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谁反儒家我反谁----把反儒派的嚣张气焰打下来》后，“两个苹果”跟帖说：

“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云云。

骂得痛快则痛快矣，却毫无学理。门外骂儒，文革遗风，令人叹息。

儒家确实对墨子、扬朱、法家、老庄以及纵横策士等有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儒家倡导利他精神，却坚决反对利他主义；儒家追求民众、民族利益，也支持合情合理合法的利己行为，却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儒家重法，但反对法家的法律至上，主张法以礼为本、礼以义为质；儒家尊重道家人物，但不认同道家学说。

儒家对墨子、扬朱、法家、老庄等学说的批判，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社会责任感。 

二

儒家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和论断，都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天下国家的高度出发的。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出不得一点偏差。

比如上述诸家，法家主张严刑重法、强权暴政和中央集权，当然不行；道家反知识，反仁义，把“道”给架空了，且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完全目无他人、目无社会、目无领导、目无组织，在太平世到来之前，它们都不适合作为“治国方针”。

墨子利他主义，个人道德高尚得不得了，似乎是最好的了。其实未必。墨子兼爱，违反人情之常，比如主张对陌生人与对父亲一样爱，客观上就成了孟子所说的“无父”。这种做法如果付诸于政治实践，流弊无穷，很容易造就“大伪”社会、禽兽世界，当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也充分说明了孟子的先见之明。

兵农医工等，各种专业而已，对于仁本主义这一道、体、本而言，当然属于器、用、末了。在一个国家里，它们自应有其合适的位置，应得到实事求是的定位。学而优则仕，好，“专”而优则仕就不正常了。把各种专业人才放到非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去，甚至以技术性人才治国，或者把某些技术性、专业性的“术学”意识形态化，是会出大问题的。

“天下诸子百家”各有特长，很多学说、“主义”还大有利益、优点，不可或缺，但是，百家中除了儒家，其它的“家”最好，也是未能“得道体之全”的。

至于“纵横策士”，为了个人荣华富贵，不要尊严，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难道不是“妾妇之道”吗？这些人适合进入领导层或管理层吗？这些人所携带的各种“主义”适合指导政府和社会吗？

三

就像孟子倡导利他精神但排斥墨子的利他主义一样，东海在个体层面强调自由精神，在政治层面主张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制度优势，但不认同自由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

自由主义当然是好东西，比马克思主义“好”多了。但是，我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它在根子上、意识形态上仍然是有偏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为个人主义），只求政治自由不求道德自由，只重制度建设而不重道德建设，只识生命现象而不识生命本质，不识“性与天道”。

自由主义的弊端已经逐步暴露出来，好在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毕竟有其特定的文化、宗教基础和背景，尽管有偏，弊端有限。如果脱离了其原来的背景而移植到中国来，其流弊将加倍扩大。而且，没有本土文化的支持，移植工作将很难完成或者产生恶性变异，百年来民主追求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异化”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儒家爱国家而拒绝国家主义，爱民族而拒绝民族主义，重集体而拒绝集体主义，重个体而拒绝个人主义，重民意而拒绝民粹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也一样，爱自由、要自由而拒绝自由主义……这些道理，对于儒者来说，是不难明白的。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少年时代的一首自勉诗来：

象羊一样温良，不要羊的柔弱；
象狗一样忠实，不要狗的卑贱；
象虎一样勇猛，不要虎的凶狠；
象牛一样勤奋，不要牛的愚笨。

四

对于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这方面必须辨精析微，来不得一点点随便和苟同。根源上毫厘之偏差，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想当年，马克思主义初进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发现和指出其差错，奈何多数人士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便了苟同了，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儒家认为，只有仁本主义才是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才能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不是“大言不惭”，而是对良知仁性彻解圆证而“得道体之全”之后的实话实说，是一种“公然”的文化自信和责任自肩。

需要隆重说明的是，仁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包容性。对于古代诸子现代百家，儒家主张“道并行而不悖”，并在自由的平台上汲取各家的优点为我所用，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所用。在君主时代，儒家社会是最有秩序而又最宽容的社会；在民主时代，儒家社会同样也将是最有秩序而又最宽容的社会。

时代不同了，礼的精神、仁义的原则一样，礼的具体内容则必然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君臣关系，民主时代，权为民所授，故民意为大、为主、为“君”，官员为公仆、为臣。这是必须明白的。这个“君君臣臣”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同时，在君主时代防范君本，在民主时代警惕民粹，本是儒家的“本职”。儒家是“民为重社稷次是君为轻”的。但由于种种历史性的原因，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其实是“君本”国家，君主至上（这并不符合儒家经典。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以道制势）。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后世儒家的失职。

那么，在民主时代，反对专制理所当然，此外我们还要防范民粹、以道义原则和道德教化导良民意、制约民意。我们不能再失职了。民主时代也不是民意至上的，这是现代政治常识，兹不多论。

2010-3-28 东海老人余樟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