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访谈之六】

专访陈明：饶宗颐是非典型儒生，地位高于钱钟书、季羡林

受访者：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者：任重（ 主编）

时间：西元2018年2月7日

饶宗颐更符合国学大师的名衔，因为对儒家的思想价值有认同

：昨日凌晨，饶宗颐先生逝世，引发高度关注，各界对饶先生赞誉一片，纷纷称之为“国学大师”，您如何评价？

陈明：跟此前被叫做国学大师的一些老先生们相比，饶宗颐与国学大师的名衔应该更加相符，因为饶先生对儒家的思想价值有认同。

以前我只知道他吟诗作画，文字学、文献学甚至敦煌学什么的都很有造诣，只觉得他是一个老派的读书人。后来读到他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读了一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气质和立场，很有触动，感觉在潮汕香港还保存有这样一种标本，特别难能可贵！

现在各种介绍，都有炫奇耀博的媒体风格，其实，那些只是才情技艺，虽然也了不起，但对于儒生来说，精神志向的定位才是先要确定的大者，所谓志于道，游于艺。因为有了这个硬的支撑，那些才艺和博学才有所附丽，成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人格的丰富性证明或展现。

饶宗颐是非典型儒生，地位高于钱钟书、季羡林

：从思想立场上，您对饶宗颐先生是如何定位的？

陈明：饶宗颐可以说是最后的“古典知识分子”，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他无所不窥也无所不通。据说语言方面他也是一个天才。这除开天赋，还需要很好的家境，各种因缘际会，包括跟随旧式名师，而不是留学拿学位，才有可能。在他稍后或更后的一代两代学人，应该都是不太可能具备如此条件。这跟他的潮汕生活环境，后来又在香港发展有关系。他前一辈或上下接近的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甚至牟宗三他们，也不是这一类型。

从这个角度讲，他这个儒生并不典型，也难复制。但无论如何，他的辞世象征意义还是很大的。从作品和认同看，饶宗颐的地位应该高于钱钟书、季羡林，网络上说的南饶北季南饶北钱，只能说是媒体泛泛之说，我认为并不特别合适。

：您的意思是，饶宗颐可盖棺论定为“国学大师”，但并非“一代大儒”？那么，他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牟宗三以及钱钟书、季羡林的主要区别是？

陈明：我理解的国学大师比较狭隘，国学不只是传统之学，经学是题中应有之学。所以要有研究，要有认同。梁漱溟、钱穆、牟宗三他们，可以称大儒，因为认同与研究都没问题，但研究的路数却不传统，所以叫一代大儒可以，叫国学大师则不妥。

用一代大儒说饶先生，总感觉还欠点什么，可能是文人气质或其它成就以及想法太多，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吧。季羡林先生主要做中亚吐火罗文字研究，写过“糖史”、翻过“大唐西域记”，这些很难说是国学正宗。钱钟书先生主要是文艺学，比较文学吧？二人都更像五四新人。

提出“新经学”概念很重要，但以“华学”取代“国学”的观点不妥

九零年代内地兴起国学热，饶先生好像不是很有感觉，主张用“华学”取代国学概念，还办了一个叫华学的刊物。我觉得这表明香港的思想环境或问题意识与内地存在的巨大差异，理解不了国学概念的近代内涵，就是儒家传统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以及现代国家建构的某种内在联系。很遗憾，饶先生并没能超越这种差异，没有体现出《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里面的那种深刻性。以“华学”代替国学，传统就成了范围上无所不包，内容上并与特别指向的知识系统了。

饶先生早在2001年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会演讲提出的“新经学”概念很重要，起点也很高，从bible角度，从国家民族角度的常道、真理标准立论。另外，像把《尔雅》剔除，增加一点新东西，也很合理。但是，有的地方讲的也可以讨论，像《老子》本就是道家道教的经典，放在新经学里面一起说，就有点治丝益棼徒增困扰了。这就是“华学”“国学”不同思维前提下的差异。

一个时代结束，自然会有一个时代开始。饶公的多才多艺叫人景仰，《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里的公羊学精神在大陆新儒学的发展中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而后来者也应该从这种人事和时序的代谢更迭中感受到某种薪火传承的责任与紧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