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人事-——《中华历史真精神》之二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初八日壬辰

          耶稣2017年1月5日

（一）  人格有贵贱

历史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构成，历史即人事。人事自当以人为主，事为辅。钱穆先生指出中西历史学的区别，西方重事更重于人，中国重人更重于事。没错，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人与事关系，是本末关系，本末不二而有别。中国人论历史论人事，都把重心放在人上。

人有人格。人格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类的人格，本质人格，这是平等的。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非常接近，差不多。人之初，虽然就有了习性，但差别很小。作为人类的人格，也是法律人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小人，一视同仁，只要是人，就有人权。

另一种是道德人格，高低优劣，因人而异，有君子有小人，有圣贤有盗贼。人之贵贱因此而别。

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有尊卑之分贵贱之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经系辞》一开头就强调了天地尊卑有差和万物贵贱异位。尊卑有差，乾坤才能稳定而生机勃勃；贵贱有异，万物才能安分而各享自由。如果天地完全平等，万物位序无异，秩序就不存在，世界就会乱套。

万物皆资于乾元而始，故万物一体。然在现象界，万物有尊卑贵贱之别，秩序井然，不容混同。人贵于万物，动物贵于植物，植物贵于其它。儒家四本：道德是仁本位，政治是民本位，宇宙是天（天道乾元）本位，在人与神、人与万物的关系中是人本位。

人类有贵有贱。区别人类贵贱的标准是德，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圣贤最贵，盗贼至贱。德就是人格，无德就无人格，轻则非人化，重则盗贼化。盗贼多了，占了上风，形成势力，成了气候，居于尊位，道德就会一泻千里，整个国家就会非人化，最后人种都会退化。

圣贤是君子之大，盗贼是小人之尤。前者代表善良、文明和光明，后者代表邪恶、野蛮和黑暗。但盗贼最擅扮演圣贤，并反过来将圣贤抹黑为盗、栽赃为贼。为不被识破和方便颠倒黑白，盗贼必会利用邪说对人洗脑，将正常的是非标准价值观颠覆掉，让人们与他一起诋毁圣贤、消灭君子…

人类漫长史，善与恶此消彼长，圣贤与盗贼亦此起彼伏甚至相对并立。有盗贼起，必有圣贤出；有毒药，必有解药生。只有到实现大同，没了盗贼，人人圣贤，“圣贤”这个名号也就用不着了。在这个意义上，“圣贤不死盗贼不止”的观点可以成立---正确说法应是：盗贼不死，圣贤不止。

圣贤与盗贼的颠倒是人世间最大的颠倒。一个社会如果诋毁圣贤而推崇盗贼，那就不可救药。

儒学是道德学也是智慧学，让人拥有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以区分圣佛与贼魔，辨别真理与邪说。可惜五四打孔，把这面最有效的照妖鉴魔镜打碎了。从此，很多人已成了善恶不分的睁眼瞎。明明是不仁不义的盗贼妖魔在吃人，人们偏把矛头指向仁义和圣贤，正好帮了盗贼的大忙。

道德人格有贵贱之别，所以平等是相对的，尊重也是相对的，歧视并非绝对不可以。法律歧视不应该，道德歧视应该；种族歧视不应该，贱族歧视应该；宗教歧视不应该，邪教歧视应该；歧视弱势群体不应该，歧视恶势群体应该。任何邪恶势力，无论是政治性、社会性还是宗教性的，无论它们强弱贫富，都不配获得法律之外的尊重。应该理直气壮地鄙视、歧视之。

对于罪恶，不仅应该歧视，还应该予以相应的惩罚。对于罪恶，文明政府理当义刑，受害人家可以义杀，正义力量不妨义战。法律惩罚是义刑，个体复仇是义杀，发动战争是义战。

仁政德治，有礼有法，不是一味的宽，也不是一味的严，而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杀不杀不是问题，义不义才是问题。孟子说：“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程子解释：“以生道杀民，谓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恶之类是也。”以生道杀人，就是义刑义杀，大仁大义。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句话，是对孟子此言很好的注解。王夫之说：“小人之不容于君子，黜之、窃之、诛之，以大快于人心，而要必当于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称情。情得法伸，奸以永惩，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于其罪而莫能怨。”

注意，某些宗教所谓的圣战，实非圣战，而是大不义之战，是对圣字的严重侮辱。真正圣战，必是仁义之师和正义之战，或卫道攘夷，或卫国御寇，或保良剿匪，或吊民伐罪，所针对的必是穷凶极恶的恶政府、恶势力和犯罪集团。某些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和同治回乱，恰是正义之师必须予以平定的。

一味反战是不义的，反对正义战争更是大不义，也是愚昧、怯懦和冷漠的表现。西方民众反战，或由于正邪不分，妇人之仁；或不愿帮助别人，见义不为；或希望置身事外，只要本国平安无事，哪管异族水深火热。对于某些邪恶政权，战争是摧邪显正、体现正义的重要或最佳方法。

例如，对于恐怖主义就应该大义凛然，对其行为坚决开展“武器的批判”，对其思想更应高举“批判的武器”。西方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宗教恐怖主义不可怕。民众对恐怖分子蒙昧无知的同情尊崇，政府对恐怖势力无原则的绥靖纵容，才是最可怕的。不卜可知，一些西方国家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有基督教教宗主张用“爱的武器”战胜恐怖主义。殊不知，单纯的“爱的武器”，妇人之仁也，无助于战胜恐怖主义，反而会助长其气焰，或者被恐怖极端势力所利用。这不是仁慈，是愚蠢和不负责任。对于恐怖主义，必须大仁大义，严密防范之，严肃批判之，并辅之以义刑义杀义战，必要时或重典峻法，严厉惩罚之；或以武止戈，坚决消灭之！

没有“爱的武器”是不行的，仅有“爱的武器”是不够的。在天下太平大同之前，爱必须带上武器，爱必要时要通过武器才能体现和表达。显正有赖于摧邪，惩恶有利于扬善，摧邪惩恶是仁爱题中应有之义。摧邪惩恶离不开武器。没有武器的爱，不是妇仁，就是伪善。

儒家以“爱的武器”为本为主，以“武器的爱”为末为辅，本末不二，相反相成。立人利人，与人为善，爱人爱物，成人成物，亲亲仁民，富之教之，这是“爱的武器”；惩恶罚罪，报怨复仇，敬天保民，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离不开义刑义杀义战，这是“武器的爱”。唯王道政治和圣贤君子最善于使用“爱的武器”和“武器的爱”。

（二）圣贤和豪杰

在人类中，圣贤君子是盗贼恶寇的天敌。“圣贤集团必胜盗贼势力”，道理很简单：圣贤作为君子之大者，除了大仁大勇，还有大智慧，圣王在上，圣贤成团，智慧如海，足以对付任何奸诈邪恶势力。武王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也。

圣贤也是人类最尊贵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过来，圣贤无过，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圣贤仁智勇俱高，圣人更是言行圆满，德性圆满。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不惑。有人问程颢：“圣人有过乎？”程颢说：“圣人而有过，则不足以为圣人矣。”

圣贤大勇，勇者不惧。以儒为懦或奴，是最大的误会和无知，蠢材也。儒家群体中，最多勇者，最少懦夫。日本崇儒，是汉唐宋的小学生，其武士道精神就源于儒家勇德，只是根基不固走火入魔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日本人是懦夫。

圣贤大智，智者不惑，不惑就不会犯错误，不惑就有“三明”，一是自知之明，二是知人之明，三是择法之明。法这个字，在佛教中意蕴深广，指事物及现象，也指佛法和各种思想观念。这里择法之明，意谓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都能明辨其高低、优劣、是非、正邪和善恶，不会受到迷惑。

胡适也强调不受人惑，自以为不受人惑。他有一段话流传广泛，俨然名言：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真能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堪称智者，达理明辨；真能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不愧先生，先知先觉。可惜这段话暴露了胡适自己的浅薄糊涂。人有大小正邪，理有真伪是非，文化有高低优劣，孔朱与马列岂能一视同仁，真理与谬论岂能混为一谈，文化教育与邪说洗脑岂能相提并论？岂能将学儒学、重仁道、存天理视为“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

胡适分不清楚教育和洗脑的区别。

教育是建立人格，洗脑是败坏人格；教育是培养仁爱，洗脑是培养仇恨；教育是开发智慧，洗脑是遮蔽心智；教育是建设文明，洗脑是导向野蛮；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洗脑是阻碍历史发展。儒学的真理性正义性特别高，最适合用于教育；马学则是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媾合产生的歪理邪说，最适合用于洗脑。

胡适是好人糊涂，因其好心肠有声望，办起坏事来迷惑性特别大。其早年反孔反儒的叫嚣和“國民政府把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成白話文”的建議，晚年“中國不但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的武断，都是误民误国的坏事，偏偏他干得理直气壮，赢得彩声阵阵。以盲导盲，越启越蒙，蒙人蒙己，如是启蒙，实为蒙启。

最重要的启蒙是仁义启蒙。如果意诚心正，仁性光明，允执厥中，自然人格独立，自有相当判断力，对优劣、是非、善恶、正邪、华夷、君子小人等等作出相当正确的判断。论判断力，圣贤最高，君子次之，士又次之，小人极低，恶人最低，常常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更不知几。

圣贤既是勇者也是智者，自然不受人惑。儒家将智慧纳入道德范畴，五常道将智放在第四位，三达德将智放在第二位。内而格致诚正，外而齐治平；大而修身，小而保身，都有赖于智慧。徐干《中论》说：

“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终日，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比干谏而剖心。君子以微子为上，箕子次之，比干为下。故《春秋》，大夫见杀，皆讥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终以亡国；鲁隐公怀让心而不知佞伪，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终以见执；晋伯宗好直而不知时变，终以陨身；叔孙豹好善而不知择人，终以凶饿：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故《大雅》贵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攘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逹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动作可观则，出辞为师表。比诸志行之士，不亦谬乎！”（《中论智行篇》）

徐干认为，殷有三仁，微子去之，智慧最高；箕子为之奴，次之；比干谏而死，智慧最差。春秋时代，徐偃王、鲁隐公、宋襄公、晋伯宗、叔孙豹等人，各有优点，但都智慧不足，所以下场不好，为春秋经所讥。

儒者必须有智，圣贤必有大智。周公姜尚伊尹傅说原是儒家圣贤，王阳明曾国藩也是儒之大者，无不克敌制胜用兵如神，自不待言。自古儒将厉害者众，著名者如先轸孙武田穰苴陈汤邓禹关公陆逊李靖郭子仪范仲淹虞允文辛弃疾袁崇焕胡林翼左宗棠等等。便是邪教中人如石达开，盗贼集团中人如李岩，略沾儒味，就大不同。

世俗对智慧理解往往有误。孙膑识破庞涓装疯卖傻，摆脱杀身之祸，被看做智慧象征；韩信战无不胜拜将封侯，曾忍胯下之辱，都被誉为大智大勇。其实两位虽有智慧都欠大。孙膑上老同学的恶当，被处髌刑，毫无识人之明，装疯卖傻已是迟了；韩信死于非命更是不智，胯下之辱也是自找的，不准备用而“好带刀剑”，非蠢而何？

智慧中正深广，自成体系，真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我在《儒家大智慧》一书中，曾分为知时、知人、知言、知礼、知本、知权、知中、知因、知几、知常、知易、知命等十二个方面予以阐述，兹不详论。

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孔子根据人的品德，从低到高将人分为五等：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并分别对他们的不同特点、能力和表现作了具体总结描述。

关于贤人，孔子说：

“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举止合乎常理，可以为民众准则。行为合乎道德规范，不会伤害本性，言论足以为天下人效法而不至于遭到伤害，身为匹夫努力上进，荀子说：“君子贫穷而志广。”贵为诸侯而不以财富为宝。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其身。”

关于圣人，孔子说：

“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

智慧能通晓大道，善于应对各种事变，能明辨万物的性质和特征。大道，是变化形成万物的根源；万物的性质和特征，是处理是非、决定取舍的根据。圣人的事业像天地一样广大，像日月一样明白，像风雨一样统辖万物，温温和和诚恳不倦。他难以被模仿，像是上天在主管，他难以被认识，百姓甚至不知其善，如孟子说：“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这里的圣人也就是大人。

人之优者为士，士之优者为君子，君子之优者为贤，贤之大者为圣。大人与圣人内在证量相同，皆道统传续者。《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论语季氏篇》说“畏大人”。注曰：“大人，圣人也。”

如果要区别一下，大人是有机会成就外王事业的圣人，道统政统合一。《史记索隐二十六》引《易乾卦》向秀注云:“圣人在位，谓之大人”。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赵岐注：“大人谓君”。

在《易经》中，统而言之，圣人与大人无异；分而言之，作易称圣人，实践易德称大人。《乾凿度》引孔子说：“《易》有君人五号：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与上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圣明德备的大德帝王为大人。又说：“大人者，圣人之在位者也。”

圣人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以新民为事；大人行道，吊民伐罪，制礼作乐，以亲民为业，德位双极，觉行圆满。大人的位特指大位，或为一国之主、或为天下共主。位不大到这一级别，不足以开儒家政统、合道统政统为一。所以，德与位哪一方面未到极致，都不算大人。圣人为素王，大人称圣王。

圣贤无所倚，我欲仁斯仁至，圣王的成就则有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人类历史至今为止，配得上圣王之称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周公虽非王，曾代成王摄政，故亦称圣王。

圣王出，必有圣贤群体与之俱出。例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论语》），武王“予有乱臣十人”（《 尚书》），皆圣贤集团也。圣王出，必能成功推行王道政治。现代社会，儒宪才是王道，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王道，政治文明度、社会自由度和国民幸福度超越西方，才配称为王道。岂但四九和五四以后，秦汉以来就没有圣王了。历代帝王中光武帝德性最高，也不过勉强算贤王而已。

圣王出，其政权必为中华正统。但要注意，正统政权未必出圣王。如汉唐宋，虽正统，无圣王。秦汉以后，有三个帝王出身儒家：光武帝刘秀、梁武帝萧衍和昭烈帝刘备。但萧衍皈了佛，刘备染有法（法家），唯刘秀始终儒家，是秦汉以后帝王中道德境界最高者，但也未达圣贤境界，君子而已，勉算贤王。

刘邦刘秀刘备皆秦汉以后帝王中的佼佼者。刘秀刘备皆儒，唯刘邦不知儒，但很“天真”。曾有尿儒冠之恶作剧，为郦食其斥骂而革面，开始用儒；成功后老毛病复犯，自称“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又因陆贾批评而洗心，终接受儒家的礼仪制度，为儒家在汉朝取得道统地位奠下了初基。

或说光武帝的成就似没有唐太宗高。圣王须内外并重，但“内功”是更加根本的，外在事功只为辅助标准。唐太宗杀兄囚父，尽管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毕竟大损其德。不能预作防备，以求两全其美，也是智慧不足。即使论事功成就，光武未必逊太宗，从不同角度看，也可以说高于太宗呢。

圣王，堪称能造时势的大豪杰。先为豪杰，后为圣贤，圣贤都是豪杰做来。

何谓豪杰？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要等待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奋发的，是平庸的人，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那样的人，自己也能奋发起来。”

孟子又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大丈夫，也就是豪杰。

王夫之说：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 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俟解》）

豪杰未必是圣贤，圣贤一定是豪杰。豪杰就是能“兴”的人。所谓“兴”，就是本性之气的发动。那些唯唯诺诺只会附和别人，每天劳苦而不能超越地位财富妻子儿女的人，数着米粒计着薪酬，志气日渐消减，不知天高地厚，虽然醒着如梦中一样，虽能看见与盲人无别，虽然勤奋地活动四肢但是心不思，就是不“兴”的缘故。圣人用诗教他们来清洁他们污浊的心灵，震动他们颓暮之心气，先把他们引上豪杰一流再向圣贤看齐，这是在乱世拯救人道的大举措。

王夫之又说：“能俭，能勤，能慎，可以为豪杰矣。”能够勤俭慎重，就可以做豪杰了。关于俭勤慎，王夫之解释说：“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而不节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心专而志致。慎者，是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

儒家理解的俭勤慎，与世俗的理解大不同。世俗所谓的俭勤慎，其实是吝鄙懦：“吝似俭，鄙似勒，懦似慎。吝者贪得无已，何俭之有；鄙者销磨岁月精力于农圃箪豆之中而荒废其与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祸而避之，躬陷于大恶而不恤，何慎之有！”（《俟解》）

圣人有中道和外道之别。其它各门各派的圣人为外道圣人，也是一类豪杰。如佛菩萨，大雄之士，克己制胜，也堪称豪杰。

孟子称赞的伯夷、柳下惠，就属于豪杰。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的圣只是泛说，这四个人中，孔子、伊尹是中道圣人，圣之时者，伯夷、柳下惠则相当于外道圣人。所以孟子在《公孙丑上》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行乎中道，不走他们的路。孙奭《孟子注疏》说：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复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为狭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轻忽时人，故为不恭敬。然狭隘与不恭敬，是非先王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

程颐说：

“更说夷惠处云皆古圣人，须错字。若以夷惠为圣之清、圣之和则可，便以为圣人则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为圣人。如伊尹又别，初在畎亩，汤使人问之，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是不肯仕也。及汤尽礼，然后翻然而从之，亦是圣之时。如五就汤五就桀，自是后来事。盖已出了，则当以汤之心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二程集》）

对于释尊和老庄，东海很欣赏很尊重，但不完全认同。也学舌孟子说，释尊立足于空寂，老庄立足于虚静，空寂和虚静，君子不由也。

钱穆认为，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两者的分别只在其表现上。

我以为此说不当，低估圣贤境界了。圣贤与豪杰的差别主要在德。圣贤仁智勇俱高，言论行为皆圆；豪杰侧重于勇德和气节，言行未必皆当。圣贤必为中道主义者，必须允执厥中，从容中道；豪杰则各种正学正派都有可能产生，有无学问，学不学儒，非关键也。

圣贤一定是豪杰，仁者必有勇故；豪杰未必是圣贤，勇者不必有仁故。圣贤必须从有志于学开始，通过而立，然后才能进入不惑和知天命的贤境，继而获得耳顺和不逾矩的圣德。

知命成仁与否，是圣贤与豪杰的根本区别。豪杰未必识仁知命，圣贤则已知命成仁。因此，儒家之士和君子中有豪杰，各门各派中亦有豪杰；唯学习实践儒学，并能从容中道，方为圣贤。圣贤不世出，圣人尤难得。比如三国，豪杰指不胜屈，圣人则无，贤人亦寥寥无几，管宁、孔明等三五人而已。

西哲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东海曰，良知是人的尺度。圣贤、君子、豪杰、枭雄、盗贼的区别，归根结底就是良知的差别。圣贤良知圆满，君子良知光明，豪杰良知初明，枭雄良知不明，意气用事；盗贼良知遮蔽，恶习作主。

还可以从各种外在的角度观察。比如，圣贤的追随者，相对命运较好，后福绵长；圣贤的拥护者，普遍命运恶化，下场不好。孔夫子集团和秦始皇集团，曾国藩集团和洪秀全集团，善恶正邪截然不同，品质、命运、下场和后续亦截然不同。所以，信仰支持什么学说，拥护追随什么人物，非常重要，不可不慎。它直接决定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深刻影响着自己、自家和子孙的命运。

又如，离圣贤君子越近越久，越会产生尊重、敬爱之情；离盗贼恶棍越近越久，则会产生轻蔑、厌恶之感。孟子说：“无道之至，亲戚畔之。”古来死在亲信、亲友和部属手里的暴君盗贼特别多，这是重要原因。

（三）圣雄造史

豪杰与英雄近义。

美国影视剧常常焕发着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其塑造的充满正义感、责任感又非常人性化的各种英雄人物，常常让我感佩不已，让我想起历代圣贤君子仁人义士。也唯有中国历史上的仁道主义豪杰，才能媲美并超越美国屏幕上的人道主义英雄。

数英雄人物，还看历史。中国历史上无数仁本主义英雄的伟大光明，那种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体悟，那种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情怀，不仅集体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群体难以理解，难以望尘，西方个人主义眼光也隔了一层。多么期待中国特色的仁道主义英雄片啊。

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一文中将英雄分为两种，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他认为：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造时势的英雄，堪称大英雄，大豪杰，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贤君，特别是那些儒家王朝的开国君臣，都属于造时势的英雄。是他们结束乱世，将政治领上轨道。钱穆说：“政治上轨道，同时必是社会也上了轨道。社会不上轨道，单要政治上轨道却不易。”（《国史新论》之《中国历史人物》）

没错，政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黑俱黑，一明俱明。历代圣王贤臣侧重于政治造时势，历代圣贤大儒则侧重于文化造时势，通过文化道德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浸润引导，让社会逐步上轨道。就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圣贤和英雄共同创造了历史，简称为圣雄造史。

圣贤大儒都是大文化人，以“文”化人的人。文是德智的统一，化是教化兼感化。文化的实质是文明化、智慧化、道德化，各种知识、学问则是“文”的皮毛，所以文化人有知识有学问，但有知识有学问不一定就是文化人。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依据是道心。文化人首先是道德人，是“得乎道”之人，如此方能以文化人，以德化人。

我曾列举历史上最优秀并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儒家群体：尧舜禹集团（可三），汤伊集团，文武集团，孔子集团，刘秀集团，程朱集团（可二），王阳明集团，曾国藩集团，康有为集团，熊十力集团。都堪称圣贤君子大英雄集团，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康有为、熊十力的地位现在仍然被严重低估，他们的文化影响刚刚开始。

历史有上层和下层，圣贤君子屈居下层，同样可以产生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钱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一个结论：中国史上等一等人物，乱世衰世更多更大。然哉然哉。钱先生指出：

“我们讲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层的，另一部分是下层的。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了那些有表现的。”（《国史新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和颜渊。《左传》是春秋时代一部详尽的史书，但提及孔子微不足道，颜渊则根本没有提及。但若论历史地位，孔子还在尧舜之上。而颜渊的影响和作用也丝毫不逊于管仲、子产等著名的大政治家。

大同理想实现之后，万世太平才有可能；之前，历史总是治乱盛衰不断循环。而从乱向治、从衰向盛的关键有二：一是社会共业的转良，一是伟大人物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伟大人物即圣贤豪杰的作用又是主导性的。

注意，真正的英雄，必然以仁为本或以人为本。因此，有个人主义英雄，没有集体主义英雄；有仁本主义、人本主义英雄，没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英雄。集体主义打压个体，神本主义充当神奴，物本主义甘为物奴，都是反人权、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类的，都是培养罪恶的摇篮和通往暴政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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