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曾这样评论儒家:“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此论可谓准确地表达了儒之君子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真儒或曰儒之君子,他们极富道德情感、人文情怀、责任当担与天下意识。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黄帝之后的五帝之间存在着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颛顼传位于族侄帝喾,帝喾传位于儿子挚和尧,尧传位于族孙舜,舜传位于族祖禹,若按司马迁所论,这是典型的家族内部的选贤任能机制。
《白虎通义·礼乐篇》云:“太平乃制礼作乐。”汉代儒学始终把创立一套广泛意义上的礼制,以巩固王者“功成治定”,实现太平之后的政治秩序、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长久统治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
《诗》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从周初到晚周(少数到战国),五百年社会生活的整体世界尽在其中。
梁启超非常推崇严复,曾在信中称许其“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唯一让人稍觉遗憾的,就是译笔太过古雅深奥,不够近俗,在传播上恐受影响。
书院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至晚清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和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书院文化在新时代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和发展。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家礼乐机关是“乐府”概念最早的指称,且该内涵直至清末仍然沿用。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是乐府建设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由汉至唐的发展与嬗变历程中,乐府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沉淀与构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关注。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又叫登高节、菊花节等等,有晒秋、饮菊花酒等丰富多样的习俗。
中国文明史中有绵延数千年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存在智慧,这源于“我国灾害之多,罕有其匹”的历史。
关于《周易》一书题名中二字的含义,历代已有多种解释。本文在简要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整全性哲学”意涵。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蘧伯玉是什么人,能够与老子并列,受到孔子如此敬重?
辽宋夏金政权在思想上形成了共尊儒家的理念,在制度上共承了“中国之制”,由此凝聚了华夏认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奉“中国”之号的道路。
辽宋夏金时期,诸多政权在自称“中国”、宣称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彼此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身份认同。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传就是《彖传》《象传》《系辞传》等所谓“十翼”,相传是孔子作的。《象传》又分为《大象传》和《小象传》。其中《大象传》是解释卦辞的,《小象传》是解释每卦爻辞的。《大象传》和《小象传》原本是独立成篇,后来为了阅读方便,被散入到每卦每爻之下,才呈现今天我们看到的面貌。
儒的起源甚早,前贤认识各有不同。而创立儒学,培养儒生,进而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方向,则肇始于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孔子私人办学,招生授徒,要求学生儒服委质,服膺儒教,“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价值导向上,天下大同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由个人修身修性到观照天下的价值实现路径。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崇礼尚信、厚往薄来的邦交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琉球主动加入朝贡体系并与明清两朝保持500余年的友好往来正是历史的见证。
据《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论语·八佾》篇,孔子对子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之问的回答,也使用了“绘事后素”四字。自东汉郑玄起,历经唐宋、明清及至近现代,对“绘事后素”释义解读的不息分歧,首先就···