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典语》是三国之际吴人陆景所撰,著作时间不详,最迟当不晚于吴天纪四年(280年)。是年,陆景遇害,年仅31岁。此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然世已久佚,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内容既反映了陆景救弊于一时的殷切考虑,也逐渐凝练为一种治道主张,至···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形成及流传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经典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本和主要源泉,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关键载体。
从“结绳记数”到“书契刻数”,从“文字记数”到“算筹记数”,远古先民的数思维逐渐从形象走向抽象,逐渐从符号走向逻辑。数思维是古代先民从数与数度之维认知天地万物的一种思维范式,其中贯穿着认识论、宇宙论和价值论的理论路向与历史逻辑。宇宙无穷,盈虚有数。数是超越的、理念的,又是具体的、量化的;从数绎出数目,数与数目成为远古···
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凭空产生,其渊源有自。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学界对官学、私学关系下的君子观念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实则二者紧密相关,私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是联结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悌德与孝道往往相提并论,被认为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德行。关于孝道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理解与认同。在中国人看来,爱、敬自己的父母,既是出于人的天性,也是一个人所当然应该做的。
进入老龄化时代涉老话题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尊老、养老已成社会共识,相比之下,对老的品性、老的需要、老有所为等问题关注度较低。事有不明问道于智,两千多年前孔子对老就有许多思考,尊老、崇孝之外,《论语》中有好几条关于“老了如何”的解说,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古代智者当时表达的意思,能给今日人们的相关思考及应对贡献多少伦···
“三代”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指夏、商、西周,秦以后也开始包括东周,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三代”所创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处于思想交锋中先秦诸子的追捧。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色彩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颜色观念本质上是一个从属文化观念,不同色彩代表和诠释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蕴。在悠久绵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黄、青、白、赤、黑是五种正色,而黄色排在五色首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将黄色奉为至尊色彩的深厚传统,黄色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而且在中国传···
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不仅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两个文明的碰撞对中国思想观念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梁启超的《论公德》恰是这一复杂时代下的产物。樊浩指出,梁启超的伦理思想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说“不中不西”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梁启超的伦理主张不是超脱中西而独立一派;但“即中即西”···
据统计,我国历史上存在过大大小小书院七八千所,其中著名者有所谓四大书院之说。尽管“四大”之所指说法不一,但岳麓书院总能名列其中,足见其在古代书院中的地位。而古代著名书院中,只有岳麓书院成为现代大学——湖南大学,继续发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功能,故有千年学府美誉。
重视经典,以经典注释来表达思想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显著特点。朱熹对中国传统学术影响深远,其经典意识既鲜明体现了中华传统学术的这一特点,同时又深刻参与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发展与塑造。探究朱熹的经典意识,对加深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脉络、话语体系、自身关怀的哲学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传为子思之作的《中庸》,在朱熹所订第二章和第三十章,两次直呼“仲尼”。这一现象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繁荣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对百姓疾苦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居官要清,为民造福,体现在“居官七要”说里。
近年来,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对这一趋向进行梳理,无论是对古籍整理事业,还是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
尽管当代社会早已习惯将炎帝、黄帝合称为“炎黄”,但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世人更习惯将两者合称为“黄炎”。由“黄炎”到“炎黄”的变化,并非仅仅是文字表层的调换,其背后蕴含着炎帝形象的衍生与身份建构的过程。
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根据“通三统”的原理,王朝可以更迭,但王朝更迭背后的逻辑是“天之历数”的体现,得此天命者方为“正统”。如果说“大一统”是从天道与人道的相须关系中奠定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基本价值;那么,“通三统”说则从兼具三代之“正月”而承认过去王朝也具有天道之合法性,意味着对过去历代共通之价值观念的认可、学习、继承与保守,由此中华文明方得以···
在中国古代,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圣”是从文化角度而言的。“圣人”与“亚圣”作为对孔孟的尊称,意在肯定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之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理论体系形成了“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脉,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孟之道重在“仁义”的发展,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