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著《为万世开太平》(增订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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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4-0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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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作者简历:盛洪,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为什么制度重要》《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经济学精神》《分工与交易》《为万世开太平》《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以善致善》(与蒋庆合著)《旧邦新命》(与宇燕合著)等。

 

 

 

 

 
 
书名: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增订版)(天下论丛)
作者:盛洪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1月
 
 
 
内容简介
 
“文明”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探寻“文明”之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增订版)》以文明为核心、经济学为视角,探讨“经济学与历史”、“英国的‘自由贸易’”、“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长城与科斯定理”、“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精神”、“恐怖的经济影响”、“战争凯恩斯主义”、“从儒学家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学家从大视角探讨一个大话题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种种新的思考,让我们在思想上有所收获。
 
 
作者简介
 
盛洪,男, 1954年12月17日生于北京。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授,兼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代表了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除此之外, 他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 关注文化与道德问题, 在《读书》、《东方》等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随笔和杂文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论著《为万世开太平》倾注了他对文明冲突与人类和平的思考。
 
 
媒体推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张载
 
 
编辑推荐
 
《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增订版)》:
 
如果中国人真正富了,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她不屑于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作新的霸主,她的理想是消灭这一规则本身。
 
首先是终止改进武器的竞赛,改变武器制造的商业性质,排除在国际谈判中的强权因素,在各文明间倡导平等的交往规则。她希望人类避免那个恐怖的核灾难,她希望看到那个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
 
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艰辛和苦难才会真正得到补偿,英烈和冤魂才会真正得到宽慰,眼泪、汗水和鲜血才会真正得到报答。
 
到那时,如果我们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不是因为我们富,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奉献于结束现代战国时代的伟大事业——为万世开太平。
 
 
目录
 
 
前言:从“为往圣继绝学”到“为万世开太平”
 
第一部分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
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为万世开太平
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第二部分 世界诸文明中的中国文明
 
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
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
东方世界的兴起
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
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长城与科斯定理
 
第三部分 走向新的国际规则
 
南海:一个新的国际规则诞生的地方
纸上的帝国
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
 
第四部分 探寻新的全球文明
 
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
东西文化交融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精神和文化建设
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五部分 冲出达尔文丛林
 
能避免下一次吗
恐怖的经济影响
建立一个惩罚战争的世界
隔次报复
帝国宣言
战争凯恩斯主义
战争损益表
一件重要的“小事”
石油需求与国家行为
民族主义:定义,还是被定义
勿替掠夺洗钱
帮助法国洗刷耻辱
 
第六部分 对世界永久和平的思考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
终结核达尔文主义
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
后记
增订版后记
 
 
《天下论丛》总序
作者:盛洪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在近一百多年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们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它文明的挑战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悠哉悠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但她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功夫看一看天下了。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聚合成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它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到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之大。因为大,就更接近于天下。正如奥尔森所说,一个局部的群体所覆盖的范围越大,它的利益也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由于中国人口占有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它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
 
    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也不完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对立,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并不能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是互不理解的心。
 
    很自然,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作出努力,使这个天下更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才是“天下的”。因此,我们对天下的关注,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也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而应是一种博大的、宽容的爱。与此相应,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最有可能是通过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如果能有影响的话,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应当承认,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还是刚刚开始。甚至在五年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要谈论“天下”。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但是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以致我们还没有资格直接进入主题,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别人,一是认识自己。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但也许是由于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以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部分。即使他们注视的西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被看作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而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希伯来传统。由于总是与西方较劲,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
 
    在另一方面,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尽管在传统上,中国有“慎大”之说,但在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很少有人去捡讨,中国的道德的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中国既没有从她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因此人们会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流的巨大财富。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知识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分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尽自己的努力,摧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
 
    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天下论丛》(感谢王焱先生,是他提出了《天下论丛》的名字。)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天下之大,海阔天空。我们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民族、国家、宗教。我们同时也很希望,就天下问题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即讨论其它文明究竟如何,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既然讨论天下,就要有胸怀。本论丛唯一的规则就是宽容;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尊重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方案,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天下论丛》的编辑和出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象的、积极的文化结果。
 
1998年8月30日于北京朗家园
 
 
 
序言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在近一百多年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们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他文明的挑战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优哉游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但它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工夫看一看天下了。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口庞大,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具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后记
 
自2001年《为万世开太平》第二次印刷以后,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大事,包括“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这些大事强化了本书的主题,即中国变成一个“大国”以后,将如何行事,而这引起了国内各界的讨论以及世界各国的关注。很显然,本书的主张是各种意见中的一种。并且我相信,这种意见对中国是重要的,世界也需要。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出版《为万世开太平》的增订版,借此之机,我增加了自2001年后写的相关文章,包括“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石油需求与国家行为”、“从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终结核达尔文主义”、“长城与科斯定理”和“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等较长篇的论述,也包括对各种事件的简短评论,如“能避免下一次吗”、“恐怖的经济影响”、“建立一个惩罚战争的世界”、“隔次报复”、“帝国宣言”、“战争凯恩斯主义”、“战争损益表”、“一件重要的‘小事”’、“勿替掠夺洗钱——中国如何对待流失海外的文物”和“帮助法国洗刷耻辱”等。此外,还有一篇由会议发言改定的文章,如“民族主义:定义,还是被定义”。一共增加了17篇文章,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些文章在继续坚持天下主义取向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今世界的现实,并且更多地思考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道路。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宋东坡认真而辛勤的编辑工作,也感谢陈威威老师和谭天歌为设计制作本书封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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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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