一样可以做出好的研究。以往总是强调做比较研究一定要掌握多门外语，直接阅读外文原典，近几年我的认识有所改变，过度追求多语言、多语种的习得掌握是因为没有好的翻译。最近我在从事日本汉学及古典学的研究与整理，同时有意识地将其优秀论著翻译、结集，提供给汉语学界，也是出于这个考量。大众化的学术普及同样需要良质的翻译媒介，当务之急，国家层面要重视和鼓励翻译，用心培养既懂专业又通外语的人才。国外原版书的引进日益增多了，同时应不忘推动优质而及时的翻译，我以为是车之两轮，不可偏废。

总之，“比较古典学”不应仅限于平行或交叉的比较研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正面直切地通过西方原典或译本，不断借鉴和吸纳其古典语文学、博物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的理念、方法和范式，来观照、研究中国古典，以重振古典文明，我以为这是“比较古典学”当前乃至今后长时期的主要面向。

我就谈到这里，谢谢！

附记：本文是作者于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之圆桌会议“比较视野中的经史之学”发言记录的修订版。2018年10月14日，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