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

作者：邓洪波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节选自作者所著 《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稣2017年8月2日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我相邻的“东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在当年请求创建书院的上书中就说：“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

因此，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李滉

一、朝鲜书院发展史

在朝鲜历史上，“书院”二字连用始见于新罗末年，此时正当我国唐末五代之际。据朝鲜《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所谓“瑞书院”，是掌管国家机密事务的机关，并无教学授受的成分。高丽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设“修书院”于西京，“令诸生抄（诗）书史籍而藏之”。这与唐代长安、洛阳的集贤、丽正书院相类似，是整理收藏图书典籍的机关。

到李朝世宗元年（1419，明永乐十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此时，“书院”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并赋予教学功能。自此以后，朝鲜书院遂开始步入其450余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段时间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鲜书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李氏朝鲜的书院史了。

大致而言，朝鲜书院有祠庙和书斋两个源头，其始和中国书院似乎没有联系，独立发生。后来在援引中国书院制度，形成祭祀、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概念之后，才获得“比邑相望”的大发展。其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朝鲜李朝世系表

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1567，明永乐十七年至隆庆元年），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共十帝，凡149年，可视为朝鲜书院历史的第一期。是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的87年为第一阶段，书院从一个教学的机构发展成教学与崇祀先贤并重的文化组织。

李氏朝鲜的教育由养士的学校制度与选士的科举制度二者支撑，运行到世宗时期，它出现一些故障。首先是科举紊乱，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入仕，寒门儒生则无此特权；即便是贵族子弟与一般儒生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中式的首先也是前者。这使得养士的学校失去吸引力。同时，兵曹（相当中国的兵部）规定，20岁以上子弟许属军籍，“军籍”的许多优待使在校学生尤其是寒门之士大多不专于学而喜于属军，这更加重了官学的衰微。

官学式微，教育却必不可少，因此，朝廷就转向支持和鼓励民间兴学，企望其能填补官学留下的空缺。前面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颁布的褒赏“私置书院，教诲生徒”的教令，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而这种情势，也就决定了朝鲜历史上最初的书院功能是纯教学的，而且是处于一种替补官学教育角色的地位。

朱子白鹿洞教条

中国书院传入东土朝鲜的最明确的记录始见于《李朝世宗实录》，其二十一年（1439，明正统四年）九月甲申条载：“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其略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这是朝鲜史书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研究朝鲜书院的金相根先生认为，自此次“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书院以后，就不再以‘书院’二字为代表单纯的教学之所”了，“当时人明白‘书院’不只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是奉祀先贤祠庙须在内的”，于是，“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而奉祀先贤尤为重要”的“正轨书院”的概念得以逐渐确立起来。

这种“正轨书院”，包括祠宇、祠、影堂、别祠、精舍、里社、里祠、影殿、庙、乡社、乡祠、堂宇、书院等14种名目。据统计，朝鲜计有这种“正轨书院”670所。兹将各书院按朝代和行政区划制作成表5.8、表5.9，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朝鲜书院时空分布的基本情况。

在上述670所书院中，真正以书院相称者为376所，占总数的56.1%。“正轨书院”概念的确立，标志着朝鲜书院相对独立发展格局的改变，自此以后，中国书院对其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阶段，像我国明代初年那样，书院并没有大的发展，整个半岛上仅有9所书院，基本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视作朝鲜书院的原初阶段。

朝鲜国王实录

第二阶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元年），凡62年，是朝鲜书院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中宗（1506－1544）以降，官学进一步衰败，中央成均馆（太学）及四学儒生“全不聚会，师长亦不勤教诲”，地方“乡校”更有“托名儒籍，年几六十而不识一字”者，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

有识之士认为，“惟有书院之教盛兴于今日，则庶可以救学政之缺”。另一方面，李朝开国之初即以中国的儒教作为立国的政治指导，到中宗时期，受明代影响，则形成了建立祠庙以崇儒尊贤的运动。《中宗实录》卷三四载，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丁卯，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朝廷，其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无处不有，此崇德义以劝后来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

是以，纷纷为号称“东方理学之宗”的郑梦周、“远绍梦周之绪，深求濂洛之源”的金光弼、“东方文献之首”的崔致远等朝鲜儒家学者建祠，以弥补这一圣治欠典，致使“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发展上有力的原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出现了教学与祭祀先贤两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

绍修书院（白云洞书院）

白云洞书院，后改名绍修书院，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丰基郡守周世鹏创建于属邑顺兴县（今属庆尚北道荣州郡）的文成公安裕（后改名珦）故居，祠祀安裕，并集诸生肄业其中。

有关书院的具体情况，《中宗实录》卷九五是这样记载的：“世鹏于珦之旧居为建祠宇，春秋享之，名曰白云洞书院。左右有序，以为儒生栖息之所。储谷若干，存本取利，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学焉。当初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非徒经书，凡程朱之书，无不在焉。”这所集祠祀、教学、藏书于一体的书院，正合“正轨书院”的概念。

因此，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它看作是朝鲜书院的发端：朴尚万《韩国教育史》视为“东方书院之始”；李丙焘《国史大观》以其为书院“嚆矢”；柳洪烈《在于朝鲜书院的成立》认为，虽然白云洞书院之前有书院出现，但“所谓规模完成之书院，为白云洞书院设立以后之事矣”；金相根亦持白云洞为朝鲜书院“嚆矢”之说。

白云洞书院之所以被看成是朝鲜书院的源头，不仅因为它首先合乎祭祀先贤与教授生徒二者于一体，还在于它于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辅、安轴兄弟配祀院中，开书院主祀先师之外，配享从祀或追祀先贤之先例，以及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滉请得赐额“绍修书院”，而开朝廷赐额制度之始。

此后，由于重要制度的确立，加之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于下，朝廷褒扬于上，第二阶段这62年的时间内，就新建了22所书院，比前一阶段增加4.2倍还强。其中明宗一代（1546－1566），即建有16所，每年将近一所，显示出明显的上扬趋势，它预示着书院将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自宣祖元年开始，至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庆二年至清雍正二年），历七帝，凡117年。这是朝鲜书院的大发展期。各朝新建书院的数目为：宣祖朝（1567－1608，明隆庆元年至万历三十六年）86所，光海君时期（1609－1622，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二年）38所，仁祖朝（1623－1649，明天启三年至清顺治六年）57所，孝宗朝（1650－1659，清顺治七年至十六年）35所，显宗朝（1660－1674，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70所，肃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287所，景宗朝（1721－1724，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9所。

以年平均数计算，各朝皆超过每年2所，其中以宣祖朝最低，每年2.09所，最高为肃宗时期，每年6.23所。其发展趋势，以肃宗时为顶点，成一拋物线状。拋物线的起点宣祖朝，比之前代是第一个发展高潮，恰与我国明万历年间书院发展的高潮同步。

孝宗时，“书院渐盛，乡校儒生，咸皆书院”。到最高峰的肃宗朝，“书院之设，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可谓盛矣。此时正当清康熙时代，我国书院在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也进入复兴时期。

其后的景宗时代，不仅绝对数目大大减少，年平均数也跌至每年2.5所。而接下来的英祖朝，虽然有20所书院建立，但它统治长达51年，年平均数已降至0.39所。因此，景宗时代即可视为朝鲜书院大发展时期结束的标志。

这一时期，书院之所以大盛，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由于官府的提倡，这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朝廷大量赐额。这种“赐额书院”，也和我国的“赐额书院”一样，比一般书院多了一道“护身符”，其地位亦高出一般，而享有一种荣耀。因此，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如宣祖朝就有21所书院请得赐额，占新建书院总数（86所）的24.4%。显宗时期书院70所，赐额者43所，占总数的61.4%。

第二，颁赐田土、布谷等，并免除所有学田的赋税。书院因此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使得书院的发展获得了完全的经济保障。

第三，允许书院拥有完全免役的院奴。院奴的职责是做“院事斋事”和“耕作院田”。除此之外，“人不得役，官不得夺”。院奴数量则多少不等。国家规定数额，孝宗时为赐额书院7人，未赐额书院5人；肃宗时赐额书院增至20人，未赐额书院者则不定额。院奴的设置及其免役的特权，是书院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

另外还有派遣官员主持祭祀，赐予祭品、繁文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政府对于书院的提倡与重视。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形成了书院蓬勃发展的局面。

陶山书院

其次，地方儒林的热心创办，也是促成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书院以教学与祭祀为两大事业，且尤重祭祀，各地士绅遂特别注意乡贤及先儒先哲的行踪，于其过化之地建院奉祀。

据金相根先生统计，供奉于朝鲜书院的先贤竟达1300人之多，其中被2所以上书院奉祀者185人，5所以上者44人，10所以上者14人，而李朝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则分别被34、31、20所书院同时供奉。此所谓“书院迭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人士对于书院建设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受到政府的鼓励，遂造成了书院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盛行。

第三个时期，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历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哲宗、高宗六帝，凡147年，仅新建书院29所，是书院衰落并被裁撤的时期。书院兴盛之时，即隐藏没落之机。最大也最先出现的问题是“滥设”、“迭设”。仁祖时代，朝廷对此就有觉察，并提出了未经批准，不许另建书院的对策。孝宗时禁“私建”，肃宗时禁“迭设”，对违令者“论以重律”。然而屡禁不止，院宇愈设愈多。

同时，书院本身也出现了霸占土地，集敛院奴，勒索“祭需钱”，私征“院保”（一种税金），庇护罪犯，参与党争，以“儒通”、“清议”而干扰时政等种种弊端，对国家经济收入、兵役来源、社会安定都构成重大的威胁。书院既已步入没落之境，且无以为救，国家遂改变鼓励、扶持的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顿。

朝鲜英祖

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诏令“撤毁”书院300余所，此为大规模撤废书院之始。纯祖元年（1801，清嘉庆六年），温阳郡、金山郡、石成县三邑儒生私设书院，受到“严勘”，其行政长官也受到“从重推考”的处分。哲宗九年（1858，清咸丰八年），曾发布“华阳洞墨牌”，对引起官绅士民“切齿蓄怨”的华阳书院进行严厉处置，其行政长官福酒村被“永久革罢”。这些都是全面整治书院的先导。

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摄政的大院君力排众议，撤废素有“书院之魁首”的东万庙，开始了全面的撤裁行动。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终于发布“文庙从享人以外的书院及迭设书院，并为毁撤”的诏令。

诏令称：“书院设置，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学，有所寓慕，建院妥灵者。迩来无穷之弊，家家有院，且一人之四五六处建院，比比有之，各其本孙之周旋为家庙矣。本以尊贤之义，近作为先之事，且道学忠节姑舍，一次辅道之人，则每多建院与生祠，此非当然之事也。今此书院归正，既经远之谟也。予有尊贤之心，则迭设实非尊贤之本意，故如是矣。”令下，全国除保存47所书院外，各地书院均强行撤毁。兹将47所书院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李朝末年的朝鲜官员

至此，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在朝鲜已经基本完成其使命而开始淡出历史舞台。26年之后，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元光武（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又十三年，即纯宗隆熙四年（1910，清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本身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

白鹿洞书院

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

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先贤的牌位，兹据金相根先生统计，按时代先后将其姓名、奉祀书院数开列如后，他们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齐1所，西周人箕子3所，东周人孔子8所，东周人颜子1所，三国人诸葛亮4所，汉人管宁1所，唐人苏定方1所，宋人胡安国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岳飞1所，宋人吕大临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郑臣保1所，明人刘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总计共19人，奉祀于57所书院。这些为中国书院师生所熟悉的名贤、名儒，在朝鲜书院中享受香火与膜拜，说明其书院受到中国儒家影响颇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鲜理学大师李滉上书请求为白云洞书院赐书、赐额时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请依宋朝故事，颁降书籍，宣赐匾额”，倡建书院于“先正遗尘播馥之地”，“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

这无异于说，“东国”书院是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形成、发展的。那么，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方面受到中国书院文化的深刻影响呢？这里我们以书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经营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加以阐述。

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

在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因为有各地文庙专祀而只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朱子学说在朝鲜影响之大。这些书院分布在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其中庆尚道星州的川谷书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于号称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响之广与深。兹将各书院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另据韩国李春熙《关于朝鲜的教育文库研究》所附《全国书院一览表》辑录，除上述25所书院之外，朝鲜尚有如下6所书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开城，纯祖丁卯（1707）创建，奉朱熹及高丽安裕等人。

朱溪讲堂，在全罗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创建，祀朱熹。

新安书院，在全罗道任实，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配宋庆元等人。

城南书院，在庆尚道永川，创建年代不详，祀周公、箕子、孔子、颜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

府南书院，在成镜道宣川，肃宗辛巳（1701）创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古代朝鲜八道区划图

以上两项合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总数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据金相根先生统计，同时被10所以上书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时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赵光祖（17）、李彦迪（16）、郑逑（15）、金宏弼（14）、郑梦周（13）、赵宪（11）、金尚宪（10）、金长生（10）、闵鼎重（10）、郑汝昌（10），仅朱熹为中国先贤，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统计稍有差别，被10所书院奉祀的只有13人，依次是宋时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郑逑（16）、赵光祖（15）、李彦迪（14）、宋浚吉（12）、郑梦周（12）赵宪（12）金长生（12）、金尚宪（11）、金宏弼（10），仍然只有朱熹为中国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见，朱熹在朝鲜书院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重也。

具体而言，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熹学说的传入、传播，继而成为指导李朝政治的哲学思想，为朝鲜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罗初期，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同时传入朝鲜，并很快与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结合而成为官方哲学。新罗后期，受盛唐文化的影响，佛教思想渐渐兴盛。随着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的统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鲜的国教，遍布全国乡村都邑的丛林寺院，名副其实地变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这深涉尘世的僧侣政治的腐败，也正是王氏高丽王国亡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续高丽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转而以儒教经典作为其政治的思想指导了。

李朝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明朝属国的李氏朝鲜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学说了。同时，李朝的统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确立需要设立研究机构，而类似寺院式的儒教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地取代了高丽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关于朝鲜书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虽然消灭，支配者仍存，供给支配者哲学的机关仍颇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书院，高扬招牌而登场。”而李氏朝鲜“所有文物制度，皆始终模仿中国，且已自国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为一大支配观念。朱文公《家礼》为国家社会百般礼仪上唯一之准则，遵奉《小学》为律身经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学说是这种“高扬招牌登场”的书院的思想先导。

《白鹿洞书院学规》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从深层影响和规范着朝鲜书院的发展，如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还悬挂着《白鹿洞学规》。

不仅如此，它还被传到日本。如日本庆安三年（1650，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学规集注》，其序称：“近看李退溪（滉）《自省录》，论之详矣。得是论反复之，有以知此规之所以为规者，然后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第三，作为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立的。朝鲜《明宗实录》卷十载：“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领议政沈涟源、右议政尚震、礼曹判书尹溉、礼曹参议徐国议：丰基白云洞书院，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制度规模，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学令，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无不该尽，可以成就人才也。”同书卷十三亦称：“丰基郡有绍修书院，一道儒生济济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第四，朝鲜书院的赐额制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响。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朝廷赐额。接受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据统计，朝鲜有这种类型的书院269所，占总数的40%强，它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与朱熹有着渊源联系，《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学校考九》载：“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纯公李滉继莅本郡，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赐额颁书给土田臧获，俾学子修藏。监司沈通源从其言，启闻，赐额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

第五，朝鲜书院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学说传入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朱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中国书院一样，朝鲜书院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在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鼎盛之势。正如金相根所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书院三十余年，人称“邓书院”。本文系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下部，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