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近十多年以来,民间也形成了一个读经的热潮。这个读经热潮是伴随着“国学热”而来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以说读经是对时代的回应。
用建立在建制性基督宗教范式基础上的西方宗教观看待中国本土宗教,造成对宗教认识高度混乱,将本土宗教判定为建制性宗教、将我国绝大多数人判定为无宗教信仰者、片面注重对各宗教信徒人数的统计、宗教学研究以建制性单一宗教分科等一系列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负面影响我国的宗教、社会和宗教政策,造成多种危害。
《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
阳明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以王阳明之政治军事事功为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阳明学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精神气质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阳明学之核心概念、命题以及社会教化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考察。对阳明学上述三种形式的政治维度考察,特别是对阳明学政治哲学思考,可以拓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
两层存有论结构模式可以转换成体用论结构模式,但是由“用”到“相”之间变成了“坎陷”,而不是“诈现”。虽然如此,这仍旧是在熊十力体用论探索路线上的建构,是“十力学派”体用论的第三条探索路线。在此基础上,牟宗三还把此模式延展至圆善、真善美合一等问题的解决之中。这一解决,是心学研究的最高峰,也是一条无法走出的绝路。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
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荀子的性恶只是现象的恶,而非实体的恶。主体克服人性中恶的自然倾向,乃是克服自我中的他者。这一主体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是以“人心”为基础的。作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观照的心理能力,“人心”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对象化,能将自我前此的意识作为对象加以省察,从而为自我超越感性欲望提供基础,并由此而证成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然而,···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
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
二程和朱熹把道德学说建立在先验的人性论基础上,注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王船山则认为,人性并不是基于某种绝对的本原而被内在地规定的,其形成离不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人性在本质上是“分殊”之性。船山对“分殊”之性的强调,与明中叶以来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个体性被日益重视起来的思潮不无关系。
虽然刘宗周认为两种提法大同而小异,但史孝复批评“意为心之所存”的命题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刘宗周提出“意为心之本体”“好善恶恶意之动”,史孝复指出由此而来的“存”之工夫无法践行,功夫主要在心之发用时做。通过对辩论的考察亦可看出,虽然与王阳明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刘宗周始终坚持与王阳明思想的一致,努力融纳史孝复的批评。在···
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是朝鲜阳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心灵哲学看,王阳明与李退溪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对行为主义的反对与辩护。
数字卦研究的不足在于它过分依赖经验论证和过分强调其独特性,以及对“数字卦”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易卦就其整体来说不是一个数字,“数字卦”其实等于“数字爻卦”或“数字爻画卦”的概念。“数字卦”的命名缺乏历史的正当性,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引起了混乱。
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的关系,是儒学研究中首屈一指的大问题,被人誉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
黄榦将《太极图说》划分为陈述太极道体逻辑展开的本体论、具体人物生成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生修养论三个部分;从厘清“极”字的本义出发提出了一个对“无极”与“太极”概念的理解思路;认为太极有动静,但太极不能自为动静;对朱熹将五行次序分为生之序与行之序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五行次序只有一个,即水木火金土。这些理解既是对朱熹《太极···
要想解决百年来《诗经》研究发生的问题和纠正出现的偏差,我们确需回到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本身,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和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语境,破除《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的唯一认定,从“文学与伦理之凝合”(钱穆)的角度,来把握《诗经》精神,以期中国《诗经》学获得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崭新未来。
熊、贺二人面对着波荡的政局,以传统语境中的异端人物王安石和张居正作为取证,尽可能地调适着“学”与“主义”、“改革”等实际政治需要的矛盾,尝试在当权者面前为学术争得位置。相较前贤,他们的努力有异有同,但都是不完全成功的。基于以上的思想史观察,本文在最后简单讨论了这种权衡于学、政之间的论说在当代的表现与处境。
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1]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他们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
本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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