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已转入下半场

——首届“青年儒学论坛”笔谈导言

作者：姚中秋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十六日甲子

          耶稣2018年2月1日

由弘道书院发起、并与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合办之首届中国青年儒学论坛，于2015年11月21-2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举办。从与会青年学子的反应来看，会议相当成功。这是因为，我们这次会议直面这些围绕着儒学思考、写作的青年学人所关心之根本问题：儒学于今日何为？

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报告论文所能解决的，故从筹备之始，我们就明确提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会议——由于儒学繁荣，近年来这类会议差不多每月、甚至每周都有，也不必我们弘道书院这样一个完全民间的学术机构，花费宝贵的资金来凑这个热闹。我们希望召开一次关于儒学发展的“务虚会”，也即，与会者既立足于专业，又跳出自己的专业，以解决中国和人类所面临之大问题的视野，思考当代儒学如何发展。我在论坛的开幕讲话和闭幕总结中，将这个看起来相当宏大的问题，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论域、议题，也即，当代儒学应讨论什么问题，学者当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其二，路径、形态，也即，当代儒学以什么样的学术形态展开上述论域之讨论；其三，方法，范畴，也即，当代儒学者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范畴思考、讨论上述问题，发展儒家学术。

为期一天半的会议，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方向展开的，而青年学人的思考之深度、广度远超预料，我不由感叹：后生可畏，后生可爱，儒学复兴有望。一天半的讨论听下来，有一清晰感受：今日优秀青年学子之儒学研究，已逐渐走出过去一百年儒学研究之藩篱，新范式正在成形，现代儒学发展由此转入下半场。

进入20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精英都是历史终结论者，认为西方是中国前行之终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固有 已丧失意义。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形成良好社会秩序，几乎所有人都从西方寻找方案。由此，在学术建制中，经学传统中绝，儒者固有之学主要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而不绝如线而已。

比如，儒学就曾存身于中国哲学史专业。曾经，中国哲学史学界做了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改自己专业为“中国哲学”。然而，此领域的学术范式似乎并未因名字之调整而改变，大量中国哲学专业的老师仍以哲学史范式训练学生。在政治学中，更是如此，儒家政治思想被当作史学研究的对象。某次会议期间，我表现有点失态，就是因为个别学者仍以此种范式面对儒学，回应他人之讨论，我甚至曾说：“如此研究，有什么资格让人民拿税款养活你？”

即便现代新儒家，尽管依据宋明心性之学发展出看似精致的哲学体系，但于社会治理仍全交给西方思想和制度。2015年初以来持续不断的港台新儒学与大陆儒学之争，要害仍在列文森当年提出之命题：儒学已进博物馆了幺？现在很少有人干脆利落地说，是。但很多人，包括上了一定年纪的儒学者，恐怕仍会说：部分地，比如在政治领域，是这样的。如此自费武功的儒学，是残缺不全、难当秩序构建之大任的。令人欣喜的是，在本次论坛上，大多与会青年学子正在努力走出这些窠臼，走向新的学术范式。本次论坛上的青年学者，大约分为三组：

第一组，人数较多，是接受过中国哲学或哲学史学科训练的青年学子，其研究论域基本上是港台新儒家拓展出来的，并在其中精耕细作。

第二组，是接受过一定经学训练的青年学子。哲学或者哲学史范式主要关注宋明心性之学，而经学之论域则有重大转移，转向五经和汉代学术，由此拓展出了新论域，也引入了新方法。

第三组，是来自法政诸学科的青年学子。上两组学者，虽然研究对象、方法不同，但均在传统哲学院系中，这组学者则出自法学、政治学领域。他们带着鲜活的问题意识，而对儒学有深切情怀，尝试以儒学立场书写法律或者政治的历史，并透过这样的历史探索探寻解决当下问题之方案。

不能不说，第一组的讨论较为沉闷，后两组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理由很简单：第一组青年学子是在几代人耕耘的领域中从事学术活动，大问题已被其老师、太老师们做完，只能做一点细枝末节的修补工作。相反，后两组青年进入处女地，且极为广袤，自然能够谈出令人兴奋的新议题、新方法、新观点。

我作为会议发起者，自以为，本次会议最成功的一点也许是，把这三组青年学子汇集于一处，这是本次论坛不同于一般的儒学、哲学会议之处。论坛给他们提供了思想与学术交流、碰撞的机会，青年学子相互学习、启发，共同拓展思想、学术视野。假以时日，他们或许可以形成一个以儒学为中心、旁涉多个学科的 共同体，逐步探索构建更为整全的儒家义理体系。

如果说大陆儒家有什么新意，从学术范式的角度说，这一点或许是最为紧要的。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诸先贤，甚至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张君劢等先生，视野都是极为广阔的，其思想也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有重建秩序之志向。只是，到20世纪中期，在特殊的政治、学术环境中，形成了哲学、乃至哲学史中心的儒学范式。这样的儒学固然保留了儒学的种子，但显然不足以担当起重建秩序之大任，或曰天命。在评论李明辉先生对大陆新儒家之批评的文章中，我曾提出，现代儒学或许已经进入下半场：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被强势的西方压迫，儒家也被强势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被动应对。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姿态。在西方重压之下，依然坚持论证儒家之价值，这非常了不起，值得后人感佩。

“然而，随着中国大体完成救亡图存，中国处境大不相同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期，儒家的姿态、视野不同于此前，不再采取被动防守策略，而有所进取。事实上，新处境给儒家提出了全新问题，儒家若有安顿整全秩序之志，就理当直面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之，依然把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前先贤的问题，当成今天自己的问题。

“概括说来，当代儒家的思想任务，恐怕不应是中国文化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而是中国文明如何包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又能创造、并向人类展示良好秩序、美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儒家之思想和学术责任是积极地创造，而不是被动地应付。不是依据西方思想、制度设定议题，回头在自家库房里寻找可与之对接的要素，而不断自我检讨；而是依据自身视野确定真问题何在，依据自家义理确定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此，儒家当然是开放的，面向西方，面向整个世界，但是儒家立定了主体地位。不是与国际接轨，与西方接轨，而是立足圣人之义理，参照中西经验，为人类铺就新轨。

“可以说，今天已在李明辉先生所说‘儒学第三期’发展之重大转折点上，儒家从被动的回应者转而为主动创造之主体。心态上、姿态上的如此变化，自然带来整个问题意识、议题论域、运思模式、知识结构、表达话语、言说对象等全方位的变化。中国处境如此，儒家不能不这样变化。也只有这样的变化，才有儒学第三期之实质展开。”

现代儒学之任务是本乎尧舜周孔之道，重建整全秩序。但百多年来，儒学命运多舛，求自保而不得。今日情势则大不相同，似已敞开重建秩序之可能。但很显然，旧有之儒学范式视野狭窄，义理单薄，对于秩序重建几乎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近十年来兴起之大陆儒学，乃应运而生。蒋庆先生等倡导儒教和儒教宪政，近年又有“康党”之兴起，弘道书院同仁则另有思路：以学为本，兴起文教，转进政教。故弘道书院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扩展儒学之论域，也即，推动儒学、经学与在目前学术体系中占据主流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双向接近、渗透，推动中国思想界之儒化，目标则是使儒家之学成为 界共同的基础。

此或可称之为“大经学”。本次论坛上，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雷博博士说，经学是经天纬地、经纶纲纪、经世济民之学，善哉斯言。实际上，传统的经学，绝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而是诸学之本。它指向秩序之整全构建和维护，当然不可能为学科所限制。今天受学科分化之思维定势影响，把经学视为一门学科而固步自封，甚无谓也。因此，关起门来从哲学或哲学史角度研究儒学固然不够，有如此覆盖力之经学仅在传统经学体系中挖掘，也是不足以重建的。儒学或经学不应满足于成为一门学科，而应努力成为各门学科之基础，为各门学科提供基本价值、概念、思考方式。

这就需要儒学与今日学术建制中占据主流之西来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展开持续不断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有 之文化自觉，进入中国自身源远流长的知识传统中会通旧学与新知；另一方面，经学、儒学充满信心地进入西学体系，消化各种知识，最终涵摄之，以形成新知。唯有经由这样的双向进入，才可能铸造出有效回应当代中国与人类问题之儒家新义理体系，它是中国的，又是普适的。

本次青年儒学论坛大体上沿着这一方向前行，当然做的还不够好，比如，没有经济学、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者参与，而这两个领域的知识重建，对稳定的中国和世界秩序之底定，至关重要。还好，本次是首届，未来将有第二届、第三届，希望这个论坛未来容纳各学科中具有儒家情怀的青年学子，通过跨学科的儒家 共同体之建设，熔铸出一套整全而对当世有效、且可构成整个中国 界之共同知识基础的儒家义理体系。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