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西医为什么不申遗？

“孔子标准像”、“中医保卫战”乃至于本报昨天报道的“韩国人发明汉字”之争，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正以一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生活。我们正以一种“久违”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尽管政府、民间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是，联想到韩国成功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近来的种种争论，这让人扼腕不已。

　　我们不得不怀疑，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我们是否存在着问题？当我们的传统文化遭遇现代科学之后，它的命运又究竟会是怎样？带着这些困惑，记者采访了著名儒学学者、《原道》主编陈明博士。

　　西医为什么不“申遗”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继韩国将中医改韩医申遗产之后，网络上又出现了“韩国人发明汉字”的论调。韩国在历史文化领域对中国频频发起挑战。有论者认为这是韩国“开始有计划地篡取我们的文化遗产来证明自己的伟大”，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陈明(以下简称陈)：不是有有关专家出来澄清这是一场误会么？他说中医药也要“申遗”，并且“充满信心”。这才使我真正沉思起来：为什么韩医想到“申遗”，中医想到“申遗”，而没听说西医说什么“申遗”？

　　韩医、中医是遗产，西医难道就不是遗产？它为什么不需要申请保护？究竟是因为它有更久远的传承还是因为在现实里气息奄奄命悬一线？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不是在申请保护之外还有更加急迫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韩国在历史文化领域对中国频频发起挑战”的问题，“韩国人发明汉字”云云，更像是越来越流行的网上恶搞。中韩之间在有些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认知差异，本没什么，但网络有一个放大器的效应，媒体关注是必要的，但上纲上线则大可不必。

　　儒家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对立

　　记：有论者根据网络上消息说“韩国人已经在准备拿祭孔大典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下一步就是把孔子彻彻底底的变成韩国人，而中国的论坛上却还在为应不应该祭孔吵个不停，很多人对孔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并由此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您看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是否存在问题？在这一点，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位研究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是的，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太奇怪了，意识形态部门把它当成威胁，激进主义者把它当成自由民主的敌人，保守主义者又把它当成教条。这可能是目前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吊诡吧？

　　我个人以为，韩国将祭孔仪式等申遗对中国文化来说如果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首先这说明人家认为儒家文化这些东西是有价值意义的好东西，并且要保护它。

　　其次有利于儒家文化的跨区域发展——基督教是亚洲文化东方文化吧？西方人接受后将它普世化，对曾经孕育并珍视这个文化的人来说，有什么不好呢？这又不是排他性的专利注册资源争夺。每个民族都把孔子说成是自己民族的人才好呢！

　　再次，这对于转型期思想观念尚处于模糊混乱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冲击刺激，使我们关注文化的问题。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拍摄《商道》、《大长今》的韩国人把传入的儒家文化实实在在当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成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这应该可以说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说明“五四”以来主流知识分子那种将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对立起来的预设实际是不成立的。

　　孔子标准像是无耻的蠢招

　　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上，前段时间一直争吵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孔子标准像的问题。我记得您很早就对此事发表了您的看法,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请问这是否同样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的偏差问题？以通过某种“标准”来“集中”或者“统一”弘扬传统文化，是否是百害而无一利？

　　陈：是的，这事太荒唐了！真的孔子谁也没有见过，孔子形象是一个文化符号，主要是一种意义象征和情感表达，所以他的成型是社会和历史选择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所谓孔子像具有公共性和权威性的二重属性，事实上吴道子的版本正是如此。

　　自封标准则说明操弄此事的人用自己对孔子的理解、想象和情感代替社会对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并且利用行政位势强加给社会。这一行为完全可以用愚蠢、狂妄和无耻来评价或描述。

　　作为精英文化的儒学是植根于社会基层结构和百姓伦常日用之中的，“圣人学于众人”。这也正是它屡仆屡起在经历种种的摧折之后今天又显露出一阳来复的势头。行政手段、制定标准等等对于这一势头的发展当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愿这些人迷途知返，“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情感的需要也是理性的

　　记：事实上，在传统文化的发扬过程中，除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认知、态度等问题之外，可能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科学的命运问题，比如最近同样是备受关注的“中医保卫战”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陈：中医我是外行，但却一直非常关注有关讨论。我曾跟中医界的朋友讨论过用西医的方式对中药进行分析以将“经验合法性”(有效)转换成“知识合法性”(有理)的可能性的问题。就是说，按照西医的概念和方法对中药进行描述和解释，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两种关于它的理论应该是可以翻译的，先假设西医为真以验证中医，再假设中医为真验证西医。如果药的问题可以“翻译”，那么“医”的问题应该也是可以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利相权取其重。那位否定中医的教授也是湖南人，言辞激烈了一点，但问题不是没有意义。对于传统文化，我们需要理性的态度——当然，在我这里，情感的需要、意义的需要也是理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合理性的。

当今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没有一个主干性的文化系统以应对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我的工作实际就是从儒家立场和资源出发去努力。中医有多大价值，就会在人们生活中发挥多大作用，也就会享有多大地位。儒家文化，也是如此。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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