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时身后醇正光辉的形象相反,在两宋之际对于其晚节存在各种质疑与非议。但以陈渊为首的杨氏门人后学,利用诸多盖棺定论性的文字材料的组织、文饰,对杨时的形象和历史地位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构建。杨时与蔡京父子的关系、高丽国主问龟山安在、《三经义辨》终结王学、“吾道南矣”说等,大量似是而非、真伪交织的材料不断层累的塑造出一···
橋本敬司 1960.01.07—2011.05.16
爱国情怀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公开运用理性对生存处境进行分析和反思后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理性精神。就国家而言,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理性认同构成了国家存续的前提;就个人而言,国家的功能和目的满足了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理性诉求。正是个人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使得人们在理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于自···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以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
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为功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
朱熹忠德思想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他构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忠德价值系统,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进德为人提供了价值依据和道德信念。
舍勒有关同情与爱的区分表明,同情不具有价值构成功能,爱才是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恻隐之心在当代学界常被视作同情,因此有必要从舍勒这一区分出发,重新审视孟子文本。相关辨析表明,恻隐的本质是爱,不是同情。作为爱之端的恻隐在儒家传统中同样具有源发性和价值构成性的特征。它的发生结构与存在方式可以称为感通。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他们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作为对待古代精神产品的一种态度和对之处理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历史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新经学。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牟宗三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颇表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思想基石,予以反省和推进。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在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船山思想予以融汇吸纳,于此可见传统的辐射效应与现代张力。
董仲舒对历史的看法,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所以才性美学是其生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维。“才性”作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才性美学却是由牟宗三开掘出来的。只有在新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系框架下,它才被提升到生命美学的系统高度。
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的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天人之际”在逻辑上优先于“天人合一”,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际”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际”,人与自然世界互动意义上的天人分际,特定时代民众的生活实况是“天人之际”的实际体现。不同向度上的“天人之际”的有序融合,导向儒家所重视的不同境界。
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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