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序》作者考

作者：石立善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原载《中国经学》第六辑，彭林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一日丁卯

          耶稣2019年11月26日

内容提要：关于《礼序》一文的作者，自南宋至今，有“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两种说法。本文对两种旧说提出质疑，并举出五条证据，即内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礼记》著作之有无、思想内涵之相符、卫湜《礼记集说》之引用，考定《礼序》作者乃程伊川门人周行己，《礼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礼记讲义序》。周行己《礼记讲义》及序文大约撰于大观三年（1109）—政和七年（1117）之间，《礼记讲义》一书的撰作应当是受到了吕大临的影响。另自卫湜《礼记集说》辑出周行己论《礼记》佚文三条，附于文后。

关键词：《礼序》  程颐  朱子  周行己  《礼记讲义序》  理学

在宋代理学典籍中，有一篇题为《礼序》的文章，其作者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程伊川（名颐，1033—1107）。然而近十几年来，有学者先后指出朱子（名熹，1130—1200）纔是《礼序》的作者。然而，笔者对此两种说法均抱有怀疑。《礼序》一文影响颇大，后世典籍多有收录与引用，故今不揣孤陋，试作考证，以就正于贤者。

一、“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

 程伊川之侄程昺以及朱子所编次的伊川文集，本不载《礼序》。最先将《礼序》作者归属于程伊川者，乃南宋末所编《古文集成前集》与《性理群书句解前集》。庐陵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1]编刻于理宗年间（1224—1264），其书卷五《前甲集五》收录《礼序》，题下标明作者为“伊川”。熊节辑、熊刚大注《性理群书句解前集》[2]卷五收录《礼序》，亦以作者为程伊川，于此文篇题下虽未标出作者名氏，但于卷首目录则注明《春秋序》、《易传序》、《易序》、《礼序》四篇皆为“伊川先生述”。元至治三年（1323），临川谭善心校刻《河南程氏文集》[3]时，搜集二程遗文一卷附于卷末，其中所收伊川遗文《礼序》即录自《性理群书》。《礼序》经谭善心定为伊川遗文之后，“程伊川作者说”遂广为人知，并成为通说。明清各种《二程全书》刻本乃至点校本《二程集》[4]，以及朝鲜儒者宋时烈编《程书分类》[5]皆因以为习。《礼序》作为程伊川之文，明清丛书类典籍亦时有收录，如明代《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五八“礼”字条（注云引自《性理群书》）[6]，清人张能鳞辑《儒宗理要》[7]所收《二程子》卷一《文集》等。又，清代以来所编纂的程伊川年谱亦多收载《礼序》，如清人池生春、诸星杓辑《伊川先生年谱》[8]据《性理群书》节录《礼序》之文[9]，民国姚名达编《程伊川年谱》[10]则全文引用。此外，古典注释亦有引用，清末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玉杯》“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条，曾援引“伊川程子《礼序》”之文[11]。

《春秋繁露义证》书影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宣统二年本

自宋末以来，学者大抵皆视程伊川为《礼序》作者，并无异议。然而近十几年来，有学者先后对《礼序》作者提出疑问，指出《礼序》并非程伊川之作，而是出自朱子之手。郭齐、尹波整理的点校本《朱熹集》第十册所收《朱熹外集》卷二收载《礼序》（辑自《性理群书句解》），率先以之为朱子佚文[12]，然并未提出任何证据。继之，最近整理出版的《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即束景南辑订《朱子佚文辑录‧朱子遗集》卷四亦收录《礼序》，并认为其乃朱子重编吕大临《礼记解》之序文，刊刻于绍熙元年（1190）[13]。与历来的“程伊川作者说”相比，此说似有后来居上之势，如《全宋文》第二百五十册所收《朱熹》卷一百九十六亦收录《礼序》[14]。

二、《礼序》作者乃周行己

上文简述了《礼序》“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之起源与传承，以及历代典籍的收录情况。笔者认为：两说皆误，《礼序》之作者既非程伊川，亦非朱子，乃伊川门人周行己（1067—？）。证据有五，请申其说：

其一、《礼序》与周行己《礼记讲义序》之内容基本一致。

周行己《浮沚集》卷四有一篇题为《礼记讲义序》的文章，其内容与《礼序》几乎完全一致。周行己文集[15]久佚，时至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方由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八卷[16]。今自《浮沚集》将《礼记讲义序》全文录出，并以《古文集成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性理群书句解前集》（元建阳刊本）所载《礼序》对校。文中着重号，乃笔者所加，以示文字之异同。《浮沚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文如下：

《礼记讲义序》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非伪貎饰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廵逊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趋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习〔一〕于数〔二〕，与邀誉于人而然也。盖其所有于性，感物〔三〕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四〕，礼固立矣。类聚羣分，礼固行矣。

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于〔五〕万世〔六〕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也〔七〕，万物与吾同气也〔八〕，尊卑分类，不设而彰。圣人循此，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九〕、射〔十〕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十一〕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衆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十二〕。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质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损益，惟周为备，是以夫子尝〔十三〕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逮其〔十四〕弊也，忠信〔十五〕之薄，而〔十六〕情文之繁，林放有礼本之问，而孔子欲先进之从，盖所以矫正反弊也。然岂礼之过哉？为礼者之过也！

秦氏焚灭典籍〔十七〕，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十八〕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十九〕，不能悉得圣人之旨。攷其文义，时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观之，如适大都〔二十〕之肆〔二十一〕，珠珍器帛，随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博而约之，亦可〔二十二〕弗畔。盖其说也，其〔二十三〕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二十四〕于圣人之归。惟达古〔二十五〕道者，然后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后能得其理〔二十六〕。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昔者顔子之所以〔二十七〕从事，不出于〔二十八〕视听言动之间，而《乡党》之记孔子，多在于动容周旋之际，此学者所当致疑以思，致思以达也。

兹列出校勘记（异体字忽略不计）如下：〔一〕习：《古文集成前集》（以下简称“古文”）同，《性理群书句解前集》（以下简称“性理”）作“有”。〔二〕数[17]：《古文》、《性理》作“教”。〔三〕感物：《古文》、《性理》作“物感”。〔四〕天尊地卑：《古文》、《性理》作“故天尊地卑”。〔五〕于：《古文》、《性理》作“乎”。〔六〕世：《古文》、《性理》作“物”。〔七〕也：《古文》、《性理》无。〔八〕也：《古文》、《性理》无。〔九〕乡：《古文》、《性理》作“射”。〔十〕射：《古文》、《性理》作“飨”。〔十一〕见：《古文》、《性理》作“具”。〔十二〕者：《古文》、《性理》无。〔十三〕尝：《古文》同，《性理》作“有”。〔十四〕其：《古文》同，《性理》作“夫”。〔十五〕信：《古文》、《性理》作“义”。〔十六〕而：《古文》同，《性理》无。〔十七〕典籍：《古文》同，《性理》作“经典”。〔十八〕购：《古文》同，《性理》作“求”。“求”字当为避宋高宗讳而改。〔十九〕传记：《古文》同，《性理》作“之手”。〔二十〕都：《古文》、《性理》作“通”。〔二十一〕肆：《古文》同，《性理》作“衢”。〔二十二〕可：《古文》、《性理》作“可以”。〔二十三〕其：《古文》、《性理》无。〔二十四〕卒：《古文》、《性理》作“终”。〔二十五〕古：《古文》、《性理》作“于”。〔二十六〕其理：《古文》、《性理》作“于礼”。〔二十七〕以：《古文》、《性理》无。〔二十八〕于：《古文》、《性理》作“乎”。

三文之异同共计二十八处，除去如“故”、“也”、“其”等一些助字的有无、避讳字以及传钞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明显讹误，《礼记讲义序》与《礼序》几乎一致，实可谓同一篇文章。

周行己《浮沚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二、较之《礼序》，《礼记讲义序》之篇名与内容更相吻合。

《礼记讲义序》有云：“《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攷其文义，时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观之，如适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随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博而约之，亦可弗畔。盖其说也，其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于圣人之归。惟达古道者，然后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后能得其理。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这段话简述了《礼记》一书之由来、性质及功用，可知此序无疑是为有关《礼记》之专书而撰，此与周氏《礼记讲义序》之篇名正相吻合。而相比之下，《礼序》这一篇名则显得过于笼统，有偏离内容、不伦不类之嫌，极可能是原篇名——“《礼记讲义序》”脱落后，后人据文意追加。

其三、周行己撰有有关《礼记》专书，而程伊川与朱子则无。

自《礼记讲义序》的行文语气与整体逻辑观之，不象是为他人书籍所撰之序，应当是周行己自着《礼记讲义》之序文[18]。周氏《礼记讲义》，诸家书目并不著录[19]，唯南宋吴郡卫湜编《礼记集说》[20]采录周说十一条，其卷首《集说名氏》著录旧注一百四十四家中即有“永嘉周氏行己字恭叔”，卫氏所依据者当即周氏《礼记讲义》。又，《浮沚集》卷二《经解》载周氏说经之文十二篇，其中九篇为讲说《礼记‧曲礼上》之文[21]，疑即周氏《礼记讲义》之部份佚文。而《礼记集说》所引周说之中，有三条不见《浮沚集》卷二《经解》，应为《礼记讲义》之佚文，详参本文末尾附录。

程伊川重视礼之日用实践，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22]，并撰有婚礼与祭礼等方面的著述[23]，然并无三礼书的注释类或讲义类著作，遑称序文。今遍检程伊川及其门人著述，亦无伊川撰写《礼序》一文的相关记载。而近人周梦江整理《周行己集》惟因点校本《二程集》已载《礼序》，竟谓《礼记讲义序》实际上是程伊川遗文[24]。其说显然本末倒置。

朱子虽编有礼书数种，然《仪礼经传通解》之外，皆与《礼记》无直接性关联。至于束氏所云《礼序》乃朱子重编吕大临《礼记解》之序，其说亦臆测无据。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记载，吕大临《芸阁礼记解》[25]十六卷乃“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垜书坊。”《经义考》[26]卷一百四十一则云：“张萱曰：《吕氏礼记传》十六卷，今阙第三卷。宋淳熈中，朱晦庵刻之临漳学宫。”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朱子曾于临漳射垜书坊与学宫两刻《礼记解》而已，但朱子是否曾重编《礼记解》，则无从得知。朱子虽于吕氏之学屡有称及，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并无为《礼记解》撰写序文的记载，且《礼序》通篇无一字言及重编或刊刻之事。由此可见，将《礼序》视作朱子为吕氏《礼记解》所撰序文的说法，明显不合情理。

其四、周行己的礼学思想与《礼序》相一致。

周行己的礼学思想与《礼序》相一致。如《礼序》云：

逮其弊也，忠义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礼本之问，而孔子欲先进之从，盖所以矫正反弊也。（引自《古文集成前集》卷五）

卫湜编《礼记集说》卷六十一引周行己解《礼记》之佚文云：

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于文而亡其义，故孔子尝欲从先进之为而深叹林放之问，以救其失。

一望即知，两文之表述与意旨惊人地一致。又，《礼序》“忠义（《礼记讲义序》作“信”）之薄，而情文之繁”，实本老庄之说，《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外篇‧知北游》云：“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这一点与周行己思想驳杂老庄的特征亦相吻合[27]，如《浮沚集》卷二《经解》第九条“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云：“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实，庄周寓言矫弊，遂以为忠信之薄而道之华[28]，此岂吾圣人所谓‘礼云礼云’者乎！”而程伊川与朱子并无此类借老庄说礼的论述。

其五、卫湜编《礼记集说》节引周行己之文，与《礼序》相同。

此乃外证。卫湜编《礼记集说》卷首《统说》，共引孔颖达、二程、张载、周行己、周諝、朱子、虙氏、项安世等八家之文，借以阐明《礼记》一书之纲领。其中，所节引周行己之说即与《礼序》同文，云：“永嘉周氏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非伪貎饰情也。（中略）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与《浮沚集》卷四《礼记讲义序》对校，其异同如下：〔一〕无“鄙夫、野人卒然加敬……感物而出者如此”。〔二〕“立于万世”作“立乎万物”。〔三〕无“天地与吾同体也，万物与吾同气也”。〔四〕“是以夫子”作“夫子”。〔五〕“林放有礼本之问，而孔子欲先进之从”作“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欲从先进”。〔六〕无“观之，如适大都之肆……随其所入”。〔七〕“其粗”作“麤”。〔八〕“得其理”作“得于礼”。〔九〕无“昔者顔子之所以从事……致思以达也”。

卫湜《礼记集说》先于宝庆二年（1226）成书并上表于朝[29]，绍定四年（1231）由赵善湘刊梓于江东，尔后又费时九年复加补订增删，先后阅时三十余载而成[30]。如前所述，《礼记集说》所引周说有三条不见《浮沚集》卷二《经解》，可知很可能是引自《礼记讲义》一书。卫湜视《礼记讲义序》（《礼序》）为周氏之作，确然无疑矣。

卫湜《礼记集说》南宋嘉熙本

明初官修《五经大全》之一《礼记大全》[31]，其卷首《总论》载录程子、永嘉周氏、延平周氏、朱子、虑氏等五家之说。检核其文，除朱子以外，皆引自卫湜编《礼记集说》之《统说》。《礼记大全‧总论》引“永嘉周氏曰”，其文自“经礼三百，威仪三千”至“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为止，除“礼经”作“经礼”外，其他文字与《礼记集说》之《统说》所引完全一致。又，丘濬（1418—1495）撰《大学衍义补》[32]卷七十六《崇教化‧本经术以为教（中）》亦引周氏此文，云：“周行己曰：‘圣人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衆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33]’又曰：‘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于圣人之归。’”可知丘濬此文当引自卫湜编《礼记集说》或《礼记大全》。

以上，自内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礼记》著作之有无、思想内涵之相符、卫湜《礼记集说》之引用等五方面，考定《礼序》作者乃程伊川门人周行己，《礼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礼记讲义序》[34]。

余论

 那么近人整理的《朱熹集》第十册所收《朱熹外集》与《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朱子佚文辑录‧朱子遗集》为何会误收《礼序》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两书所据《性理群书》的底本。两书所据《礼序》之底本实际上皆为四库本《性理群书》，四库本于《礼序》篇题下并未标明作者，在前一篇《易序》篇题下则标注“文公先生”，而后一篇文章即朱文公《诗集传序》，《朱熹集》、《朱子全书》之整理者遂失察，误以为夹在中间的《礼序》亦朱子之作。今检元建阳刊本与日本宽文八年（1668）刊本《性理群书》[35]，《易序》题下并未标注作者，可知四库本《性理群书》卷五所收《易序》篇题下之标注“文公先生”，乃馆臣妄加也。

周行己《礼记讲义》及序文撰于何时呢？北宋大观三年（1109），身为齐州州学教授的周行己，由于曾师事程伊川，遭到御史毛注之弹劾而罢官[36]。大观四年（1110），周行己返回故里温州，政和二年（1112）于雁池之西筑浮沚书院[37]。至政和七年（1117）复出代理乐清县县令[38]为止，周氏一直于书院潜心讲学。因此，《礼记讲义》及序文大概就撰于此一时期（大观三年1109—政和七年1117）。

又，据《浮沚集》卷二《经解》所载讲《礼记‧曲礼上》之文及卫湜《礼记集说》所引周说观之，《礼记讲义》的注释体裁是择取《礼记》之重要篇章进行讲解，与全文注解的注释书不同。而对于《礼记》一书的重视，周行己并非承自其师程伊川，应当是受到了吕大临《礼记解》之影响。周行己在太学曾从吕大临游，于其人格学问尊崇备至[39]，称其为“百不一遇”的贤师真儒。吕氏辞世时，周行己又作诗四首哀悼之[40]。留元刚（字茂潜）云：“周恭叔首闻程、吕氏言，始放新经、黜旧疏”[41]，可见南宋人不仅视周氏开永嘉学术风气之先，且于周、吕之师承渊源亦有定评。清人全祖望又谓周氏兼传关学，乃张横渠之再传[42]，诚不易之确论也。

附录  周行己论《礼记》佚文三条

卫湜编《礼记集说》载周行己论《礼记》佚文三条，不见今本《浮沚集》，而《全宋文》与《周行己集》皆失收，盖《礼记讲义》之佚文也。今自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重刊本《通志堂经解》所收《礼记集说》辑出佚文，施加标点，以供参考。

第一条

礼，始于无所有而成于事为、度数之闲。有其器而亡其物，则不足以明礼。有其物而亡其义，则不足以为礼，故曰：君子之于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爼豆簠簋，所以致隂阳之义也。圜丘方泽，所以致天地之义也。圭璧琮璋，岂徒为美观？所以致其所执之义也。黼黻衮冕，岂徒为美饰？所以致其所服之义也。凡所以寓于酬酢应接之闲，至纎至悉，未有不本于义而虚为之者，故君子于此观先王制作之意焉。本之礼而备其物，谓之有物。用其物而达其义，谓之有礼。过乎此，溺于无所有，君子以为虚拘。不及乎此，则滞于形名、度数之末，君子以为不达。礼，岂不有其物、有其义，然后谓之礼欤！虽然，义者本也，物者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义不可亡，故君子为礼，有时乎以义。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义隐，故小人无义，不足以知礼。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于文而亡其义，故孔子尝欲从先进之为而深叹林放之问，以救其失。子贡知足以致其义，而不明夫圣人所以为礼之备者，遂“欲去告朔之饩羊”，以为无益于礼，则又过矣！故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呜呼，礼亡而其物存，则犹可与也，既亡其礼，又亡其物，则圣人所以为天下也，几乎息矣！然则礼之义，非圣人有所不能尽，而所以行之天下、传之后世，贤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论其义，吾又不知其为礼也。若夫区区形名、度数之末，而不明夫圣人所以为礼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然后为君子。（《礼记集说》卷六十一《礼器》“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君子达亹亹焉”条）

第二条

呜呼，中庸之难能也，而亦不可以苟为也！或者曰：“道易知也，吾殚聪明以审之，道不过乎仁义礼乐而已。”曰：“仁义礼乐是道之用，非吾所谓道也。”或者曰：“道易行也，吾尽心力而为之，道不过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而已。”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是道之所寓，非吾所谓道也。吾之所谓道者，体之一心无不足，施之天下为有余，沛然行乎仁义礼乐之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闲而不乱。然而吾不自知焉，非特不自知焉，则亦无所知焉。”故子思之论，至所言“君子之道费而隠”，则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愚读《中庸》至此卷，伏而思之，盖始而疑，中而知，终而觉，然后知子思果知道也，果不吾欺也；其至也，果不可以知也。岂不谓大而能化、与道一体而不吾知也？世之论者或以谓道之至，圣人实有所不知。君子则曰：“百工之事，各有其至，而圣人盖有所不知者，是皆过不及之论也。”夫道之至，虽圣人有所不得知，是果不可以知也。道而不可以知，然则人安取夫道哉！是以道为虚名、不可为之事，而自弃者之论。若子思论“中”，发其大义，至于语圣人，又止区区论其百工之事，抑何浅期子思哉！是又不及之论也。《中庸》之书，语道之要，学者宜以志虑考之，不疑于其闲。不察其奥而唯迹之穷，猥与尘编断简俱腐，至于老死而不能一言，悲哉！（《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七《礼器》“君子之道费而隐～察乎天地”条）

第三条

古之圣人为礼也，本夫人道者也。故天下之人，自生以至于老且死，苟一日而不得其道，则不可以为也。盖其所以行吾身，与夫所以爱其亲、尊其君、和睦其天下者，必有所体焉。然后为之，顺理而不乱，是故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之礼所由作，是不可一日而亡也。何者？今天下之人，目视而耳听，手举而足运，与夫生而爱其亲、长而敬其兄，礼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圣人本其所自有者，因为之节制，谓之礼，为之冠，以重其成人；为之昏，以谨其继世；为之丧、祭，以仁鬼神；为之朝、聘，以敬交接；为之射、乡，以厚廉耻。此八者举而人道备矣！虽威仪曲礼之多目，盖不出乎此，故曰“礼之大体也”。故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人道也；所以为人道者，礼也。家也、乡也、朝也，此三者所谓天下也。夫妇也，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43]，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谓人道也。举是五者，错之三者之闲，苟不以所谓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之礼为之节，而纷张逆置之，则荒淫僻乱，奚所不至！是以后世小失之，则入于夷貉；大失之，则入于禽兽。不知举是八者以纪纲乎天下而调适乎人民，乃日纷更，以事末流。吁，亡益也！（《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五《祭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条）

2009年10月29日初稿

2010年2月2日改定

附 记

本文曾于第三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主办，2009年11月7日于厦门）宣读，后刊登于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六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校样刊排期间，笔者读到本文所批评的周梦江（《周行己集》点校者）整理《二郑集》[44]之《后记》，发现周氏已改变原初看法，认为《礼记讲义序》为周行己自着；又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所收《易序考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424—425页）、潘猛补校补《温州经籍志》卷四《经部》“礼记讲义”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第130页）亦指出《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文》所收《礼序》为周行己之作。三文虽未做详细论证，而皆早于拙文，谨此记之。

注释：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建阳刊本。

[3]元至元三年（1266）刻本。

[4]王孝鱼点校，第668—6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

[5]朝鲜刻本卷三十，大田：学民文化社影印，第三册第2136—2139页，1994年12月。

[6]第11函第104册，第11a—b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3月。

[7]清顺治刻本。

[8]“绍圣二年乙亥六十三岁”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十九册所收影印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第257—260页，北京：北京图书馆，1999年4月）。

[9]卢连章《二程学行系年》则承袭池、诸之说，以伊川于绍圣二年（1095）撰《礼序》（《程颐程颢评传》附录，第42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10]姚谱虽承自池、诸旧谱，然将《礼序》繋于“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一〇九四年）”（第227—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11]锺哲点校，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2月。

[12]第5757～5759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而在《朱熹集》之前，整理者之一郭齐曾于《朱子佚文疑伪考》举出《礼序》存疑（《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辑，第35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13]第768～7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4]第360～36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又，《全宋文》所收朱子佚文是以《朱熹集》第十册所录佚文为基础，并按性质分散编入各卷。

[15]《直斋书録解题》卷十七著录《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万历）温州府志》卷十七则著录《浮沚文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周博士文集》十卷。

[16]参照浙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五“《浮沚集》八卷”条（第1341页上段—中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2年5月版）。《永乐大典》则注明引自《周博士文集》。

[17]“数”当为“教”字之误刻。《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郑注：“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本《十三经注疏》）。

[18]《玉海》卷三十九《艺文‧三礼》（影印元至元六年［1269］刊本，第二册第780页下段，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12月）“元祐礼书　仪礼注解　礼图”条小字注谓陈祥道（1053—1093年）又撰有《礼记讲义》二十四卷。然陈书不传。

[19]孙诒让撰《温州经籍志》（民国刻本）卷四《经部》著录佚书《礼记讲义》，认为其乃周行己自纂之书。

[20]清同治十二年（1873）粤东书局重刊《通志堂经解》本。

[21]其余三条乃讲说《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论语‧宪问》“文之以礼乐”、《孟子・公孙丑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22]参照《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问先生曾定六礼”条与“冠昏丧祭礼之大者”（清同治六安求我斋刊《二程全书》本）。

[23]参照《河南程氏文集》卷十所收诸文。其中，《作主式》与《祭礼》即《直斋书録解题》卷六所著录《伊川程氏祭礼》一卷。

[24]第6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

[25]《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广编》本所收影印宋刻本）卷第一上著录“《芸阁礼记解》四卷”，《宋史‧艺文志》则记作“《礼记传》十六卷”。

[26]《四部备要》本。

[27]韩淲《涧泉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下云：“周恭叔行已，文字温淡，但时有庄老，与程氏之说相背，诗亦好。”

[28]《礼记注疏‧序》及《曲礼》疏云：“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

[29]《礼记集说》卷首《进礼记集说表》。

[30]《礼记集说》卷首《序》。

[31]朝鲜刻本《礼记大全》。

[32]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丘文庄公丛书》上册所收影印本，第744页下段—745页上段，台北：丘文庄公丛书辑印委员会，1972年2月）。

[33]明人章潢（1527一1608年）《图书编》卷十三、卷九十三所引与此相同（明万历四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1月）。

[34]旧题郑樵（1104—1162）撰《六经奥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五《羣经》“六经奥论”条（其说又见《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四十二《六经奥论跋》）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浙刊本卷三十三，第272页中段）已辨其伪。今据周行己《礼记讲义序》，可再添一证。《通志堂经解》本《六经奥论》卷五《礼记总辨》末尾云：“大抵四十九篇之书，虽杂出于诸儒传记，而不能悉得圣人之旨，然其文繁、其义博，学者观之，如适大都之市，珍珠寳贝，随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博而约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尽出于夫子而轻议之也。”细审此文，可知其意旨即暗袭《礼记讲义序》末尾之语句。以郑渔仲之性格，绝不肯盗用他人之成说拼凑剪裁为文，《六经奥论》乃后人假托郑氏而伪作者，确然无疑。又，其文“大都”不作“大通”， “可”下无“以”字，可知作伪者所依据之书并非《古文集成前集》或《性理群书句解前集》，而是取自周氏文集或《礼记讲义》。

[35]日本宽文八年刊本与元建阳刊本一样，于卷首目录注明《春秋序》、《易传序》、《易序》、《礼序》四篇为“伊川先生述”。

[36]《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续修四库全书》第518册所收影印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宋史翼》卷二十三《周行己传》（《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所收影印清光绪刊本，第二册第101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1月）。

[37]万历《温州府志》卷十六载周行己佚文《浮沚记》云：“政和岁在执徐，六月癸丑，飓风大作，桥断门堕，檐折雨漫，乃易桥以舟，墐北户而南向，增檐为轩，寄容足之苟安。按《尔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陼）曰沚，人所为曰潏。予恶潏之名，而欣沚之义，于是总其名曰浮沚。”此文又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等，而今本《浮沚集》不载。

[38]参照《浮沚集》卷五《权乐清上韩守书》。

[39]《浮沚集》卷六《书吕博士事》。

[40]《浮沚集》卷九《哭吕与叔四首》。

[41]《水心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所收影印明正统刊本）卷十《温州新修学记》。

[42]《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序录》。

[43]“兄弟”下原脱“也”字，今补。

[44]第19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3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